“媛”，本义为女子姿态美好，如婵媛。
《楚辞·哀郢》：心婵媛而伤怀兮，![]()
不知其所蹠。
然而，谁能想得到：今日之媛却成为了笑柄，由互联网衍生而出，却比互联网走得更远。
![]()
2020年10月12日，自媒体人李中二发布了一篇文章：《我潜伏上海“名媛”群，做了半个月的名媛观察者》，其详细讲述了一些“假名媛”如何通过拼多多式的低消费，将自己打造成住着高级酒店、穿戴奢侈品的精致人设。
从此，“名媛”一词在大众心里，已被不知不觉地蒙上了一层贬抑色彩。时隔近一年的2021年9月21日，工人日报发布了《拼装名媛“上新”？闹剧该结束了》一文，批评“佛媛”拜访宗教场所、分享宗教有关活动的同时，还在社交平台上炫富聚财。
同年9月28日，健康时报发布文章《“佛媛”之后再现“病媛”》，暗示部分网红假生病，真带货，以精致妆容博关注、引流量。然而其文章所使用之图片中的主角却实实在在是真实病患，这掀起了一波“我不是病媛”的浪潮。此外，医媛、饭媛、雪媛、支教媛，甚至离媛等等词汇大量涌现在网络上，“名媛”一事显然成为了公共事件，对此，有人觉得愤怒，有人则觉得被冒犯。
当讨论声四起时，我们或许需要停下来冷静地思考一会儿——“名媛们”有如此道德败坏吗？人们为何对“名媛们”感到不满？为何对谩骂“名媛”的人感到不满？又为何对于个别媒体的不实报道感到不满？
![]()
随时准备从后台走上舞台
首先，需要屏幕面前的你聚焦于“名媛”的产生过程。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名媛”，这是一些人希望自己能够扮演的一种角色，其代表着优雅气质，漂亮脸蛋，迷人身材以及雄厚财力等等——这些人实际上希望自己获得的是这样的东西。
20世纪的美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曾提出过“拟剧论”。他认为，社会和人生是一个大舞台，社会成员作为这个大舞台上的表演者关心着自己如何在众多的观众面前塑造能被人接受的形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以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场次进行表演。在拟剧论的框架之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或许可以分为以下五个环节。
在个人行动背后隐藏着强有力的“剧作家”，即社会关系，它不允许个人离开剧本表演。剧本期望指的就是这种社会规范对各种角色的限定。此外，其它演员的期望和观众期望也会影响个人的表演。所谓表演，是在某种社会情境中，人们为了给他人留下某种印象而做出的所有活动。我们所看到的“名媛们”的表演者是我国的普通人。在中国社会中，传统美德作为绝大多数人的最高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对于人们朴素道德观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如果说谦虚是传统美德之一，那么炫富或许就可以说是对谦虚的背道而驰。我们所看到的“名媛们”的表演者也是女性。目前我们所处的社会作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规训则更甚。“太漂亮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有钱的女人肯定是傍上了大款”、“热衷于展露脸蛋和身材的女人肯定心里有些不干净的小九九”……类似的话和观点在每一位女性成长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曾出现。如此一来，漂亮脸蛋，迷人身材以及雄厚财力都成为了对这些“名媛们”可加以指摘之处。我们所看到的“名媛们”的表演者还可能是其他真实的社会角色。以“病媛”为例，由于大多数人所想象的病人都逃不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等“不好看”的形象，“好看”的病人就容易被人怀疑作假。因此，那些被媒体批评的假病媛，实际上却可能是真病人。同样的，这些表演者也有可能是佛教徒、爱支教的热心人、抑或是乐观又勤劳的医生……2.剧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社会生活舞台上扮演着角色，都是表现剧情的人，即剧情表演者。表演者可能真诚地相信他所表演的行为，也可能不相信自己所表演的行为，而是做给别人看的。此外，表演的目的是要表达某种意义。“名媛”将自己的生活记录并分享在社交平台上。我们或许可以对其目的做出两种推测：一种是真的想要记录并分享罢了，另一种则是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希望在别人眼中打造出名媛的人设。后者也许可以算得上是欺骗行为，或者至少是一种不真实的行为，他人在道德上对其批评也就成为了可以理解的事；而前者在这次事件中则多少是被殃及无辜了。3.剧组
剧组指的是在“表演某种剧情时进行合作的一些人”。处理好剧组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的。因为，第一，当剧组正在表演时，剧组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采取不适宜行为而使演出中断或走样的能力，每个成员的演出都依赖于同伴的合适行为，反之亦然；第二，剧组成员都了解他们正在上演同一幕剧，了解舞台演出技巧中的秘密，他们彼此熟悉，共同保守剧组的秘密。
假名媛之所以被曝光，或许可以部分归因于这一剧组中有人告密，使得其扮演名媛的戏码在观众面前出丑。4.表演区域
表演区域包括前台与后台。前台是按固定方式进行表演、为观众规定的特定情景的舞台部分，主要由布景、个人外表和举止等三个部分组成。布景是演员表演必需的场景，包括装置、舞台装饰和其他道具等；个人外表是反映表演者的社会地位的那些标志，比如年龄、性别、种族、服饰，以及提示行动者地位的其他信息；举止则是人们期待如何行为的特定信号。一种特定的前台其实早已设计好了，人们只能按规定去进行表演。前台是角色暴露于观众眼前的表演空间 。后台是不让观众看到的、限制观众和局外人进入的舞台部分，是角色在后台休息、准备的空间。后台与前台是相对的，如果有观众闯入后台，后台就变成了前台，成为另一场不同演出的前台。而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介入，模糊了前台和后台的边界。它们加快了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传递速度，扩大了信息传递的广度与数量。人们不再因为信息鸿沟而对舞台上的表演啧啧称奇，而是利用网络与媒体的便利挖掘表演者更多的隐私，这种对于后台的窥视正是媒体所赋予现代人的一种诡异的自由。当后台被闯入并成为另一个舞台之时，那些不希望观众看到的私人信息、表演的技巧都会暴露于观众眼前，那些或神秘、或权威的、高不可攀的东西便“触手可及”。如此一来，表演者也就无法继续其登台的准备。换而言之，在现代社会，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名媛”，每个人随时都需要从后台走上舞台，甚至有可能遭到网络暴力、舆论审判和人肉搜索。5.假面具
人们之间的互动不是真实“自我”的表现，而是“表演”，是表现伪装起来的自己，即戴着假面具在社会中生活。假面具是同社会公认的价值、规范、标准相一致的前台行为，是一种角色面孔。但戈夫曼认为，“假面具”并不等同于欺骗工具。或许我们能够接受每个人都保留独处的一面，展示出符合社会期待的另一面；但对于纯粹通过欺骗他人以达成自己目标的人，大众的接受度就并不太高了——这属于“误解表演”。部分“名媛”或为了掩饰自己的缺陷，或为了获取名利之类的好处。当观众发现自己被欺骗时，可能就会产生愤怒的情绪。综上看来，新闻中的“名媛们”并不都是缺乏道德的人，人们对其的谩骂最初可能是认为她们的行为不符合“社会期望”，也可能只是出于一种被欺骗了的愤怒之情。在这一事件中，表演者们的意图是否符合道德呢？观众们对于他人的私事是否过度干涉了呢？媒体们又如何在传递真实信息的同时也为表演者留下一定的空间呢？这些是屏幕前的大家所需要反思的。
表演者也会被扔臭鸡蛋
现在，我们需要将关注点转移到在“名媛”之后的大众讨论上。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研究 “胡格诺教徒” 时发现了一种现象，即一个群体会将人性的低劣强加给另一个群体并加以维持，他将其称之为“污名化”。而戈夫曼则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污名化，他指出污名化就是社会赋予某些个体或群体以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被贴上标签的人有一些为他所属文化所不能接受的状况、属性、品质、特点或行为，这些属性或行为使得被贴上标签者产生羞愧、耻辱乃至犯罪感，并导致了社会对其的不公平待遇。1.贴标签&刻板印象
“贴标签”常用来比喻问题不作具体分析，只根据教条对人或事物生搬硬套地加上一个名目。刻板印象则主要是指人们对某个事物或物体形成的一种概括固定的看法，并把这种观点看法推而广之，认为这个事物或者整体都具有该特征，而忽视个体差异。当“上海名媛”被媒体曝光后，部分媒体、个人或群体便不假思索地认为“名媛们”都是拼出来的，是做作的，是虚伪的。而在当下这个人人都有话语权和发言渠道的时代，大众媒体作为历史记录者，对集体记忆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白富美，包装的多了，自然也就多了”“不然你们以为你们看到的那些每天不同酒店的小红书博主们是怎么回事”“一边朋友圈发着20岁经济独立有多爽，一边在私信哪里能蹭到免费下午茶”“通过拼单来的虚假朋友圈包装，挎着拼单租来的爱马仕，穿着拼单买来的二手Gucci丝袜，去各种高级场所钓鱼”……此类描述简明却生动，在一段时间内传播广，并且使得相当数量的一部分人建立起了关于“名媛”的共同经验、认知和情感。而后多家媒体的转发关注又强化了这样一种标签，公众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其中、沉浸其中。“这帮“佛媛”不就是上一波拼装名媛吗”“狐狸的尾巴哪是穿了袈裟就能藏得住的”。到这一阶段，贴标签由于其难以消除性，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烙上烙印。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样一种间接的方式获得资料和信息，尽管他们对于名媛及名媛事件可能并不认识或熟悉。但久而久之社会对这整个群体的刻板印象也就形成了——“那些看似拥有优雅气质，漂亮脸蛋，迷人身材以及雄厚财力的女人，都是装出来的。”甚至，这一负面的刻板印象进而掩盖了群体的其他特征，成为了与群体本身能“等价代换”的“合法指称”。![]()
2.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在贴标签与刻板印象之下的，是大众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缺乏和焦虑迷茫。就名媛的自身身份而言，普通女性和高阶层女性之间的矛盾和转化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解读为贫富之间的冲突和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名媛事件本身的争议点可以说是本应在于消费观的正确树立，然而名媛的地位在这次事件中却被过度强调和渲染，最终渲染出充满了尖锐感的紧张情绪。普通人看见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通过小手段“过上了名媛式的生活”，且不论一些人本就有仇富心理，也难免会有心理不平衡之感，更有甚者企图把所有“上层人”都拉下神坛。总之，在大众心理身上体现出的，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怨恨情绪，是将名媛事件解读为贫富冲突的重要理由之一。 这种情绪由人们面对诸多不平等的现实又无力改变局面带来的无能感转换而来。
尤其是多数人曾在财富上感到相对剥夺，群体间的互相抱怨与仇视便在滋生蔓延。而这归根结底是因为许多人不满固定的社会阶层角色，却又无法实现改变社会阶层身份的愿望在作怪。而名媛的女性身份也走上了风口浪尖。部分女性们感到恐慌，因为任何一位有财富（或颜值，或身材等等美好的属性）的女性都可以是被污名化的对象。其中有的企图自证清白，比如被媒体误用照片者接连发声澄清，但这同时也加深了对自我所在群体污名化现实的承认 ；有的企图转移焦点，例如与网红割席者，看似证明了自己是“贤妻良母”，实则不仅信度可疑，更糟糕的是加重了女性群体内部的信任危机；有的坦然接受，例如自称为“x媛”者，以戏谑反讽的方式试图冲淡羞耻感……在社会角色的污名化面前，每一个潜在扮演者都无法遁逃。即使一些手段能使自身短暂地逃离污名化所带来的压力，但却加重了对自我身份的审查、质疑、羞愧，以及对他者身份的不信任、排挤、攻击。从民国时名媛如宋氏三姐妹的优雅大方，到现如今一些名媛的纸醉金迷，想必名媛们也在思考自己的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综上看来，污名化带来的风险无孔不入。在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上，自我、他者，以及作为桥梁的媒体都应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但重要的是，只有先对自我的身份、地位、价值、责任等进行思考，才能处理好与他者相关的问题。
人文精神与反污名化
追根溯源，或许“名媛事件”同样可以总结为三个终极之问：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不论是媒体还是表演者，每个人心中的回答或许不同，但最重要的是至少得有回答。我们作为人，拥有自己的价值、尊严、个性。承认人的主体性，是打开“道德主体”之门的钥匙。美国著名道德哲学家弗兰克纳指出：“从道德上讲，任何道德原则都要求社会本身尊重个人的自律和自由，一般地说，道德要求社会公正地对待个人；并且不要忘记，道德的产生是有助于个人好的生活，但不是说人是为了体现道德而存在。”人创造道德并不仅仅是为了约束自己，还是为了确证、肯定和发展自己。对于人类群体内部而言，认识到自己的道德主体性，和尊重他人的道德主体性同样重要——因为我们是人，属于人类这一种族，也是人类个体。我们也许来自柏拉图的洞穴之中。从无知到知之，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是真理，是事实，殊不知看到的只是火堆在墙上跳跃的影子，而真正看见太阳的人却常常或被埋没，或被攻击。那么真理究竟应如何获得？以传统的真理观，即符合论为例，其认为真理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命题，任一命题是否是真理与它和其他命题的关系无关。但符合论通常被指责为根本没有外在于意识、可供作为真理标准的“纯客观”的事实存在，所谓“事实”是强势话语的拟构。此外，还有融贯论、冗馀论。总之，我们仍然走在寻找真理的路上，必须小心仔细，慎下断言。我们追求美德，以图获得幸福。美德伦理学认为，美德是对自我的约束。当a劝诫（a所认为的）在道德上不完满的b时，如果是真正出于为对方好的心，那么这种劝诫也许也能看做是对a自己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如何确定一个人真的在道德上不完满而非是自己的臆想，自己是否真正以维护对方的权益为劝诫的目的，这种劝诫是否对于自己也是必要而可行的。更何况，我们首先需要承认：即使有一个共同承认的幸福，人生中具体的“幸福”仍然是相对的。- 译著：[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
- 译著：[美]欧文·戈夫曼《污名》，宋立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
- 期刊：王超群《舆论反转事件中的污名化反转现象与网民群体身份认同危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11月，第125-127页。
- 期刊：卿志军《标签化：负面新闻对事件形象污名化的策略》，当代传播，2014年第5期，第101-103页。
- 期刊：冯建军《人的道德主体性与主体道德教育》，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84-85页。
*本文为「庐中新秀Ⅱ期」实习生计划「哲普热点类」项目组成果
“庐中新秀”实习生计划是思庐哲学推出的实习生项目品牌，该计划依托思庐哲学“用自媒体的传播结构普及哲学人文”的理念，旨在培养高校哲学系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在实践中进一步提升哲学素养，在求知与求真中惠及大众，以期向社会输送多元化的人才。
本次庐中新秀Ⅱ期突出「项目」概念，来自牛津大学、伯明翰大学、鲁汶大学、索恩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实习生分为记事访谈类、对谈沙龙类、 哲普热点类、哲学学术类、哲普新形式类五个项目组开展实习，探索哲学普及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