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如今唯一的问题就是大众的沉默
政治事务的衰退，针对代表体系的纯粹的策略布局，然后是新型形象化的当前剧目，而在这种剧目中，体系将在同样的激增符号下持久不变，但这些符号并不能代表任何东西，它们在现实中或在真实社会实质中并没有其“对等物”:不再有政治的就职仪式，因为甚至不再有古典定义上的社会指称（一个人民，一个阶级，一个无产阶级，客观的条件），以便给有效的政治符号提供力量。
说得简单些，不再有社会的所指给政治的能指提供力量。
唯一还能运转的指称，便是沉默大多数的指称。所有当前的体制都在这种星云般的实体上运行，在这种漂浮着的物质上运行，而这种物质的存在不再是社会的存在，而是统计数据的存在，其唯一的出现方式便是民意测验的方式。这是社会事业视野上的拟真，或者说在拟真的视野上，社会事业已经消失。
说沉默的大多数（或群众）是一个想象的指称，这并不是说沉默的大多数不存在。这只是说不再有针对它的可能的表现。群众不再是一个指称，因为它不再隶属于表现的范畴。群众不再自行表达，只是经受他人的民意测验。它不再自行反映，而是被人们测试。全民公决（大众媒体是用导向性问卷/回答所进行的持续的全民公决）已经替代了政治的指称。然而民意测验、测试、全民公决和大众媒体只是一些措施，它们并不能揭示表现的维度，而是揭示拟真的维度。这些措施并不针对一个指称，而是针对一个模式。这里的革命将是完全的革命，它借助古典社会事业的措施而进行（选举活动、行政机构、代表机关，甚至镇压机关仍然属于这一类）：在这一切中，社会意义仍然从一个极走向另一个极，进入一种辩证的结构，让位于一种政治赌注和诸种矛盾。
在拟真装置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例如在民意测验/沉默的大多数这对概念中，不再有极性，不再有指称端点，也不再有社会的电流：它已经因电极混乱而短路，处于总体的信号循环性中（完全就像分子控制的状况，也像DNA和遗传密码中传送的物质状况）。这里便是拟真的理想形式：极性的崩塌，模式的轨道环行（这也是任何内爆过程的模具）。
群众遭到各种刺激物、信息和测试的轮番轰炸，沦落为一条不透明的盲目矿脉，就像那些恒星云团，只有通过光谱分析才能认识它们——与数据统计和民意测验对等的辐射光谱——然而问题正在于此:这里不再是表达和代表的问题，而恰恰是对一种永远无法表达也没有表达的社会事业的拟真。这便是群众沉默的意义。然而这种沉默又是反常的沉默——这并非是一种不说话的沉默，而是一种禁止以其名义说话的沉默。在这个意义上，它远远不是一种异化形式。这是一种绝对的武器。
谁都不能被说成能代表沉默的大多数，而其报复手段就在这里。群众不再像从前的阶级或是人民，是一个人们可以参照的机关。群众退到沉默中之后，就不再充当主体（尤其不是历史的主体），它不再被人们谈论、言说和代表，也不能经历政治的“镜像阶段”和想象辨认的循环。人们看到其中的威力有多大:一旦不再充当主体，群众就不再被异化——既不能在它自身语言中（它没有这种语言），也不能在任何其他语言中，即声称为其说话的语言中。革命期望的终结。因为革命的期望总是为群众考虑着一种可能性，就像过去为无产阶级所考虑的那样，即否认这种原样的期望。然而大众并非是个否定的场所，也非外爆（explosion）的场所。这是一个吸收和内爆的场所。
大众无法到达解放的图式，到达革命和历史性的图式，然而这就是它的自卫方式，它自己的反驳方式。这是供一个幽灵政治阶级使用的拟真模式和想象指称，这个阶级如今不再知道施行于自身的是怎样一种“权力”，它同时也是这个政治过程的死亡，这个政治过程的终结，而这个政治过程理应把握着自身的终结。在这个幽灵阶级中，政治会轰然倒塌，如同意志和代表一样。
权力的策略似乎长期建立在群众的麻木之上。群众越是消极被动，权力就越有保障。然而这个逻辑仅仅是政权在官僚中央集权阶段时的特征。而正是这个逻辑如今反过来对抗权力：权力所挑起的惯性变成了它自身死亡的符号。因此权力试图要颠倒这些策略：从被动走向参与，从沉默走向言语。然而为时已晚。“临界质量"的门槛，惯性引起的社会退化门槛已经被跨越。（“临界质量”的概念，通常是关于原子爆炸过程的概念，这里被用作核内爆的意思。我们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常常看到这种内爆现象，这就是群众和沉默大多数的退化现象，这是一种与惯性力量相反的外爆——这种外爆也有其非返回的顶点。——原注）
人们处处试图让群众说话，强迫他们在社会中存在，在选举中、工会里和性别上存在，在参与、在庆典、在自由表达等方面存在。必须祈求幽灵，让幽灵说出自己的名字。任何东西都不能如此清楚地说明问题，如今唯一的问题就是大众的沉默，就是沉默大多数的沉默。
所有的能量都在耗尽，以维持这个定向的乳状质量，阻止该大众落入其恐慌的惰性和沉默之中。
由于大众不再属于意志的王国，也不再属于代表的王国，它便落入诊断的控制下，落入纯粹而简单的占卜之中——于是便有了新闻与统计的普世王国：必须对大众进行听诊，预感大众，从大众中造就出某个神谕。于是便有了诱惑的疯狂，围绕大众的关注和请求的疯狂。于是便有了共鸣引发的预言，提前的效应，还有逼真假象式的大众视野效应:“法国人民想到……德国人的大多数感到……整个英国都因王子的降生而震动……不一而足。”——递给感恩的镜子，但是这种感恩总是盲目的，总是缺席的。
于是便有了这种符号的轰炸，而大众似乎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人们通过汇合式电波，通过光线刺激或语言刺激对大众进行询问，就像对遥远的星星和核子那样，用粒子在同步加速器中对其进行轰炸。这便是新闻。这并不是一种交际方式或意义方式，而是一种持续乳化的方式，输入输出和定向连锁反应的方式，完全就像在原子仿真室里那样。必有释放质量中的“能量”以制造大众的“社会事业"。
然而这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因为在所有形式下的新闻，在所有形式下的安全，它非但不能加强或创造“社会关系”，相反会成为熵（熵[entropie]，物理学概念，1865年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提出。热力学中所指的熵，是一种测量在动力学方面不能做功的能量总数。熵亦被用于计算一个系统中的失序现象。熵是一个描述系统状态的函数，现在经常被社会学家用来指社会关系或状态的变化量。）的过程，成为社会终结的形态。
人们以为能通过向群众中注入新闻而组织群众，人们以为能通过新闻和信息的力量去释放其社会的捕获性能量（这不再是机构的网格化，而更是新闻的数量和面对媒体的展示率，正是这种展示率如今衡量着社会化的价值）。事情与此完全相反。新闻并不能将质量转换成能量，它总是会产生更多的质量。与其像它所声称的那样，即新闻能赋予形式和结构，它却总是更多地抵消“社会场域”，它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惰性质量，即社会的经典机构不可渗透的质量，也是新闻内容本身不能介入的质量。面对社会事业及其理性暴力所引发的象征结构的裂变，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媒体和新闻的非理性暴力所引发的社会事业本身的裂变——最终的结果恰恰就是核子化的质量，原子化和分子化的质量——两个世纪以来加速社会化的结果，这个结果以不再上诉的方式结束了这个社会化过程。
大众之所以成为质量，是因为其社会能量业已冷却。这是一个冷的仓库，能够吸收并且抵消所有热的能量。大众就像那些半死的体系，人们往里面注入的能量要比从中释放的能量多得多，它也像那些枯竭的矿藏，人们以黄金的代价维持其人工开釆的状态。
人们付出的能量，为弥补政治投资率的下降倾向和现实社会原则的绝对脆弱而付出的能量，以便能维持这种社会的拟真，阻止社会的完全内爆，这个能量是极其巨大的，以至于整个体系都会被吞噬。
说到底，意义的情况和商品一样。曾几何时，资本只需生产商品，而消费则是自然而然的事。如今却必须生产消费者，必须生产需要本身，而这种生产要比商品生产昂贵许多倍（自1929年以来，社会事业主要产生于需求的危机:需求的生产主要涵盖了社会事业本身的生产（这甚至都不能算是社会事业的生产，因为社会主义就足够了，甚至资本主义本身也足够了。事实上，相对于商品生产而言的需求生产的岁差使一切发生了变化。（从生产到消费的）逻辑关系已经打破，我们已经进入另一个范畴.这不再是生产的范畴，也不是消费的范畴，而是借助过程的反转对前者或后者进行拟真的范畴。这一下，问题不再是资本的“真正的”危机，即可以证明为多少带有社会事业或社会主义的危机，而完全是另外一个设备，超级真实的设备，它与资本没有任何关系，也与社会没有任何瓜葛。一一原注））。这样，政权长期以来满足于生产意义（政治、思想、文化和性别的意义），需求则紧密跟进，吸收供给而且还要超过供给。由于意义缺乏，所有革命者便自行生产更多的意义。
如今一切都变了样：意义不再缺乏，但人们仍然四处生产意义，而且生产得更多——倒是需求处于衰退的状态。正是对这种意义需求的生产成了体制的关键问题。没有这种需求，没有这种接受性，没有这种最低限度对意义的参与，政权便成了空洞的拟像，成为视角的孤立效应。然而在这里，需求的生产要比意义本身的生产昂贵许多倍。说得极端一些，这种生产已经不可能，体制集中的所有能量都不够这种生产的需要。对物品和服务的需求总是可以人为地制造出来，虽然造价高昂，但还是可以生产的，体制已经做出过证明。而当意义的欲望缺乏时，当现实的欲望四处缺乏时，它们却不能得到满足，这是一个最终的深渊。
大众吸收了社会的整个能量，但并不折射它。它吸收了所有的符号和整个意义，但并不返回意义。它吸收了所有的信息并且消化它。（与黑洞相比具有同样的配置。真正的恒星坟墓，它们的重力场是那么可怕，以至于光线都被捕捉了进去，成为附庸，最后被吸收进去。因此，这是一些这样的空间区域，从那里不会岀来任何信息。黑洞的发现及其对它的重视导致了任何科学的颠覆.或是传统认识程序的颠覆。传统认识程序总是建立在消息与信息的基础之上，还有（“意义”的）积极信号，由一种媒体、波段或光波承载的信号。这里又另外出现了一样东西，其意义和秘密就在信息缺失的周围旋转。它不再发出信息，不再回复信息。同类的革命将随着对群众的重视而进入游戏。——原注）面对向它提出的所有问题，它返回的却是同语反复的循环式回答。它永远不再参与。在被众多流体和测试穿越后，大众成了质量。它满足于充当流体的良好导体，所有流体的导体，充当新闻的良好导体，整个新闻的导体，充当标准的导体，所有标准的导体，借此将社会事业返回到它的绝对透明中。它仅仅让位于社会和政权的效应，即漂浮在这个不可捕获的核心周围的星座。
大众犹如牲畜一般缄口不言，而它的沉默犹如牲畜的沉默。人们徒劳地拼命测试它（对大众的不断请求，还有消息，这等同于实验的受刑，等同于实验室里动物的受刑），大众则既不说真理在谁一边:在左翼，在右翼？也不说它偏爱什么：革命，镇压?它既没有真理也没有理性。人们徒劳地借给它所有的人工言语。它既没有意识也没有无意识。
这种沉默令人无法承受。它是政治方程的未知数，是取消所有政治方程的未知数。所有人都在询问它，但从来不把它当作沉默来发问，而总是想让它说话。然而群众的惰性威力是不可测量的：简直可以说任何测试都不能让群众的惰性表现出来，因为群众就在那里消除它。这种沉默让政治事务与社会事业摇晃于我们所了解的超级现实中。因为倘若政治试图在一个回音室里或巨大的社会拟真室（媒体和消息）里截获群众的话，群众本身会反过来成为回音室和社会拟真室。从来就不曾有过操纵。双方都在玩同一局棋，使用同样的武器，谁都不能说谁在今日稳操胜券：无论是政权对群众施行的拟真，或是群众给政权施放的反向拟真，而政权则深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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