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改变了美国女性的命运，却“出卖”了自己

撰文 | 袁悦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巨浪扑来时，一名美国小镇女孩被卷入漩涡；她用其一生追赶浪潮，然后消失在时代里。

这个女孩名叫“简·罗伊”。

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承认，内部正在斟酌一份裁决意见草案，可能即将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关于堕胎权受宪法保护的裁决。

“简·罗伊”就是该案的核心人物。

一时间，“保护罗伊”“堕胎合法”成为拥护堕胎权人士间的热门标语……各大城市中，人们走上街头，把“简·罗伊”这个五十年前的名字再次推到舆论中心。

此时，简·罗伊在哪里？

死亡

日历翻回5年前，2017年2月18日，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顿西郊一座小城的疗养院里，69岁的诺玛·麦考维由于心脏衰竭，生命垂危。女儿玛丽莎正坐在床边，握着母亲的手，听着她沉重的喘息。床头旁边摆着一个相框，照片里有麦考维、玛丽莎和她的两个女儿。

最终，麦考维呼吸停了下来。

铺天盖地的消息席卷了美国新闻频道。可即便对美国观众来说，她的名字也略显陌生。

麦考维是谁？媒体要标注上“罗伊诉韦德案中的女人”，大家才明白她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她是美国最著名同时又默默无闻的女人。

如果用汉语类比，“简·罗伊”大约等同于女版“张三”，是麦考维在本案中的化 名。

韦德是当时得克萨斯州的一名地区检察官。“罗伊诉韦德”，一场美国平民和地方法院对抗的案件，最终打到了最高法 院。

此案在最高法大法官裁决下，赋予了女性在妊娠三个月内合法堕胎的基本权利，也成为美国司法史上的里程碑案件。

“每一位曾经遭到拒绝的女性，我认为都是‘简·罗伊’。”1994年，麦考维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镜头前的她，短发、朴实、略显沧桑。

就是这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中年妇女，她的案件影响了美国50多年。即使在她去世5年后，“简·罗伊”这个化名，仍成为美国社会绕不过去的符号。

诞生

“我的童年没什么快乐的，生存都是问题。”麦考维曾经这样回顾自己的过去。

1947年，麦考维出生在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贫穷家庭。在她很小时，父母就举家搬迁来到得克萨斯州。在她回忆里，母亲酗酒、暴力；因为夫妻关系不和，父亲在她13岁时就离家而去；麦考维自己也是“曾经被母亲考虑过堕胎”的孩子。

16岁时，麦考维结婚了，并且很快怀孕。丈夫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不是将为人父的喜悦，而是质疑妻子不忠。

婚姻和新的生命，并没有为她的人生带来希望。

“我把他赶出了家门，”麦考维说，“然后我生下了玛丽莎。”

离开丈夫后，麦考维发现自己有双性恋倾向，她开始和女生约会。玛丽莎则被麦考维的母亲带走抚养。

即便如此，麦考维还是再度怀孕，孩子一出生就被送去了收养家庭。

1969年，失业、落魄的麦考维第三次怀上了孩子。

想到怀孕时身体的不适、找工作遭到拒绝的经历，麦考维准备寻求人工流产，但根据得州法律，她当时的情况进行堕胎并不合法。

在美国，关于堕胎权的讨论逐渐演变为政治、宗教和道德争议。此后，大部分州都禁止女性实施堕胎手术，除非怀孕对孕妇的生命造成威胁。

麦考维无力支付旅费前往允许合法堕胎的州。无奈之下，她试图寻求当地一家地下诊所的帮助。去了之后她发现，那里已被政府查封，她再次失去了希望。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关于性别权利的讨论在美国无处不在。但“女性权利”更多是一种思潮、一种概念；在社会、法律体系中，对女性条条框框的限制仍然存在。

女权组织开始走上街头，呼吁性别平等，为女性争取各种权利——工作、同薪同酬，以及合法堕胎。

年轻的女权律师琳达·科非和莎拉·韦丁顿正在想方设法推动得州堕胎的合法化。她们开始寻找心目中的“简·罗伊”：想堕胎的怀孕女性；没钱前往他处合法堕胎；在不保证匿名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公众面前亮相。

此时的麦考维，怀孕两个半月、孤身一人、身无分文，恰到好处地契合了她们的画像。在律师同行介绍下，她们在达拉斯北郊一家平价披萨店相见。

“她们想要改变法律，我想流掉这个孩子。她们对我说，你不想行使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吗？我说我想。她们说，那你只需要在文件这里签字就好。”在一段资料录音中，麦考维如此描述那次会面的场景。

几片披萨，几杯啤酒下肚，1970年年初的一天，在这个不起眼的、弥漫着奶酪香气的街角，“简·罗伊”诞生了。

遗忘

科非和韦丁顿作为麦考维的律师提起诉讼，状告代表得州的检察官亨利·韦德，指控得州禁止堕胎的法律侵犯了化名为“简·罗伊”的女性之权利。案件随后被推到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面前：宪法是否承认女性有权通过堕胎终止妊娠？

麦考维还记得，听到科非和韦丁顿告诉自己案子到了最高法，需要更多时日等待裁决，自己内心很绝望。她当时怀孕6个月，仍然对堕胎抱有一丝幻想。

“那上诉需要我等多久？”她问科非。

“这重要吗？”科非反问。“终止妊娠肯定是要在怀孕的前24周，这对你显然已经太晚了。”

案件讨论推进的过程中，“简·罗伊案”中的婴儿出生，麦考维把她交给了一个收养家庭。

直到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以7比2的多数裁定，通过将堕胎权纳入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隐私权保护的变通形式，肯定了妇女堕胎的权利。

胜出后，韦丁顿拨通了麦考维的电话：“我们赢了！”

麦考维没有感到一丝兴奋：“我为什么要感到兴奋呢？我还是生了孩子，而且还把她送去收养了。”

麦考维决定和得克萨斯州对立时，想要的只是一个安全的堕胎。结果，她收获了一个改变美国司法的裁决，却没有换来自己希望的机会。

人们记住了“简·罗伊”带来的改变，却很少关注这个化名背后，真实的麦考维的生活。

案件裁决后不久，麦考维就在公众面前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但接下来的十年中，媒体并没有对她投来过多关注。她继续在得州小镇上，和同性伴侣住在一起，做清洁工作，过着不富裕的生活。

在思想涌动、政策推陈出新的年代，女权运动很快继续向前推进，大家陆续聚焦有色人种女性的平等、职场中对女性的歧视等种种议题，“简·罗伊”也就渐渐从公众视野中淡出了。

背叛

“简·罗伊案”裁决过后，引发了一系列相关议题的讨论：堕胎知情权该如何处理，对孕妇造成的“不当负担”该如何界定……而与此同时，呼吁“生命优先”的反堕胎力量也开始壮大。

随着福音派基督教人士参与到反堕胎运动中，以及保守派共和党人上台，反堕胎运动变得比过去更激进。在堕胎是否合法的议题上，美国关于堕胎问题的矛盾日益激化。

1989年，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台阶前，42岁的麦考维和女权律师格洛丽亚·奥雷德共同举着“保持堕胎合法”标语，让这位“堕胎权代言人”高调回归公众视线。

这是美国被堕胎问题撕裂的年代。1989年，最高法院裁定“生命始于受孕之时”；而1992年的“计划生育联盟诉凯西案”中，最高法院又坚持了“罗伊案”判例、维护堕胎权。

在全美激烈的争论中，麦考维开始用自己“简·罗伊”的身份参与到支持堕胎的游行中。40多岁的她，在特区抗议人群中，显得非常普通。她虽然走到镁光灯下，却没有成为自己想象中的关注焦点。堕胎支持阵营更多地把女明星、女知识分子推上前线，用她们清晰的逻辑和循循善诱的发言，在游行中宣扬“选择权”。

“我觉得她们（支持堕胎的组织）距离我越来越远。”在另一本自传《爱的胜利》中，麦考维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

几年后，令人震惊的转变发生了——麦考维加入了反堕胎阵营。

1995年8月，得克萨斯州一个后院的游泳池里，她受洗成为“重生的基督徒”，在全美媒体注视下，麦考维和激进反堕胎组织“拯救行动”站在了一起。

“我寻求的只是救赎。”麦考维在电视采访中说。

她开始在公开场合，以昔日“简·罗伊”的身份，发表忏悔言论，明确反对堕胎立场；她放弃自己的双性恋身份，因为她“不能同时是基督徒和双性恋”；她极力尝试，争取推翻当年自己胜诉的判决。

在周围人眼中，麦考维“背叛”了自己的过去。不过，这与其说是信仰的转变，不如说是麦考维为了满足自己的内心。在一篇2013年刊登于《名利场》的文章中，和她相识多年的女权人士夏洛特·塔夫特说，很遗憾堕胎支持阵营没有让麦考维感到自己更被需要、更特别。

而“拯救行动”却聪明地抓住了她的软肋并将她收入麾下，为反堕胎运动收获了一个“战利品”。

“她当时就是我们的目标。”和麦考维并肩作战多年的反堕胎人士罗伯特·申克牧师说，“她没有什么防备，还有心理需求。我们看到了她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弱点。”

“‘简·罗伊’站在了我们这一边，这就是我们的胜利。”他说。

她的倒戈被媒体毫不留情地尖锐质疑。但是这一次，她反对堕胎的立场似乎足够坚定。

纯白的底色，几条浅色纱布背景下，麦考维一身淡紫罗兰色针织衫出现在一则政治广告里，显得庄重而虔诚。

“现在，我要努力去推翻‘简·罗伊案’的裁决。”她在广告中说。

忏悔

在她出版的两部自传中，麦考维讲述了自己的生命曲线：意外怀孕、参与诉讼、赢得官司、支持堕胎、寻求重生、反对堕胎、获得平静。但她每个阶段的故事都被多层解读，其中有背叛、交易、虚荣、金钱和谎言。

去世前的几个月，麦考维参加了美国FX电视台纪录片《化名简·罗伊》的拍摄，已经接近生命尾声的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接下来我要说的话，算是我的‘临终忏悔’吧。”

对于立场的转变，她坦言加入反堕胎一方，是因为得到了他们的资金支持。税务记录显示，麦考维作为反堕胎活动人士的那些年，拿到了至少45万美元。

“利用，这也是双向的。”她面对纪录片的镜头说，“我拿了他们的钱，在镜头前面说他们想让我说的话。作为一个演员，我还是不错的。”

纪录片镜头里，晚年的麦考维看起来和其他得克萨斯州老年人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快消品牌T恤，香烟，右臂上的和平符号文身，带着美国战后一代的嬉皮和愤世嫉俗。

她喜欢闪亮的物件：手上时常佩戴着三四枚戒指，手腕上挂着跳蚤市场淘来的手镯，脸上是一副和年龄不是很相符的时尚眼镜。

“你有没有想家人？”这个问题一抛出，她的眼神开始逃避。

“从没有过的东西，怎么会想呢？”她思考一会儿，回答。

可能在麦考维的概念里，家是什么并不明晰。她或许有过许多次寄托，对父母、对丈夫、对律师、对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结果一再遭到利用。

成为“简·罗伊”时，她曾希望两位看起来睿智的女律师能让她顺利堕胎。但两位女律师关注的似乎从来不是她本身。

加入反堕胎组织时，她不得不“结束”和同居多年伴侣的关系。

她生于美国南方的一个贫穷家庭，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尽管一生中断断续续短暂徘徊在公众视野，她在人们眼中还是一个“问题女性”。

五十年里，“简·罗伊”分裂了美国堕胎观点的阵营，而这个化名带来的象征，也分裂了麦考维。

她曾被当作棋子，为之后的女性权利开辟道路；而在后期的反堕胎运动中，她和反堕胎阵营互相利用。麦考维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立场站在镁光灯下，告诉公众“简·罗伊”的选择。但是纪录片中，生命最后阶段的她似乎并没有笃信的观念。

她只是在扮演着不同人心目中的“简·罗伊”。

疗养院里，麦考维生命进入最后一刻。她一生有过三个女儿，只有大女儿玛丽莎这时陪在了她的身边。“罗伊诉韦德案”中的婴儿此时已近47岁，但她仍然无法和生母和解。

麦考维做了一辈子“简·罗伊”，“简·罗伊”的女儿却缺席了麦考维生命的最后段落。

关于“罗伊诉韦德案”裁决的讨论，50多年以后仍无定论。自由女性仍然在争取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而“生命优先”团体仍然不遗余力地阻挠堕胎的发生。

诺玛·麦考维是谁，似乎并不重要。

正如这个化名本身，她作为“简·罗伊”，只是不同政见的人们填充论据的想象。就像申克牧师所言，“她的一生，都在试图讲一个从未在她身上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