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卷进中小学的名校研究生为什么又逃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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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附、深圳中学......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解脱！”回忆起离职的那一天，刘欣怡脱口而出两个字。

2017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刘欣怡收到北京一所著名中学的录用通知。招聘宣讲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座无虚席，到场的人都排着队递简历。刘欣怡从成百上千名招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三年后，刘欣怡结束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辞职的想法在她脑海里酝酿半年有余。她坦言：“我真的很难过，没有办法坚持了。”两年内，从这所中学离职的老师加上刘欣怡已有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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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到大学读博的刘杰，分享欲与倾诉欲都在微信朋友圈淋漓尽致地呈现着，热点新闻、学术活动以及做饭日常，多的时候一天有四五条。两年前，他还是北京某大学附属中学初中语文老师，那时他“甚至不敢发朋友圈”。

近年来，越来越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硕士、博士毕业生涌入教师队伍。像刘欣怡、刘杰等离职中学老师的比例很低，但他们作为个体的存在，离开依旧反映着体制内中学的一些问题。

这些中学就仿佛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北京中学语文老师刘杰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五点多睁开双眼，六点多出门赶到学校吃早饭，七点半前准时到达教室，管理早读课纪律；上午连上四堂语文课；中午，讲了半天的课让他的喉咙有些哑，但不能午休，还要和同事们一起开会；看看下午的行程表，改作业，备课，去进修学校学习；月亮慢慢地爬上了夜空，他坐在回家的车上，有些疲惫，从包里翻出没改完的作业，继续翻看起来。

在职期间，刘杰每周尽量只加三天班，到晚上十一点，勉强维持工作与生活的时间区分。工作两年，刘杰几乎没有休过节假日。“老师这份工作没有下班的感觉。”每当加班的时候，离职的念头就开始打转。

成为语文老师一直是刘杰清晰而明确的职业目标。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他在在线教育机构做过兼职，也通过学校组织的“送课到校”活动去中学里上过课。

求职那年，刘杰想先进体制内中学打磨几年，再离职出来赚钱。但他很明确自己有一天是会离职的，只是没有这么快。

加快刘杰离职进程的主要原因是——“累”。

北京一所中学，午休时间学生们排队找老师解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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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累了，特别累。”他强调说，“我不是好逸恶劳，我从研究生开始自己挣学费、生活费，没和家里要过一分钱，我不怕吃苦，但这份工作中我想做的事、想实现的目标和实际不匹配。”

刘杰在语文教育上有自己的野心。他认为，语文学科位于教育改革的风口，而改革的核心在于教学方式。“中小学语文有统一的教纲和教材，最后的评价标准也是统一的考试，所以无论是学美国、学芬兰或者发展在线教育，本质都是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

在职期间，刘杰也做了一些尝试，例如对作业进行分层设计——根据学生的喜好与水平布置不同层次的作业。针对基础薄弱的学生，通过作业着重强化基础训练；针对中等以上的学生集中解决阅读、作文或某项薄弱点，比如学生们可以用自己擅长的音乐、美术、书法等各种形式来表达对某首诗的理解，重点在于激发兴趣；针对优秀学生，安排他们组成阅读小组、作文小组，甚至让他们参与作文批改，以便更深入地理解语文。

在这个过程中，刘杰要设计出五六种不同的作业内容，需要投入许多时间和精力。

但他的时间时常被一些教学之外的工作挤占着——写新闻稿，写材料，组织活动，参与教学出版等等。

他理解它们的存在：“学校组织编写专题课教材，我要负责写书稿、改书稿等许多活儿。有时候，接到部编版教材的课题任务，每位老师都要做，我都无法抱怨，因为别人都在做，老前辈也在做，我为什么不做？这个事就很麻烦，也没有人欺负我，我们语文组工作氛围也挺好的，只是我自己可能不适合。”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在职老师穆佳艺也向本刊记者提及，许多非必要工作挤占了老师的教学时间。“比如说填各种各样的表格，参加各种各样没有人会认真听、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培训，汇报各种各样的信息等等。类似的很多事情明明是可以通过行政简化或者干脆砍掉的。”

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民俗学专业的刘杰曾信誓旦旦地告诉导师，希望以后去中学教书能传播民俗和非遗知识，让更多人知道这些文化。“去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受限制，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做，我本以为我是有机会的。”

刘杰形容老师就像保育员，“你得管所有事”。成为班主任更是如此。

如今，班主任工作经历不约而同成为多地教师职称评审的条件之一。深圳及北京的中学老师均告诉本刊记者，有班主任经历才能评中级职称。以深圳中学为例，至少拥有三年班主任工作经历才能参与中级职称评审，因此新进老师至少一半要当班主任。

“如果没有被安排当班主任，自己也会着急。”曾任深圳中学语文老师的谷田田提及。

除了语文老师，谷田田在职期间的另一重身份就是班主任。工作一年，她瘦了近十斤，一直在生病。

班主任是和学生及家长打交道最多的角色。但没有边界的家长常常让谷田田感到苦恼，不分时间和地点响起的电话铃声告诉她：又是家长找来了。

2017年2月24日，北京一所中学里，一名高三学生正在走廊里同老师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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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患有心理疾病的学生不愿向家长倾诉，谷田田找来她的父母，但父母并没有对孩子的情况表现出关心，只是在她面前互相控诉对方。

这样的场景让谷田田生气又无奈：“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怎么调解你们的家庭纠纷？”离职后，谷田田仍时常接到这位学生母亲的电话。

为学习焦虑的母亲，动手打孩子的父亲，在寝室打闹的学生，任何事都会第一时间找到班主任谷田田。“整个人被捆绑在这份工作上了。”谷田田感慨。

家长的焦虑无处释放，老师成为他们的出口。让刘欣怡下定决心离职的，是无法再承受的情绪上的疲惫，它们来自家长，也来自学生。

初中课堂纪律第一次挑战了这个说话温温柔柔的年轻女孩——调皮的学生在地上打滚、和同学打架，刘欣怡回想自己有近三分之一的课堂时间在维持纪律。“一节课下来消耗特别大，情绪和体力上的消耗都特别大，还会觉得自己精心准备的课程达不到预期效果。很多时间被这种事情牵绊住了，这对我来说特别难受。”

刘欣怡不知道要如何去教育和管理这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们，他们有的在家中和父母扬言要跳楼，有的拿小刀自残。“我几乎每天都会和学生生气，这种负面情绪一直包裹着我，我觉得走不出来。我每天早上起床，想着我要面对这一天，我该怎么面对，就很愁，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包裹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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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师的第四年，穆佳艺认为，如何理解老师与家长、学生的关系关乎对老师职业及身份的理解与期待。“教育包括教书和育人两个方面，一位老师最基础的工作内容，或者说工作形式，当然是通过课堂和作业这些呈现出来的教书部分。但育人也是教育的应有之义，我当然也觉得这些很耽误时间，很累，但同时我也会觉得，一方面与人沟通，了解他人，让我有所成长；另一方面，我也会尝试调整沟通技巧，随着经验的丰富，处理起来其实会更加得心应手。这个问题往往是新教师阶段的时候比较突出。”

刘欣怡告诉本刊记者，其所在中学比较有经验的老师都在高中，初中分校多是新老师，经验最丰富的老师也才工作五年。她时常不知道向谁求助，因为大多数老师和她面临着同样无措的境况。

最近，穆佳艺有些想去南方，想去深圳，动摇她的是待遇。

2019年，深圳龙华区曾发布招聘消息称：“年薪本科生26万元以上，研究生28万元以上，全日制博士奖励20万元，优秀毕业生奖励3万至8万元，优先申请人才住房、长租公寓。全年带薪休假165天以上。”

也有网友晒出过深圳中学的薪资福利：到手薪资40万元，正式事业单位编制，提供享有使用权的一套两室一厅住房，每年假期160天，住房补贴及公积金1.2万元以上等。

越来越多的中学愿以“重金”吸引名校硕博毕业生。11月初，“鄂尔多斯年薪60万元招中小学教师”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几家中小学发布2022年教师招聘公告显示：“招聘的清华、北大毕业生实行年薪制，与旗教体局和学校一次性签订3年聘用合同，每人年薪50万元（税前）；一次性签订6年聘用合同，每人年薪60万元（税前）。”

2021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专场招聘会现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前有深圳，后有鄂尔多斯。

找谷田田咨询深圳中学工作情况的人不在少数，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加起来有十几个，慕名想来深中的主要原因是——收入高。

但真正入职深中后，谷田田发现工资并没有网传的那么多，她计算过不算公积金一年到手大约26万元左右。“我们过节甚至不发月饼，中秋节就发两桶洗衣液。”

谷田田的父亲也在深圳教书，据她了解，深圳所有市属中学薪资待遇一样，至于解决教师子女上学问题，谷田田认为深圳实验中学反而更好。

谷田田的话在北京教师听来多少有些“凡尔赛”。

曾面试过北京十一中学的老师提及当时谈的薪资为每月8000元。刘欣怡告诉本刊记者，其离职的中学可以解决户口，提供宿舍，工资比北京市公务员略高。“我们每个月到手大约11000、12000这样，没有很高，工资和工作量有关系，比如做班主任每个月多800，管理年级微信公众号也有补贴，但要有很大提升的话还是得评职称。”

刘杰曾工作的中学是北京同类学校中待遇最好的，工资待遇每年有二十多万元，他还享有大学编制，拥有这个编制意味着在医疗、教育、住房、职称等各方面可以享有更优厚的待遇。

“这辈子没想过考上这个大学，如果一直待下去，说不定到老的时候还能评个副高。”刘杰笑称。

但他最终放弃了“评副高”的可能，一家在线教育机构为其提供了比原工资翻四五倍的待遇。在这所中学工作了一年半以后，刘杰缴纳了15万元的户口赔偿金后离职。如今，他已在北京买了房。

“特别现实。”刘杰毫不掩饰地形容自己，“最靠谱的还是经济效益，学校升学率再高和我有啥关系，待遇不好就是不好，赚的不多，工作还累，当班主任可以多一点，当年级组长可以再多一点，越累越多。”

刘欣怡清楚，自己对于教师这份工作没有真正的热爱，但教学过程中的收获依旧让她有成就感。她曾领着学生们读《红楼梦》，班上男生普遍对《红楼梦》提不起兴趣。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一位以前不爱读《红楼梦》的男生走进教室，悲伤地对她说：“老师，林黛玉死了，我好难过。”那个画面她至今记得。

身边的其他老师每天也会被学生们气到不行，但发现他们有一点点小进步的时候，依旧会觉得这些学生很可爱。

对比这些老师，刘欣怡更确定这份工作自己坚持不了太久。重新回顾自己的选择，刘欣怡坦承：“我对这份职业可能不是真爱，没有特别喜欢。所以当我面对这种挫败感，面对这种无力感，面对这种情绪上的消耗的时候，没有其他正向支撑能够让我去抵消这些负面的东西。”

离开北京后，刘欣怡考取了其他省的公务员，每天上午8:30上班，下午5:30下班，工作量少了，节奏也慢了下来，有充足的个人时间看书、健身，晚饭后她喜欢去湖边散散步。尽管工资收入相较以前有所下降，但当下的生活让她感到比以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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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上课，也喜欢小孩，这个职业给我带来许多收获感。”如今，依旧有许多学生找谷田田聊天，告诉她高三近况。

古代文学专业毕业的谷田田，曾经每节课前会给学生们随机分享一两句诗，路过的风景、特别的节日都会引发她的感触，在分享时她会向学生们传递这些感受。

这些感受也被学生们好好地接住了。

离职那天，谷田田收到许多学生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不同的诗句，有一句她曾与他们分享过——君过午桥回首望，洛城犹自有残春。

“我想教会他们一些高考语文之外的东西，在我走的时候我发现我做到了。”目前博二在读的谷田田依旧考虑重回教育行业，不管是成为大学或者中学的老师，教育于她而言是喜欢且擅长的。

同为在读博士的刘杰确信，“有一件事没变，我还是想当老师。”他提及，自己目前依旧和中学教育有所接触，但他清楚的是自己不会再回到体制内中学。工作获得感与相对剥夺感，是刘杰在采访过程中反复提及的两个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所有工作的关键都是要处理好获得感与剥夺感的关系。”刘杰强调，“尤其是90后、95后包括00后，从小接触的文化告诉我们要更关注自我，关注内心，对于社会规则的臣服会降低。”

但在体制内中学，刘杰感受不到“自己”。“工作量和情绪上的超负荷，在我最该学习的时候却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除了上课，最让他开心的是每周去进修学校学习的时候，“有充分时间可以提升自我。”

名校研究生到中小学任教是大材小用吗？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接受《北京晚报》采访时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博士进中小学当老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现象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后的正常社会现象。近年来，我国博士教育稳步扩招，尤其是2017年之后，每年扩招近万人，博士毕业生的人数也大致呈稳步上涨的趋势。如此一来，不仅是中小学，大多数行业的从业人员总体学历都是有所提升的，这是一种渐趋普遍的现象。

因此，他建议中小学在引入更多高学历教师后，要在管理和评价体系和机制上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尽可能发挥这些教师的作用，挖掘教师身上的潜能，并为他们搭建更好的发展平台，让教师能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中小学教学相结合，开设高层次选修课，指导学生进行课题研究等，让教师在不断发展中收获成就感。

2021年3月29日，江苏淮安，小学老师参加粉笔字基本功比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教师常常被比喻为蜡烛，燃烧自我，照亮别人，那么教师自我的成长与价值是不是也应该得到足够的尊重和重视？”穆佳艺提出一种反思，“编制内的教师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困境，不是缺少途径去进行自我提升，相反的是，我们每年要参加很多培训，很多进修，许多部门和组织希望对教师们的成长进行一个切实的指导，以至于教师会在这样的一些任务和工作当中失去了自己的时间和成长的空间。”

刘杰则更冷静地提醒说：“慎入这个行业，至少不要带着理想主义进来。热情越多，被浇灭的时候，那种失落感就越强，莫不如理性地带着光和热进来，或许光才会一直在。”

（以上采访对象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