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一千个理由看不起印度,
除了印度电影。
撰文 | 周晓晓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没想到,2022年上半年豆瓣新片口碑榜冠军,居然是一部印度片:《宿敌》。
这部包裹了法律、政治、女性等诸多话题的高分印度片,透露出近年来印度片的整体走向:脱离了“一言不合就尬舞,半句不对就唱歌”的初级阶段,有让人开怀的神片,也有了更多娱乐与现实结合的人文表达之作。
看这些片子时,我不由想起网上一句评论:“我们有一千个理由看不起印度,除了印度电影。”
为什么?
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想从纪录片《以火书写》讲起,它讲述了一段印度女性新闻从业者的真实经历。
完全不识字的女性走出对世界的恐惧
女性、低种姓、宗教、新闻媒体,当这几个关键词与印度放在一起,你就知道必然有故事发生。
然而,下面发生的一切不是故事,而是真实发生、且现在仍在继续的现实。
作为印度首部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的电影,《以火书写》的拍摄始于2016年。那个时候,拍摄对象《新闻浪潮》(Kharba Lahariya)正处于转型期。
这家媒体在2002年创办,摒弃精英和当权者惯用的英语和印地语,完全用本地语书写,受众是印度北方邦东部和比哈尔邦西部的广大农村人口。“达利特(印度种姓制度中的最低阶层)女孩想做新闻是痴人说梦”,14年来,她们打破了这一固有想法,《新闻浪潮》巅峰发行量是 8000 份。
而进军数字媒体这个赛道,是她们要搅动的另一场革命。
电影《以火书写》剧照
转型必须成功,首席记者米拉坚定表示。她认为,如果固守旧赛道,《新闻浪潮》只会被同行抛在身后,最终就有可能湮灭无声。
然而,从传统媒体跨越到新媒体,中间需要转变的不只是传播媒介,还包括选题、语言、频率、受众……对任何一家媒体都不轻松。对《新闻浪潮》而言,更是如此。
《新闻浪潮》里大部分记者是达特利女性,她们被种姓研究者视为“世界上最受压迫的群体”,承受着性别、种姓、经济三方面的结构性暴力。作为长期被剥削与欺辱的弱势群体,纪录片里,她们所呈现出的现实困境细碎却令人慨叹。
《新闻浪潮》转型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居然是——教记者们怎样用手机。半文盲的女性怎样进行一场“大卫对抗歌利亚”的挑战,成为纪录片旅途的起点。
“你有手机恐惧症吗?”米拉问。
“那肯定啊。我从来没用过那玩意,我连我家里的手机都不敢碰,怕给弄坏了。”
说这句话的,是新加入的年轻女记者希亚姆卡利。
第一场数字媒体培训会,米拉给记者们发了手机,传授那些在我们看来连三岁小孩都会的技能,比如——手机开关机键在哪儿。
那场培训会上,希亚姆卡利一双大眼睛闪着兴奋的光,然后慢慢黯淡。
她在本子上记录着培训要点,困惑地看着其他人使用手机。唯一一次露出笑容,是她举着手机,别人在上面戳来戳去,她盯着亮起的荧幕,几乎不舍得眨眼。
三个月后的业务复盘会上,希亚姆卡利成绩垫底。
她解释说,她不会发邮件,不理解手机上有些按钮是干吗用的,也看不懂手机上那些字母。
米拉笑着无奈摇头,又开始教她学英文字母。她学得很认真,脸上绽放出大大的笑容。
“教育是唯一正向推动人生的办法。” 希亚姆卡利解释。
望着门口正玩耍的孩子,她谈起一段经历。“(以前)每次去银行,我都不懂怎么填写表格取钱,只能靠好心人帮忙。所以我才会因为孩子们不学习而生气。”
她无比坚定地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她身边的这群女性朋友,相信她正在从事的工作很重要。为此,她从不放弃学习——尽管学得很慢。为此,她还放弃了婚姻。
曾经,她的丈夫总爱羞辱她的工作。“什么破工作才会让女孩子半夜在外面啊?”“谁知道你们都在外面干什么?”从一开始言语指责,到后来偷她的薪水,再发展到家暴,暴力不停升级。而她不再像大多数印度妇女那样选择隐忍到底,而是提起诉讼,果断离婚。
说到这里时,身型羸弱的希亚姆卡利顿了顿,耸了下肩膀,笑了:“我的心给了我继续下去的勇气。”
或许,她是从米拉身上窥见了她的未 来。
别看米拉现在是个颇有远见的领导者,她曾经也背负着大部分人的耻笑。
她14岁结婚,好在婆家和丈夫支持她读书,才能继续完成学业。读12年级时,她的大女儿出生,她上学时把女儿交给奶奶照顾,却还得面临育儿问题。学校离家很近,每次孩子一哭,奶奶就会冲在顶楼教室读书的米拉高喊:“米拉,快回来,孩子饿啦。”当时同学都拿这事儿开她玩笑。
开始工作后,她又有了新的麻烦——丈夫反对她当记者。
“家里有男人,干吗要老婆工作?”她的丈夫说。
但米拉不想浪费她受的教育,硬是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读书,拿下政治学硕士学位和教育学位。知识让她有了前进的勇气和自信,哪怕丈夫冷嘲热讽,她也不放弃。
从事新闻行业的14年,也是她与丈夫偏见博弈的14年。
他嫌弃她只顾工作,大半夜也不休息;她事业有了成就,他酸她们只是“凑合”;她一直积极追赶时代潮水的方向,他却下结论:“我敢说她们撑不了多久。”
贫瘠的社会土壤、糟糕的媒体环境、对女性的鄙弃姿态……统统是压在她们肩头的巨石,也化成鞭策她们奋发的原始驱动力。
种姓身份会与她们至死相随,下一代、下下一代恐怕也难以摆脱。但更重要的是,她们会不断挑战旧有的制度与社会结构,就像一个年轻记者说的:“这份工作让我从对世界的恐惧里走了出来。”
为渺小又平凡的本地人发声
当女性进入原本将她们排斥在外的空间,由她们想象的新世界会是什么样?
这是激发《以火书写》导演林图·托马斯创作的初衷。
《以火书写》提名奥斯卡后,《新闻浪潮》在官网发表了一篇声明,指出比起被提名,她们更希望人们讨论,是什么让女性主导的农村独立媒体成为可能——那是更复杂、更幽微的真实。
她们将自己描述为“地方监督者”和“弱者的武器”,会去报道主流媒体们不屑关注的、所谓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比如村里没医生看病难,道路施工延误,灌溉水渠没通水,乡村断电,或者是某户达利特家庭被迫搬到村外居住,近70年来只能在野外如厕。
她们勇于追问敏感的民生及政治议题。
2017年印度北方邦大选季启动,她们首次进行线上报道。面对夸夸其谈的人民党部长,米拉打断他甜蜜的承诺,直接质问:“我们的社会里连6岁的小女孩和80岁的老妪都会被强奸,针对这件事你能采取什么政策?”随后质疑:“你们政党之间互相踢皮球是基本操作了。”
10岁起就在矿井打杂的苏娜塔,数月来聚焦黑社会非法运营当地矿井的恶性事件。
在那里,矿道没有任何支撑,矿井一旦倒塌,矿工们就会被活埋。有村民替死难者申诉,直接被黑社会用石头砸死。黑社会用灭门来威胁不撤诉的死者家属,而苏娜塔直接跑进警察总署,质问警察为什么不作为,受害人为什么会撤诉。
同行的其他媒体男记者出门后“指导”她:“对这些警官一定要用糖衣炮弹,别往枪口上撞,多问点他们做过的好事。”
苏娜塔笑着看看涂着红甲油的手指,摇了摇头:“捧臭脚的有你们就够了。”
她把镜头从矿井管理者那里移开,透视背后隐秘勾连的黑社会与警察。她拍下黑社会势力扩张,警察围观矿难死者尸体被抬出的画面。同时在画外音里告诉观众,警察说根本没有矿难死亡的记录。
为此,她和她在矿井工作的家人都遭遇了巨大风险。有天晚上,矿井老板甚至闯进她家门,要她停止相关报道。
然而,她的报道不会停。“最最重要的是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做记者让我成为为正义而战的斗士,我希望大家记住这样的我。”苏娜塔说。
这一系列关于非法矿井的报道被全国性媒体转载和报道,《新闻浪潮》在油管频道的阅读数破了百万。
她们也聆听悲伤者的故事。
《新闻浪潮》在公开声明中说:“我们报道针对妇女的暴力侵害,跋涉过堆积如山的报告,突出那些未报告的案件。我们坐在验尸室外,看被谋杀妇女的家人给她们的尸体标出高昂的价格——这是对死去妇女的最后一次暴力行为,也是形式最残酷的性别暴力。我们报道性暴力,不止因为我们是女记者,更因为这也是政治和经济的问题。”
希亚姆卡利报道了一起未侦破的低种姓女孩被强奸案。采访前,她就已认识到强奸案与其他刑事案件的差异。“失去贞洁的羞耻感会深深植根于被害者内心。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究竟是谁失去了节操?”
她去了那个村子,大多数村民对此事讳莫如深,认为这是私事儿或谣言。而当她跟受害者父亲交谈时,那个悲伤的父亲全程蹲在地上,掩面痛哭,说自己孤立无援,不知道该做什么。
希亚姆卡利告诉他伤心于事无补,她采访了他的妻子和女儿。报道发布一周后,强奸犯被正式逮捕并提起诉讼。
20年来,《新闻浪潮》团队顶着压力和恐惧,“为渺小的平凡故事而奔波,放大其重要性”。它成为当地许多受难者“唯一的希望”,如今拥有56万油管订阅者,平均每月浏览量达千万次,总浏览量超过1.7亿。
如今已升为主编的米拉总结说:“我们下一代人会问我们,当这个国家面临转折,而全社会对此保持沉默时,你们如何应对?《新闻浪潮》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曾向当权者问责,我们致力于为民主制度发声,我们从未让‘新闻自由’这第四根柱石倾塌,我们始终像镜子一样客观记录着这一切。”
没必要为祖国被放在聚光灯下羞耻
事实上,纪录片《以火书写》并不完美。然而,它有力地捕捉到女性媒体人“在地狱模式里努力寻找自我价值的样子”,让观众肃然起敬。
苏娜塔一度离职嫁人,后来回归了工作
与《以火书写》一样熊熊燃烧的,是日益崛起的印度电影力量。
早前闭幕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媒体“凤凰娱乐”观察到,中国电影赞助商的地位已经被印度取代。
过去两年来,尽管疫情导致印度电影制作业经营环境变难,多个电影制作中心大受影响,但印度电影人仍在积极寻找出路。
印度今年举行了两项盛会Film Bazaar和APOS India,分别探讨电影院和流媒体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疫情期间,许多印度制片商选择将作品出售给网飞(Netflix)、亚马逊(Amazon)、迪士尼平台(Disney+),或是印度本土流媒体平台。
一直以来,大众往往把“宝莱坞”(Bollywood)与“印度电影”划等号。实际上,印度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行区域化电影产业模式的国家,其产业主体格局可以分为北部、南部、东部三部分。
北部的宝莱坞指以孟买为中心的印地语电影,南部包含泰米尔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坎纳达语四个电影产业。东部是以艺术电影著称的孟加拉语电影产业。各语种电影彼此交融,又因每个邦丰富的历史、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各有特色。
比如印度票房冠军《巴霍巴利王》系列与今年的娱乐大爽片《RRR》,就是“托莱坞”出产的泰卢固语电影。这里是“大预算、大成本、主流商业电影的沃土”,最爱拍宗教神话和民间传说,俗称“印度版战狼”:高扬民族情绪,情节与动作浮夸,比如空手接摩托等“反常识”设定,怎么刺激眼球怎么来。
电影《RRR》剧照
包容一切娱乐形式的南印度神片,是底层群众的精神食粮与快乐水。
反观被视为“印度良心”的阿米尔·汗,自《印度往事》开始,他主演的一系列“宝莱坞电影”往往结合商业元素与现实关注,是“墙外香”的典型代表。《摔跤吧!爸爸》与《神秘巨星》关注性别平权,《我的个神啊》辛辣地向盲目的宗教崇拜开炮,《三傻大闹宝莱坞》则讽刺填鸭式教育乱象。
在他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印度电影通过反思性和批判性来征服观众,且力度越来越猛,不仅拓宽了类型片的空间,还开始改头换面出口海外——比如被陈思诚翻拍的《误杀瞒天记》。
在自己制作的节目《真相访谈》里,阿米尔·汗说:“批判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是印度人民进步的第一步。没必要为自己祖国被放在聚光灯下羞耻,应该羞耻的是我们国家在哪一方面还有欠缺。”
尽管针砭时弊的印度电影,在客观上并不能改变一个国家,尽管印度电影的开放与自由度,与现实的落后与保守背道而驰,但它作为映照现实的烛火,自有其幽光闪耀。
* 参考资料:
《奥斯卡提名作品<以火书写>走进印度唯一的全女性报纸》,CDRC2011,原作者Craig Phillips,编译冯洁;
《On Turning Twenty and The Oscar Story – Khabar Lahariya has a few things to say》;
《印度电影的产业现况与区域化发展格局》,作者付筱茵、蒲夏青、秦潇。
电影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