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最底层，她们却拯救了无数人

撰文 | 周晓晓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没想到，2022年上半年豆瓣新片口碑榜冠军，居然是一部印度片：《宿敌》。

这部包裹了法律、政治、女性等诸多话题的高分印度片，透露出近年来印度片的整体走向：脱离了“一言不合就尬舞，半句不对就唱歌”的初级阶段，有让人开怀的神片，也有了更多娱乐与现实结合的人文表达之作。

看这些片子时，我不由想起网上一句评论：“我们有一千个理由看不起印度，除了印度电影。”

为什么？

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想从纪录片《以火书写》讲起，它讲述了一段印度女性新闻从业者的真实经历。

完全不识字的女性走出对世界的恐惧

女性、低种姓、宗教、新闻媒体，当这几个关键词与印度放在一起，你就知道必然有故事发生。

然而，下面发生的一切不是故事，而是真实发生、且现在仍在继续的现实。

作为印度首部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的电影，《以火书写》的拍摄始于2016年。那个时候，拍摄对象《新闻浪潮》（Kharba Lahariya）正处于转型期。

这家媒体在2002年创办，摒弃精英和当权者惯用的英语和印地语，完全用本地语书写，受众是印度北方邦东部和比哈尔邦西部的广大农村人口。“达利特（印度种姓制度中的最低阶层）女孩想做新闻是痴人说梦”，14年来，她们打破了这一固有想法，《新闻浪潮》巅峰发行量是 8000 份。

而进军数字媒体这个赛道，是她们要搅动的另一场革命。

转型必须成功，首席记者米拉坚定表示。她认为，如果固守旧赛道，《新闻浪潮》只会被同行抛在身后，最终就有可能湮灭无声。

然而，从传统媒体跨越到新媒体，中间需要转变的不只是传播媒介，还包括选题、语言、频率、受众……对任何一家媒体都不轻松。对《新闻浪潮》而言，更是如此。

《新闻浪潮》里大部分记者是达特利女性，她们被种姓研究者视为“世界上最受压迫的群体”，承受着性别、种姓、经济三方面的结构性暴力。作为长期被剥削与欺辱的弱势群体，纪录片里，她们所呈现出的现实困境细碎却令人慨叹。

《新闻浪潮》转型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居然是——教记者们怎样用手机。半文盲的女性怎样进行一场“大卫对抗歌利亚”的挑战，成为纪录片旅途的起点。

 “你有手机恐惧症吗？”米拉问。

“那肯定啊。我从来没用过那玩意，我连我家里的手机都不敢碰，怕给弄坏了。”

说这句话的，是新加入的年轻女记者希亚姆卡利。

第一场数字媒体培训会，米拉给记者们发了手机，传授那些在我们看来连三岁小孩都会的技能，比如——手机开关机键在哪儿。

那场培训会上，希亚姆卡利一双大眼睛闪着兴奋的光，然后慢慢黯淡。

她在本子上记录着培训要点，困惑地看着其他人使用手机。唯一一次露出笑容，是她举着手机，别人在上面戳来戳去，她盯着亮起的荧幕，几乎不舍得眨眼。

三个月后的业务复盘会上，希亚姆卡利成绩垫底。

她解释说，她不会发邮件，不理解手机上有些按钮是干吗用的，也看不懂手机上那些字母。

米拉笑着无奈摇头，又开始教她学英文字母。她学得很认真，脸上绽放出大大的笑容。

“教育是唯一正向推动人生的办法。” 希亚姆卡利解释。

望着门口正玩耍的孩子，她谈起一段经历。“（以前）每次去银行，我都不懂怎么填写表格取钱，只能靠好心人帮忙。所以我才会因为孩子们不学习而生气。”

她无比坚定地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她身边的这群女性朋友，相信她正在从事的工作很重要。为此，她从不放弃学习——尽管学得很慢。为此，她还放弃了婚姻。

曾经，她的丈夫总爱羞辱她的工作。“什么破工作才会让女孩子半夜在外面啊？”“谁知道你们都在外面干什么？”从一开始言语指责，到后来偷她的薪水，再发展到家暴，暴力不停升级。而她不再像大多数印度妇女那样选择隐忍到底，而是提起诉讼，果断离婚。

说到这里时，身型羸弱的希亚姆卡利顿了顿，耸了下肩膀，笑了：“我的心给了我继续下去的勇气。”

或许，她是从米拉身上窥见了她的未 来。

别看米拉现在是个颇有远见的领导者，她曾经也背负着大部分人的耻笑。

她14岁结婚，好在婆家和丈夫支持她读书，才能继续完成学业。读12年级时，她的大女儿出生，她上学时把女儿交给奶奶照顾，却还得面临育儿问题。学校离家很近，每次孩子一哭，奶奶就会冲在顶楼教室读书的米拉高喊：“米拉，快回来，孩子饿啦。”当时同学都拿这事儿开她玩笑。

开始工作后，她又有了新的麻烦——丈夫反对她当记者。

 “家里有男人，干吗要老婆工作？”她的丈夫说。

但米拉不想浪费她受的教育，硬是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读书，拿下政治学硕士学位和教育学位。知识让她有了前进的勇气和自信，哪怕丈夫冷嘲热讽，她也不放弃。

从事新闻行业的14年，也是她与丈夫偏见博弈的14年。

他嫌弃她只顾工作，大半夜也不休息；她事业有了成就，他酸她们只是“凑合”；她一直积极追赶时代潮水的方向，他却下结论：“我敢说她们撑不了多久。”

贫瘠的社会土壤、糟糕的媒体环境、对女性的鄙弃姿态……统统是压在她们肩头的巨石，也化成鞭策她们奋发的原始驱动力。

种姓身份会与她们至死相随，下一代、下下一代恐怕也难以摆脱。但更重要的是，她们会不断挑战旧有的制度与社会结构，就像一个年轻记者说的：“这份工作让我从对世界的恐惧里走了出来。”

为渺小又平凡的本地人发声

当女性进入原本将她们排斥在外的空间，由她们想象的新世界会是什么样？

这是激发《以火书写》导演林图·托马斯创作的初衷。

《以火书写》提名奥斯卡后，《新闻浪潮》在官网发表了一篇声明，指出比起被提名，她们更希望人们讨论，是什么让女性主导的农村独立媒体成为可能——那是更复杂、更幽微的真实。

她们将自己描述为“地方监督者”和“弱者的武器”，会去报道主流媒体们不屑关注的、所谓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比如村里没医生看病难，道路施工延误，灌溉水渠没通水，乡村断电，或者是某户达利特家庭被迫搬到村外居住，近70年来只能在野外如厕。

她们勇于追问敏感的民生及政治议题。

2017年印度北方邦大选季启动，她们首次进行线上报道。面对夸夸其谈的人民党部长，米拉打断他甜蜜的承诺，直接质问：“我们的社会里连6岁的小女孩和80岁的老妪都会被强奸，针对这件事你能采取什么政策？”随后质疑：“你们政党之间互相踢皮球是基本操作了。”

10岁起就在矿井打杂的苏娜塔，数月来聚焦黑社会非法运营当地矿井的恶性事件。

在那里，矿道没有任何支撑，矿井一旦倒塌，矿工们就会被活埋。有村民替死难者申诉，直接被黑社会用石头砸死。黑社会用灭门来威胁不撤诉的死者家属，而苏娜塔直接跑进警察总署，质问警察为什么不作为，受害人为什么会撤诉。

同行的其他媒体男记者出门后“指导”她：“对这些警官一定要用糖衣炮弹，别往枪口上撞，多问点他们做过的好事。”

苏娜塔笑着看看涂着红甲油的手指，摇了摇头：“捧臭脚的有你们就够了。”

她把镜头从矿井管理者那里移开，透视背后隐秘勾连的黑社会与警察。她拍下黑社会势力扩张，警察围观矿难死者尸体被抬出的画面。同时在画外音里告诉观众，警察说根本没有矿难死亡的记录。

为此，她和她在矿井工作的家人都遭遇了巨大风险。有天晚上，矿井老板甚至闯进她家门，要她停止相关报道。 

然而，她的报道不会停。“最最重要的是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做记者让我成为为正义而战的斗士，我希望大家记住这样的我。”苏娜塔说。

这一系列关于非法矿井的报道被全国性媒体转载和报道，《新闻浪潮》在油管频道的阅读数破了百万。

她们也聆听悲伤者的故事。

《新闻浪潮》在公开声明中说：“我们报道针对妇女的暴力侵害，跋涉过堆积如山的报告，突出那些未报告的案件。我们坐在验尸室外，看被谋杀妇女的家人给她们的尸体标出高昂的价格——这是对死去妇女的最后一次暴力行为，也是形式最残酷的性别暴力。我们报道性暴力，不止因为我们是女记者，更因为这也是政治和经济的问题。”

希亚姆卡利报道了一起未侦破的低种姓女孩被强奸案。采访前，她就已认识到强奸案与其他刑事案件的差异。“失去贞洁的羞耻感会深深植根于被害者内心。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究竟是谁失去了节操？”

她去了那个村子，大多数村民对此事讳莫如深，认为这是私事儿或谣言。而当她跟受害者父亲交谈时，那个悲伤的父亲全程蹲在地上，掩面痛哭，说自己孤立无援，不知道该做什么。

希亚姆卡利告诉他伤心于事无补，她采访了他的妻子和女儿。报道发布一周后，强奸犯被正式逮捕并提起诉讼。

20年来，《新闻浪潮》团队顶着压力和恐惧，“为渺小的平凡故事而奔波，放大其重要性”。它成为当地许多受难者“唯一的希望”，如今拥有56万油管订阅者，平均每月浏览量达千万次，总浏览量超过1.7亿。

如今已升为主编的米拉总结说：“我们下一代人会问我们，当这个国家面临转折，而全社会对此保持沉默时，你们如何应对？《新闻浪潮》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曾向当权者问责，我们致力于为民主制度发声，我们从未让‘新闻自由’这第四根柱石倾塌，我们始终像镜子一样客观记录着这一切。”

没必要为祖国被放在聚光灯下羞耻

事实上，纪录片《以火书写》并不完美。然而，它有力地捕捉到女性媒体人“在地狱模式里努力寻找自我价值的样子”，让观众肃然起敬。

与《以火书写》一样熊熊燃烧的，是日益崛起的印度电影力量。

早前闭幕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媒体“凤凰娱乐”观察到，中国电影赞助商的地位已经被印度取代。

过去两年来，尽管疫情导致印度电影制作业经营环境变难，多个电影制作中心大受影响，但印度电影人仍在积极寻找出路。

印度今年举行了两项盛会Film Bazaar和APOS India，分别探讨电影院和流媒体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疫情期间，许多印度制片商选择将作品出售给网飞(Netflix)、亚马逊(Amazon)、迪士尼平台(Disney+)，或是印度本土流媒体平台。

 一直以来，大众往往把“宝莱坞”（Bollywood）与“印度电影”划等号。实际上，印度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行区域化电影产业模式的国家，其产业主体格局可以分为北部、南部、东部三部分。

北部的宝莱坞指以孟买为中心的印地语电影，南部包含泰米尔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坎纳达语四个电影产业。东部是以艺术电影著称的孟加拉语电影产业。各语种电影彼此交融，又因每个邦丰富的历史、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各有特色。

比如印度票房冠军《巴霍巴利王》系列与今年的娱乐大爽片《RRR》，就是“托莱坞”出产的泰卢固语电影。这里是“大预算、大成本、主流商业电影的沃土”，最爱拍宗教神话和民间传说，俗称“印度版战狼”：高扬民族情绪，情节与动作浮夸，比如空手接摩托等“反常识”设定，怎么刺激眼球怎么来。

包容一切娱乐形式的南印度神片，是底层群众的精神食粮与快乐水。

反观被视为“印度良心”的阿米尔·汗，自《印度往事》开始，他主演的一系列“宝莱坞电影”往往结合商业元素与现实关注，是“墙外香”的典型代表。《摔跤吧！爸爸》与《神秘巨星》关注性别平权，《我的个神啊》辛辣地向盲目的宗教崇拜开炮，《三傻大闹宝莱坞》则讽刺填鸭式教育乱象。

在他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印度电影通过反思性和批判性来征服观众，且力度越来越猛，不仅拓宽了类型片的空间，还开始改头换面出口海外——比如被陈思诚翻拍的《误杀瞒天记》。

在自己制作的节目《真相访谈》里，阿米尔·汗说：“批判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是印度人民进步的第一步。没必要为自己祖国被放在聚光灯下羞耻，应该羞耻的是我们国家在哪一方面还有欠缺。”

尽管针砭时弊的印度电影，在客观上并不能改变一个国家，尽管印度电影的开放与自由度，与现实的落后与保守背道而驰，但它作为映照现实的烛火，自有其幽光闪耀。

* 参考资料：

《奥斯卡提名作品<以火书写>走进印度唯一的全女性报纸》，CDRC2011，原作者Craig Phillips，编译冯洁；

《On Turning Twenty and The Oscar Story – Khabar Lahariya has a few things to say》；

《印度电影的产业现况与区域化发展格局》，作者付筱茵、蒲夏青、秦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