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古代中国为什么要防范商人?
在古代，生老病死都由权力决定
欧洲和中国的不同之一，是欧洲在历史上不存在对商人制度性的刻意打压。在世界各国当中，古代中国对商人的歧视是最直接而彻底的，很少有国家如同中国这样，用“士农工商”的排位，将商人列为社会等级的最低一等，并且在生活享受标准、子孙读书就业等方面进行公开性的歧视。这决定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路径不可能与西方同步。（文：张宏杰/江淳编辑）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人类有追求自利和喜好交易的天赋，因此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自身的不断扩展。但是这一理论在中国不尽适用。
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
在古代中国，有了权力，你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你就失去一切。中国古代权力的起源主要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意义上对古代中国而言并不完全适用。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皇帝们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之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如此巨大的行政动员能力，让西方人惊叹不已。
不仅是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来具体规定。比如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也就是说，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一次微服查访，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遂用格外开恩，“惟北地寒苦，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除了衣服之外，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饰彩色。百姓喝酒，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时代，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一切私人领域都具有政治性质，都是政治领域。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权力来规定。
因为权力的独占性，所以历代君主都对商人阶层抱有戒备和歧视心理。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十分锐敏地认识到，经济力量会威胁政权的稳定。
管仲说：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的财富流失到个人手里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有些人变得太富，国君就没法用利禄驱使他。有些人又太穷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刑罚也威慑不住他。这样就会导致天下混乱。
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理论，即天下所有的好处，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由权力这个“孔”出来，由君主来赐予。他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经济权力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才强大无敌；国君用政策来决定你的贫富和生死，老百姓就拥戴国君如日月，亲近国君如父母了。
在其他很多古文明当中，商业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公元前3000年，中东的亚述人就开始签订商业合约，那个时候甚至有这样的合伙协议书：14个人集资26块黄金成立一个基金，交由一名叫阿穆尔伊斯塔的商人管理，这个商人也拿出4块黄金加入。基金时效4年，收益的三分之一归这名商人。
而罗马人发明了法人制度，创造了公司的雏形。“在罗马法中，人是指能够拥有财产权，能够起诉和被起诉的任何个体”、“用法律保护个人权利，明确所有权归属，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场形成的前提，也许正基于此，很多学者才把发明公司的荣耀归于罗马人”、“罗马的公司由合伙人共同出资，选举管理人经营业务”。
古希腊梭伦改革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重商”。梭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他颁布法令：来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获得公民权。他还特别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特别是出口的迅速发展。
而大致与梭伦改革同时代的中国法家变法，几乎无一例外地“抑商”。商鞅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他宣布“废逆旅”，即废除旅馆，使外出经商的人没有住处。他用重税限制农民弃农经商，指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关市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也会有退缩之心。
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不能穿丝绸，到哪都得步行。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一脚白鞋，一脚黑鞋，这样奇怪的穿着，就是让你看起来和正常人不一样。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不能穿金戴银，穿绸裹缎，否则杀头。唐代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
“红顶商人”的悲剧
记得我中学时读世界历史，课本上有一段是讲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说因为欧洲的国王们很穷，打仗办事得向商人们借钱，钱借多了还不起，结果国王们就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控制，不得不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读了这些之后我大惑不解：君主怎么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西方的君主怎么那样笨？
其实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中国起源很早，然而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因此在中国古代王朝，产权比较模糊，有的朝代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但是有的朝代规定必须由国家来分配，比如北魏和隋唐的均田制。这两种制度可以无缝切换，说明一切都在权力的任意控制下。
所以，传统中国不可能产生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中国古代皇权不尊重私人产权，表现在很多方面。
第一，传统时代的皇帝，喜欢以“迁徙富豪”的方式来控制地方势力。如果你喜欢读史书，经常会看到“徙天下豪富实京师”这样的话。确实，秦汉以来，皇帝经常通过把富豪迁到首都的方式，把地方上的强大家族连根拔起：“从秦以来，经常不断地徙天下豪富于京师……这些豪富都是大的土地占有者，把他们迁离家乡，定居京师，他们只能携带走自己所有的动产，而不能搬移土地。结果，他们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便被政府没收。” 比如“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汉武帝“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明太祖建国不久，即下令迁江南民十四万户到凤阳（朱元璋一度打算以凤阳为首都）。1391年，迁天下富户五千三百户到南京。1397年，又强迫各地富户一万四千三百余户迁到南京。
把富人迁徙到首都，意味着一大家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放弃大量的土地，更别提漫长的迁徙路上老弱人口的生病死亡。这些举动用今天的眼光看，无疑是严重侵犯民众权利的行为，但是历代传统史家习以为常，均认为是雄才大略的举动，以为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传统时代皇室和政府采购中，经常通过强买强卖的方式来占商人的便宜。白居易的《卖炭翁》描述的就是唐代官府“和买”的过程，一千多斤炭，半匹红绡一丈绫就换走了：“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明代衙门“和买”时，也仍然如此，只给一半的价格：“价但半给。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他物类是，铺户甚苦之。”商人虽然报怨，但是毫无办法。这些现象，几乎历代都有，人们同样习以为常：人家提着脑袋打下了江山，还不让人家占点便宜么？
第三，一遇财政困难，国家可以公开掠夺商人财产。比如《旧唐书·卢杞传》记载：河南、河北连兵不息，赵赞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馀，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上许之，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捞捶，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
因为战争频繁，财政紧张，所以有人请皇帝下令，天下富商，每个人最多只能留一万贯，多出来的，都要“借”给军队。皇帝同意之后，军队就开始公开搜捕商人，如果不交钱，就酷刑折磨，有人因此上吊自杀，整个京城如同被暴乱的军队抢劫了一样。
在传统时代，遇到财政困难，政府强迫富商捐款甚至扣发百官工资是经常上演的情节。比如晚清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相当一部分是这样得来的。
除此之外，更别提国家政策朝三暮四，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极不稳定。
所以在传统时代，财富不能给一个人带来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权力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也可以让他一夜赤贫。汉文帝病了，长了个疮，怎么也治不好。邓通就给汉文帝吸脓。汉文帝很感动，特许他可以冶铜铸钱，邓通遂一跃而富甲天下；过几年，汉文帝死了，汉景帝上台，厌恶这个靠拍马屁上来的人，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朱元璋时代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流放云南。沈万三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时代富人财富的朝不保夕。
这就造成了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古代中国，如果想经商致富，就必须与权力结合起来，寻找权力的保护。“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秦始皇开创新制度之后，中国人还没有不依靠政治权力而能巨富的。
所以从春秋至清代“大商人毫无例外都是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寻租成功者”，“子贡……范蠡、段干木、白圭诸人，类皆赖政府上之地位，而干商贩之新事业”。子贡、范蠡、段干木、白圭这样著名的商人之所以成功，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政治权力。
《汉书·货殖传》载：（西汉）成都罗裒赀至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
罗裒大手笔行贿权贵，借他们的威势来经商，所以才能巨富。
王毓全研究明代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他说，明代那些能赚大钱的大商人“不是一般的大商人，因为他们的商业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经营。他们所凭借的主要不是资本而是特权和职权，他们所进行的完全不是公平交易而是用强豪夺，他们所获得的基本上不是商业利润而是豪夺的财富。只有他们，如皇亲寿宁侯张鹤龄，才能‘横行江河，张打黄旗，势如翼虎’。只有他们，如勋臣翊国公郭勋，才能‘水陆舟车皆悬翊国公金字牌，骚扰关津，侵渔民利’”。清代也是这样。《红楼梦》中的薛蟠是清代“皇商”的典型代表，清代盐商无一不依靠政府给予的专卖权才能发财致富。
今天中国社会流行一句话，经商要学胡雪岩。《胡雪岩》成为了热门的畅销书，多次再版，销势不衰。
那么，胡雪岩是怎么成功的呢？一句话，官商勾结，在官场上找到了过硬的靠山。因此他被称为“红顶商人”。
胡雪岩本来是钱庄的一个小伙计，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心计。他看到困境之中的王有龄是一支官场上的潜力股，因此投资于他，为此甚至不惜丢掉了自己的饭碗，由此二人结成生死之交。王有龄后来官场发迹，胡雪岩利用王有龄的关系，开设钱庄收获了第一桶金。
后来胡雪岩又看准时机，以精心的算计和巧妙的手段，靠上了左宗棠，进行大量的权钱交易，借官场势力，成为天下首富。然而“红顶商人”毕竟只是权力和市场交媾的私生子。他成因为攀附权力，败也因为攀附权力，最终成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权力角逐的牺牲品。胡雪岩破产之后下场是很惨的，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在绝望中痛苦地死去。因此，传统时代的“红顶商人”最终其实不过是官场的“白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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