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涉煤贪腐倒查20年：厅官情人入股煤企获利千万

涉煤贪腐，破坏自然生态

清宣统元年（1909年），此地建哈日布拉格庙；“哈日布拉格”是蒙古语 “黑色泉水”的意思，因为此处有煤窑，泉水呈黑色……这是东胜地名志对哈日布拉格庙的一段描述。

哈日布拉格庙址是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文物保护单位，在其建设控制地带的四周，下方是一座开发中的煤矿。来源于当地村民的一种说法是，此处煤矿以灭火工程名义开采。记者在周边探访多时，既未见明火，也未见煤烟。

可以确定的是：亿万年形成的优质煤层难免自燃，加之过去数十年间的小煤窑开采，接触氧气的煤炭在井下燃烧却长期无人理睬。整个鄂尔多斯的煤区，火点零星，但并不罕见。

在很多人看来，实施灭火工程本无必要。一位通过灭火工程拿下采煤权的商人介绍，煤矿的火好灭，用水一浇，或者用土一埋，火就灭掉了。“即便是正常煤矿也难免有火点，不必大动干戈。”

也有个别人认为，即使实施灭火工程，真正的火点也无法灭掉。一位退下来的公务员介绍，一些火点已在地下燃烧数十年，温度极高，人畜无法靠近，根本灭不掉。“这样的火点很少，对当地几乎不产生影响。”

但实施灭火工程有利可图：在有火点的区域划定火区，商人参与灭火，作为回报，火区范围内的煤炭由商人开采销售。本来类似公益事业的灭火，成了商人们争相追逐的对象。有些时候无火可灭，浇柴油点上一把火也要灭。

更大的“好处”在于审批的便利。当地煤炭行业人士介绍，如果是正常开采煤矿，需要国家层层审批，没有一定资质拿不下来。但打着灭火工程的名义，在鄂尔多斯市级层面就基本能批准。至于哪里是火区，地方官员也掌握了话语权。

能拿下灭火工程的，以本地商人为主，有些还是下海的公务员。他们中很多人通过贿赂官员来疏通政商关系，腐败也由此滋生。记者接触到的一个灭火工程，本地商人拿下火区煤矿仅需花费一两亿元，但两次转卖后，最终承包并实际开采的外地商人需要花费约10亿元。本地商人利润之丰厚，使官员从中获得巨额“分红”的空间变大。一位业内人士介绍：“云光中在鄂尔多斯当了三年市长、三年书记，灭火工程就是在他手里兴盛起来的。”

与露天开采一样，井采也会破坏生态。由于地下煤层挖空，地表塌陷，形成大裂缝。在干旱的高原，表层土含水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降水。但雨水顺着裂缝流入地底，山坡高处蓄不住水，植被干枯而死。在一处塌陷区，记者注意到，除了耐旱的松树，几乎看不到成活的树木。村民出于经济目的而栽种的树苗，几乎全部枯死。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指出：2010年，国家决定由自治区对本地煤田自燃现象进行灭火治理后，出现大量以灭火为名违规配煤问题，“灭火煤”成了“腐败煤”；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美丽的大草原大规模挖煤上电，昔日绿肺逐步沦为风沙肆虐之地。

宁可倒贴钱，也有人抢着加班

倒查20年的专项整治中，煤炭系统被认为是贪腐重灾区。

在鄂尔多斯，多位担任过煤炭局或能源局局长的官员接受纪委调查，比如：鄂尔多斯市原煤炭局党委书记、局长郭成信，掌握当地煤炭项目审批大权长达8年，在其退休5年多后被查。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鄂尔多斯煤炭难以外运，对GDP的贡献远远不如本世纪。即便如此，煤炭对于地方财政依旧至关重要。据一位在煤炭系统工作过的官员介绍，在90年代云公民主政当地时，煤炭局被称为“第二财政”。“其年收入是第一财政的10倍。有一年财政局出现4000万元亏空，煤炭局直接支援了8000万。”

这位前官员还透露，通过煤炭敛财，之后再去买官。“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是个科级干部，有一次跟着局领导去见云公民。当时传闻他可能升任自治区副主席，我们局的领导向他道喜。云公民做出数钱的手势说：‘升上去还得要这个。’据说是有一家煤炭企业赞助了云公民。他升上去后，政府征收该企业的‘维护简单再生产费’时，每吨煤优惠7元——这在90年代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优惠政策执行了10多年，大约在2010年前后才废止。”

但也有接近官场的人指出，这家企业曾经大修基础设施，为鄂尔多斯煤炭外运做出过杰出贡献，所以才能得到优惠。

记者采访期间发现，煤炭系统的贪腐经常涉及煤管票。

发放煤管票，国家可以调控煤炭产能。比如，一家煤企领了1万吨的票，即使开采了2万吨，也不能销售、外运。

煤管票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征收税费。煤企领票不是免费的。据煤炭行业资深人士介绍，1992年，一吨煤的煤管票需要缴费14到15元，目前则已涨到每吨100多元；这笔钱相当于税费，上缴国家。

一位从事煤炭运输的司机介绍，煤管票是一车一票，一票一号。即：每一张票都有一个专属的编码，意味着票据不能重复使用，产销量不可以随意增加。每个矿的煤炭运出去，必经之路上一定有煤管站，过磅核实重量，验收合格了，工作人员在煤管票上加盖公章。此后途经各类检查站点，包括运管、交警的检查，都可以凭票通行。

要是打点了整个检查环节上的公职人员，操作空间就很大。

这位司机称，最需要打点的是煤管站，因为这一关不可避免。比如，拿着33吨的煤管票，运了70吨煤，关系好的话就能放行。司机超载，获得了超载部分的运输费；煤矿减少了领取煤管票的费用，因此售价有所降低，与购买方分享利益；煤管站的工作人员则接受了贿赂。

一位煤炭行业资深人士说：煤管站的工作人员分成三批轮流值班，每24小时为1个班，每个工作人员一个月大约值班10个。多位行业人士介绍，如果煤管站开设于质优量大的煤矿，值一个班收受的贿赂能达万元，2万元也很平常。也就是说，一个最基层的公职人员，每年收入达到百万甚至数百万元。“他们抢着值班，如果同事哪天不上班，代班的人还要倒给钱，一个班要价多在1000到5000元之间。”

但不是每个煤管站都开在效益好的矿上，这部分公职人员往往有特殊关系，比如是领导的亲戚。不过即使是“效益”差的煤管站，工作人员每月灰色收入也能达到三五千元。

煤炭局的官员还私自倒卖煤管票，比如120元/吨的票，以60到70元的价格卖出去，所以票证科的岗位也是香馍馍。坊间传闻，鄂尔多斯曾有2亿吨的煤管票去向不明，后来纪委检查，票证科的官员慌了神。有两个独立信源告诉记者，该事件中有官员自杀，但未披露原因，而当地政商圈较为一致的说法是，该官员被卷入煤管票的倒卖。

在倒查20年的专项整治中，慌了神的官员不在少数。呼和浩特某事业单位的干部说，现在很难邀请一些富煤盟市的官员吃饭，再也不敢违反相关纪律。

敛财手段五花八门

煤炭系统绝对不是涉煤贪腐唯一的灾区。但凡有一定关联的政府部门，都试图从煤炭经济的发展中分一杯羹。

东胜区一位来自外省的煤矿承包商透露，他需要打点的政府部门本来就很多，而且有地市一级的，又有旗县一级的，数量就更庞大了。

以公安部门为例，多位商人介绍：落马前曾担任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东胜区分局局长的刘杰，在其直管的东胜区率先实行民用火工产品的集中管理，全区的雷管炸药销售专设在某一派出所。“所长是他的亲信，这就方便了他从中敛财。火工产品是采矿必需品，老板们去买，最初还要交一笔5万元左右的‘赞助’。刘杰在政商圈毫不避讳，说养活协警需要一些补贴。”这一模式后来又在其他旗县推广。

相关报道显示，从2007年到2020年案发，刘杰以其妻子、女儿、其他近亲属为“白手套”，或委托他人代持股份，在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汇能公司）等4家大型煤企、2处个人煤矿入股1930万元，获利2132.59万元。其中，仅在汇能公司，刘杰夫妇就获得分红593.44万元，其20万元原始股本金也增值45倍，达到900万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刊文评价：刘杰入股的大多数煤企总部设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他深知这些煤企有求于己，便把这些煤企当做自己积累资本、发家致富的工具，肆无忌惮入股获利；而刘杰所谓的煤企“朋友”，为了能在刘杰庇护下发展，都想方设法满足其各种需求。

从目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通报，以及已结案的判决书看，入股煤企是很多贪腐官员的惯常行为。

此外，吃拿卡要的风气弥漫，甚至可能是频率最高的索财方式，最基层的官员也总参与其中，成为一种蝇贪。

前述外省承包商提到：“开矿最初一段时间，各部门的各级领导对安全和生产都不放心，带着下属来视察。局长来了副局长再来，科长陪同完局长又陪一次副局长。所以头几个星期，每天要接待几批官员，除了吃吃喝喝，还要给所有前来视察的人准备红包。”

多位涉煤商人表示，即使过了开矿的最初阶段，又有相关部门的例行检查，且部门数量还很多。“要挑点毛病很容易。比如矿区道路，车辆设备来来往往，压坏了没及时修补，就可能有道路不平整的毛病。”来例行检查的往往是基层干部，但如果不达标，他们往上一报就麻烦了，所以每次也要准备红包。

如果检查出来的问题被上报，煤企就要交罚款，但罚款也是一门学问。一位煤炭商人介绍：“打个比方，一笔原本是10万元的罚款，最好是先花3万元打点领导，然后就可能只要罚5万。省了钱不说，关键是效率高。即使真的愿意依法依规交10万元罚款，但领导没捞到好处，便说要开会研究研究。等他们商量出个处罚方案，几天或者好些天就过去了。期间煤矿必须停产，而停产的经济损失可能远超罚款金额。”

外地商人在利益链上相对弱势。无论是灭火工程还是普通煤矿，头一道拿下采矿权的通常是在本地政商圈有特殊关系的人，他们再转包或转卖出去。这就是所谓炒矿，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本地人只需转手就可能净赚数亿，而购买的外地商人则要开采数年才能赚到钱。

外地商人由于不被当地官员信任，他们往往要在本地政商圈找到中间人。一位外省商人说：“每次我把钱交给中间人，他有没有送给领导，我都无从知道，但又不能不给。”

多位煤炭行业人士透露，对于关键部门或科室的领导，逢年过节都要送礼金。“每年至少中秋送一次，春节送一次，每次至少5万元——这还是在你煤矿手续齐全、各项合规的情况下，实际很难做到。”一位行业资深人士介绍，灰色开支通常占煤矿全部开支的10%到15%。

有位涉煤商人告诉记者，其同学任职某部门的关键岗位，“但他很不喜欢去视察煤矿，因为一去就有红包，收下不好，不收又显得太另类。”当地政治生态已被摧残至此。

汇能公司改制谜团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刊发文章《内蒙古自治区系列涉煤腐败案以案促改工作启示》，其中指出：“一些领导干部通过企业改制等方式，将国有煤矿据为己有，攫取暴利。”

记者在鄂尔多斯采访期间发现，前述的内蒙古汇能公司即被卷入“企业改制”“侵吞国有资产”话题，成为当地政商舆论场的议论对象。

在鄂尔多斯，汇能公司被视为和央企神华集团、民企伊泰集团并列的煤炭生产巨头之一，其现任董事长为郭金树，此前他还一度兼任市煤炭局局长。

多个独立信源指出，郭金树担任煤炭局局长期间，曾将大面积煤质上乘的井田划归当时的国有企业汇能公司，使其成为当地拥有煤田面积最大的企业之一。2004年，郭金树辞去局长职务后，专职担任汇能公司董事长，通过企业改制，成为此后的民营企业——汇能公司最大的自然人股东。

通过公权力使企业获得资源，再通过企业改制将资源私有化，这段历史难免将郭金树置于瓜田李下的尴尬境地。

针对郭金树和汇能公司可能存在的问题，薛文明、张海平、秦东等原煤炭局的干部职工举报至今，十余年来不曾间断。在接受开屏新闻记者采访时，他们指称：

郭金树于2004年提前行政退休，在汇能公司改制时，给原鄂尔多斯市煤炭局系统的部分干部职工及其他政府官员配置干股。其中，煤炭局普通职工配股6万至8万元，科级干部30万至70万元，处级干部100万至120万元。用郭金树自己的话说，这些股份的“分红很高”。

举报者提到，郭金树在担任煤炭局局长期间，身兼汇能公司董事长之职，利用行政审批权，将弓家塔联营煤矿、猪亥门煤矿、富安煤矿、路桥公司等等国有资产划归汇能公司。其中，仅在准格尔旗便涉及160平方公里优质煤田，“以至于像神华这样的央企，都要从汇能公司手里购买井田。”这一说法在当地煤炭行业圈也广为流传。

按照薛文明等人的说法，这些国有资产在由汇能公司经营多年后，才补办相关国资委批文。此外，“尽管他们后来做了退还规费的表面文章，但当时汇能公司领取煤管票的价格，比其他煤企便宜3.8元/吨，在产销量以亿吨为单位计算的情况下，仅此一项就让国家损失10多亿元。”

必须说明的是，就以上举报内容，这些原煤炭局的干部职工并未向记者出示确凿证据。他们自己也表示，一些事情虽亲身经历，但事后难以取证。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坊间传闻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例如，已经公开披露的相关判决书表明，汇能公司确曾卷入李世镕贪腐案：

“2007年11月，李世镕为了让被告人杉丹（编注：杉丹与李世镕为情人关系）获取高额红利，要求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某安排入股，郭某遂指示工作人员违规以借款名义入账100万元，并按照股东分红标准支付利息……2013年12月17日汇能集团将上述100万元借款汇入被告人杉丹母亲钱某银行账户的形式退还给被告人杉丹。其间被告人杉丹取得分红1050万元。”

“证人郭某证言，证实其系汇能公司董事长，因汇能公司效益很好，分红很高，很多人想入股，特别是一些关键人物，因此公司有22%的社会预留股，经其同意可以入股……2007年，李世镕提出让一个人入股，其考虑到李世镕在煤制天然气上一直给其协调就同意入股，并按照集资款进行了处理。”

“李某利用担任鄂尔多斯市副市长、内蒙古自治区××区书记、厅长的职务便利，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共计8452.2855万元……其中收受……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金树1.5万美元及金条800克……”

记者多方求证，判决书中的“郭某”即郭金树。

此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的文章《惩治家族式腐败》提到，李世镕为帮助其兄长实际控制的公司解决资金困难问题，向汇能公司借款3000万元。“事实上，这笔钱不过是以借为名、最终有借无还。”

另须注意的是，前述薛文明、张海平、秦东等原煤炭局部分干部职工，与郭金树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他们也表示，之所以举报至今，原因之一便在于企业改制阶段，包括他们在内的部分人被剥夺了入股汇能公司的机会，并在此后失去公务员的退休待遇。“我们是国家干部、事业单位职工，分流所执行的政策与企业改制的买断工龄政策不同。针对我们的所谓‘买断’，实际是郭金树违规排除异己、结党营私的工具。”

薛文明进一步解释说：“国有资产被允许在改制过程中划归企业，是为了解决分流下岗带来的安置问题，所以应当照顾本单位的干部职工，而不是将安置责任和压力推向社会，把股份优先分给其他官员及其亲友。”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也刊文指出：“所有涉煤腐败问题背后都有政治问题，利用煤炭资源搞政治攀附、人身依附的不在少数。”

煤炭领域倒查20年专项整治开始后，郭金树一度接受纪委调查，时间长达数月，但全身而退。

记者拨打汇能公司官方公布的电话，并向官方邮箱发送采访函和采访提纲，试图和汇能公司核实以上情况，就相关问题作出解释，但截至发稿，未收到答复。

酒店里的市委书记

鄂尔多斯很多政商圈人士认为，倒查20年不局限在煤炭领域，而是从该领域切入，彻底治理当地混乱的政商环境。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的话说：“涉煤腐败问题严重污染政治生态，煤炭资源领域问题扩散蔓延，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污染政治生态的最大‘毒瘤’和源头，必须坚决割除掉、彻底清除净。”

以云光中为例，涉煤贪腐的影响便超出了煤炭领域，即便在其落马、判刑后，留下的一地鸡毛至今未解决，不利于当地民营经济发展。

坊间传闻，2008年2月，云光中从满洲里市委书记赴任鄂尔多斯副市长时，便有煤炭商人从各地赶来机场迎接。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东达集团）董事长赵永亮说：“个别商人消息灵通，笃定云光中将成为鄂尔多斯一把手。”不到一年后，云果然升任市长，又在2011年2月成为市委书记。

据赵永亮本人自述，其一度与云光中关系密切，但在东达集团与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鄂尔多斯集团）的经济纠纷中，云光中支持了后者。云落马后，赵永亮亦接受了36天的纪委调查，但未受牵连。

除了风靡全国的羊绒衫，鄂尔多斯集团还涉足煤炭、房地产等诸多领域。据多位商人和前官员介绍，该集团在鄂尔多斯市的煤炭开采，规模虽不及神华、汇能，但也是主要煤企之一。

2009年，东达集团旗下子公司（下称东达公司）与鄂尔多斯集团旗下子公司签约，合作开发呼和浩特市中心某黄金地段土地，名称为鄂尔多斯广场公园项目（下称广场项目）。东达公司出地，占股49%；鄂尔多斯集团方面出资，占比51%。按照两家预算，广场项目利润将达30亿元，双方依据股比分成。

此后鄂尔多斯集团未能履约出资，项目烂尾。但根据仲裁结果，在利润尚未产生时，守约方反而要向违约的鄂尔多斯集团支付近1.6亿元。

由于东达公司为项目垫付过大量资金，此时已资不抵债（负债率107%），赵永亮向呼和浩特中院申请破产重整，以便其他企业的资金能够进入，代替鄂尔多斯集团向广场项目注资，待利润产生后再解决债务问题。“利润高达30亿，试图介入的企业不在少数，包括央企和其他知名地产商。”

2018年3月27日，呼和浩特中院受理了东达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但当年5月2日，呼和浩特中院又突然以自己无管辖权为由，撤销已生效的裁定，并认定管辖权归属东达集团注册所在地的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东达公司只得又向达拉特旗法院申请破产，但该法院亦以无权管辖为由拒绝受理。

东达公司随即向内蒙古高院提交申请，至今没有下文，陷入破产无门的荒唐境地。

赵永亮将矛头直指云光中。他笃信，云插手了东达集团与鄂尔多斯集团的纠纷，干预司法，导致广场项目烂尾至今，企业陷入泥潭。他认为，云阻止破产重整，是为了让东达公司退出广场项目，帮助鄂尔多斯集团独享土地开发权。

据赵永亮介绍，他曾电话联系时任呼和浩特中院院长的董秉惠，董劝赵放弃申请破产重整。此时，云光中已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之后，董秉惠在2019年3月接受纪委调查，略早于云光中落马。

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则在201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云中光插手此案，并指赵永亮与董秉惠存在利益往来；赵亦向开屏新闻记者否认其与董存在利益往来。

但难以否认的是，鄂尔多斯集团确与云光中存在着某种联系，其中的关键人物是荣三军。荣的公开身份之一是鄂尔多斯集团副总裁，而未公开的身份却在政商圈更为人知，即云光中的“亲密助手”。按照赵永亮的说法，荣三军虽是鄂尔多斯集团副总裁，但更像云光中的“大管家”。云出行、办公，很多时候不带秘书，而荣却总是在场。

坊间传闻，荣三军既是王林祥的表妹夫，又与云光中有家族世交。早在云还是旗县官员时，商人荣三军便常伴左右。

外界商人想要见到云光中，往往先拜会荣三军。拿矿买地，荣一旦点头，云那里便很好盖章。还有一种说法，一些鄂尔多斯官员想要晋升，办法之一也是找到荣，以至于他在鄂尔多斯有“地下组织部长”之称。

在东达集团旗下的锦江国际酒店15层，荣三军曾以某企业的名义包下一侧数间相邻的房屋，外加密码锁防盗门，与酒店其他部分隔离，形成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

据酒店工作人员透露，独立空间由云光中、荣三军自行装修，建成了一个会所。云光中的套房面积大约有五六百平方米，位于该独立空间的东南角，加装了第二道密码锁门。套房又由数间房屋构成，卧室、客厅、洗浴等设施一应俱全，云在此吃住、办公、接客，并且花天酒地。一位进入过其内较深一间房的酒店工作人员称，墙上壁龛里曾摆满珠宝。

赵永亮自称，云光中的钱权交易曾在此进行。

酒店工作人员介绍，云光中为人低调，很少在酒店大堂出现，一般通过地下车库的电梯直达15层。荣三军则经常出现在大堂，会见政商圈各路人士，酒店员工都知道他是云光中的人。这似乎佐证了坊间说法，云光中幕后弄权，荣三军台前寻租。

关于云光中在锦江国际酒店的居住时长，坊间有5到8年的不同描述；酒店工作人员的回忆是，云在2010年前后入住。较一致的说法是，云光中于2016年搬离锦江国际酒店。

即使按照较保守的说法，最晚在2012年，云光中便已生活在位于呼和浩特的锦江国际酒店，而他直到2014年才离任鄂尔多斯市委书记。也就是说，这位一把手居然长期不在自己的主政地。

据赵永亮的单方面描述，他最后一次私下找到云光中讨要说法时，荣三军已经被纪委带走，云此时惶恐不安，后悔以前的作为，并向赵道歉。

见面十多天后，也就是2019年6月11 日，云光中被通报落马。

记者拨打鄂尔多斯集团官方公布的电话，并向官方邮箱发送采访函和采访提纲，试图核实以上情况，请其就相关问题作出解释，但截至发稿，未收到答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的文章《内蒙古自治区系列涉煤腐败案以案促改工作启示》则指出：“煤炭富集地区大量民营资本在攫取第一桶金后，逐步向交通、土地等领域拓展，‘煤老板’转身修路炒地成了‘路霸’‘地主’，加上一些领导干部介入，腐败问题不断滋生，积弊乱象扩散蔓延。”

尾声：落马官员的忏悔

据内蒙古纪委监委网站在今年11月6日刊文公布的最新数字，倒查20年专项整治开始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共立案涉煤案件736件1023人，其中厅局级干部69人、县处级干部243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20人，组织处理966人，移送司法机关129人，追责问责1656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523.88亿元。

2021年4月25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警示教育电视电话会议，现场播放50分钟警示教育片《查腐煤 刨黑金 除毒瘤——内蒙古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警示录》。

“片中这些人有的正值壮年却将大好前途断送，有的一把年纪却身陷囹圄，发人深省。”时任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副厅长王富友说，自然资源系统的多个案例都出现在了警示教育片里，亲历这几年内蒙古反腐风暴，他深切感受到了“以权谋私，这条路走不通、这个账总要算”。

4月27日，新华社刊发报道指出：倒查20年，不是把腐败分子揪出来就万事大吉，还要严查党员干部的权力观、政绩观、发展观、群众观；通过倒查对公职人员形成警示教育，将规矩意识常存心中，通过“硬制度”和“软约束”共同筑牢反腐败大堤。

该报道同时配发视频《乌金除垢 涉煤落马官员忏悔录》。

一位商人私下说出自己的想法，建议煤炭领域倒查20年专项整治再持续3年以上。而东达集团的赵永亮则对法院受理他的破产重整充满期待，他把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看作一场及时雨，是治愈涉煤贪腐后遗症的又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