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哥的星期五 | 如果杨过活在今天

如果你没有“阳过”，是不是就不会被歧视呢？非也。稍早时候，一位上海老人因为不会用智能手机扫码而不得不放弃坐公交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之下，第二天上海市就发布了解决办法，按照公交、轮渡、地铁等不同的出行方式分别对老年人给出了解决方案。

没有“阳过”不保证以后也不会“阳”，现在不老不代表以后就不会变老。更何况，类似的歧视比比皆是。有些地方发文禁止外地人当网约车司机，有些公司招聘时明确拒绝某些省份的应聘者，已婚未孕以及想要二胎、三胎的女性不受欢迎，更不用说那些跟杨过一样的残疾人了，除了盲人按摩师和残疾人运动员，我们在职场上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所以，“阳过”被歧视不只与少数人有关，而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说到这儿，其实我只是说了一个常识。真正的问题在于，“阳过”的事情与上面那些由来已久的歧视有什么不同？

歧视“阳过”的前提是知道你“阳过”，而别人之所以能知道你“阳过”，因为我们身处一个数字时代，你的核酸检测信息可以很方便地在手机上查询和出示。不仅如此，行程码显示了你去过那些城市，健康码显示了你是不是密接或者次密接，场所码记录了你每天的行程轨迹……前年的“武汉歧视”、今年的“上海歧视”，都是“数上”的歧视、“码上”的歧视。

在复旦大学郑磊、上海交大陆铭等学者的呼吁下，在新冠疫情中“很受伤”的上海率先做出了改变。上海已经以地方立法的形式规定“不得以曾患传染性疾病为由拒绝录用”，并且上海、成都等地已经只能查到两周内的核酸检测结果，浙江健康码也只能查到最近6次的核酸检测结果。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有报道称这一做法“阻断了歧视阳性康复者的信息源头”，其实还远远算不上。

进一步来讲，我们的核酸检测结果、行程、轨迹等数据属于个人数据，本质上属于我们自己所有。当然，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我们可以让渡出部分的个人权利，例如允许政府查询这些数据，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数据所有权的本质。就好像主人忙的时候可以委托仆人替他打理家庭事务，但这个家还是主人的，主人可以随时收回这项授权。奥密克戎的潜伏期最长只有7天，那么我们对上述数据的授权理应只有7天。如果将来出现了潜伏期更长或者更短的病毒，那么这一期限可以再调整。

不仅如此，按照更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原则，我们对自己的个人数据还有访问权、删除权、可携带权，等等。

所谓访问权，就是我有权查看我存储在数据控制者那里的个人数据。例如让我进方舱，得拿出详细的数据支撑，而不是一句话就把我带走；假如我进了方舱，我有权知道自己每天的详细检查结果。现在很多城市的市民可以在手机上查询自己的病历，就是落实数据访问权的例子。相反地，我去过哪些场所、扫过哪些场所码，我自己都无处查询，这岂非咄咄怪事？

所谓删除权，就是当收集个人数据的合法理由不再存在，或者我收回授权的时候，数据应当被删除。例如过了病毒潜伏期之后，与之相关的个人数据就应当被删除，而不仅仅是不能查看。所以，上海只能查看两周内的核酸结果，以及行程码只能查看一周内的行程信息，都不符合删除权的原则，场所码的数据更是不知道会保存多久、如何要求删除。

所谓可携带权，就是我可以方便地把我的个人数据从一个控制者转移到另一控制者。例如我可以要求淘宝把我的购物数据转移到京东，当然这暂时还不可能实现。前两年开始推进的手机“携号转网”服务可以看做数据可携带权的初步尝试。再者，当我从一省到另一省的时候，理应可以把我的核酸检测数据转移到另一省的平台上。新冠疫情已经两年多了这一点还没有做到，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上面这些权利还没有体现在我国的国内立法中。《上海市数据条例》规避了数据权属问题，首提“数据权”的《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也在二审稿删去了一审稿中的相关内容。国家层面希望地方先行先试，地方又缺乏相应的立法权限，公民数据权利的法律保障还很不健全。

回到“阳过”的问题，曾经“阳过”但是已经康复的数据对于疫情防控而言已经没有意义，因此除了我自己之外，不应当被他人轻易查询。当然，出于医学研究的需要，这一数据暂时还不应被删除，但是应当严格限制在科研工作中，仅限特定人员可以查询，并且要以匿名和加密的方式存储。只有这样，“阳过”被歧视的问题才能在根源上解决。

展望未来，从数字时代到智能时代，我们可能会得到诸多好处，但也可能因此面临更多的歧视。有研究发现，当AI看到一张与厨房有关的照片，这张照片更有可能被贴上“女人”的标签。如果这样的偏见得不到纠正，将来也许一个家务机器人看到男人在厨房时会送上啤酒，而当它看到女人在厨房时会送上洗涤剂。在美国，求职者不需要在简历上透露年龄、性别和照片信息，但是一家著名企业曾经用AI来筛选简历并自动给求职者打分，这一系统对所有包含“女性”一词的简历打了低分，例如“女性国际象棋俱乐部”以及“女子学院”。

总之，“阳过”的问题提醒我们，在当下，歧视问题在发生新的变化；在未来，我们还可能面临更严重和更隐蔽的歧视。为了迎接一个透明、公正、公平、自治和信任的智能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和行动。把“阳过”的故事说出来，就是行动的第一步。

扩展阅读：冯奎、唐鹏、郭巍，《数字治理：中国城市视角》，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