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玮专访：在一条平坦的路上曲折前行
张玮玮总爱折磨自己。
比如几年前，他开始装修云南大理山脚下的房子，那是他租房20多年来第一个家。花了一年装修好，却很快被他拆回毛坯。又折腾了一年，却难逃重回毛坯的宿命。历时三年零四个月，装修大业终于完成，他搬进了新家。可是半年后，他搬到了上海。走的那天早上，天朗气清，窗外的山色与湖光那么分明，他拉上所有窗帘，丝毫不留恋这美景。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在一条平坦的路上曲折前行。”认识他三十几年的郭龙说。装修房子这样，做专辑也这样，十年前的《白银饭店》这样，十年后的《沙木黎》也这样。他总要经历不断推翻不断重建的过程，一点一点去靠近心中的想象。比起按部就班完成最初计划，他更相信，没有痛苦就没有惊喜。
今年年初封控在上海的日子，张玮玮心无旁骛，早上醒来就开电脑，工作到晚上十点，不熬夜。他关掉手机朋友圈，卸载了微博，一心钻进音乐里，越钻越深。后来能出门了，他也不社交，每天唯一的外出，就是从自己家到音乐人严俊的工作室。某些时刻，他看到了当年创作《白银饭店》时的自己。
张玮玮在上海街头 摄影：董天晔
2009年，人到中年、漂在北京的张玮玮已在野孩子乐队、IZ乐队、美好药店乐队辗转多时。他舍下多年的乐手的经验，决心成为一个歌手，做一张专辑，“给自己一个交代”。
几次三番，专辑总在眼看就要完成的时候，被他全盘推翻，重新开始。后来他干脆把家搬到录音棚楼上，住了半年，后来又为了混音到歌手万晓利家住了一个月，《白银饭店》终于诞生了。
白银，是张玮玮的故乡，坐落在甘肃茫茫无边的戈壁滩上，是一座因矿而生的工业小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张玮玮的父亲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余万年轻人来到这里，“把那片荒凉的戈壁滩挖得灯火通明”。
他和郭龙，都是第一代移民的后代，“在一墙相隔的两个工厂家属院长大”。在白银饭店一楼的舞池里，他们开启了音乐生涯，然后又坐着火车离开白银，去追赶时代。
直到走南闯北多年后，当他们决心做自己的专辑时，发现自己“只有这个故事可以讲”——白银。“白银就像我们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回不去的故乡。”郭龙说。
张玮玮在上海文化广场的排练厅里 摄影：董天晔
一转眼，《白银饭店》发行十年了。11月8日晚，在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上，张玮玮和郭龙一起带来《白银饭店》十周年纪念音乐会。他们弹着吉他，拉着手风琴，唱起《白银饭店》《两个兄弟》《米店》。还是熟悉的味道，唤起许多记忆。只是，张玮玮瘦了，郭龙胖了。
这一天，本是张玮玮新专辑《沙木黎》原定的首发日，但专辑没能按规定时间问世。不过，张玮玮还是带着全新乐队亮相，在音乐会下半部分唱起了新专辑里的歌《红房子》《黑石》《索拉里斯星》等。
当第一首歌的前奏响起，画风陡然转变，观众这才发现——张玮玮变了。像十年前一样，他又一次告别过去，重塑自我。在一次又一次的停滞和折返的过程中向前，越走越远。
他说：“今天，我们做这场演出不是为了怀旧，《白银饭店》是我们俩的一个起点，我们要重新回到起点，再次出发。请大家相信我们，白银饭店还有歌要唱，还有故事没讲完。”
张玮玮与弦乐四重奏 摄影：董天晔
我很笨，只能用笨办法创作
候场：如果回到十年前，你会对做《白银饭店》的自己说什么？
张玮玮：我会感谢那个张玮玮，在当时选择了那样去折磨自己。因为我当时已经三十五六了，转型去当歌手，去写歌做专辑，起步确实有点晚，所以遇到的困难比较多。有些过程是你必须要经历的，但在你年轻的时候去经历会稍微好一点。人到中年去做这么大一个转变，其实是痛苦的，我很感谢自己在那会儿有勇气去改变自己。
候场：现在回头去看，《白银饭店》有遗憾吗？
张玮玮：那时候稍微有点盲目，所以留下了很多遗憾。好比，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录乐器上，录乐器花了一年多时间，录唱只留了一个礼拜，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本末倒置了。那是一段挺痛苦的时光，但我觉得很宝贵。
《白银饭店》十周年纪念音乐会彩排中 摄影：郑天然
候场：什么让你和郭龙保持三十几年的友谊，至今没走散？
张玮玮：可能是西北人的一个特质。西北人有一种浪漫，对天长地久的执念。希望家人永远在一起，希望兄弟不要分开，希望爱一个人就从头爱到尾。
我周围所有朋友都觉得我们俩的友谊是一个奇迹。我们从街头兄弟的关系跃升到工作伙伴，一起创作，一起讲我们自己的故事，一直到现在，还挺难得的。我俩其实性格、生活习惯很不一样。他是巨蟹，我是摩羯，一个生在夏天，一个生在冬天。我们会吵架，闹别扭，有很长时间，我们住得很近，但不说话、不见面。
就算不见面，在心里，我们还是牵挂着对方。就像我那天我在台上唱歌，突然想起他，觉得唱这歌他不在，总像少了点什么。
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他觉得他对，我觉得我在茫茫人海中拯救了他，他觉得他在茫茫人海中拯救了我。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越来越珍惜彼此的友谊。他给了我特别缺乏的东西，比如温暖和松弛。
《白银饭店》十周年纪念音乐会现场 摄影：郑天然
候场：郭龙说你“总是在一条平坦的路上曲折前行”，为什么？
张玮玮：我觉得就是因为笨。我真是一个特别笨的人，一直在用笨办法工作，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已经40多岁了，我不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聪明人，我只能反反复复一字一句去斟酌、斟酌、再斟酌，到最后达到自己认可的状态。我知道很多人一笔就能出来，我很想成为那样的人，但是我真做不到。
就像打《红警》，你慢慢去建设一个基地，其他地方什么样不知道，你再出去探索，知道哪里有敌人的堡垒，一点一点排除，最后整个地图拼凑完整，构成自己想要的世界。我做专辑其实就是这样。
候场：这个过程有没有自我怀疑过？
张玮玮：每天都在自我怀疑，我是一个深度自我怀疑的人，很受折磨，特别受折磨，但我觉得怀疑是好事。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伍迪·艾伦拍《咖啡公社》的时候用了这句话，下一句是他自己说的，“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好过的”。但怀疑最起码说明，你在认真地面对人和事，认真面对自己。
张玮玮与弦乐四重奏 摄影：郑天然
我是一个民谣的叛徒
候场：据说你和郭龙本来计划做《白银饭店2》的，怎么半路上拐弯，开始做《沙木黎》？
张玮玮：其实这些年一直想做《白银饭店2》，我跟郭龙设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这得是一张让我们在死的时候可以瞑目的专辑。所以这个过程中，野心稍微有点大，涉及的范围特别广，需要在音乐上去拓宽很多东西，才拿得准。
于是我开始做自己的专辑《沙木黎》，希望能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去大胆尝试，帮助我跳到《白银饭店2》。结果没想到，这张专辑在制作的过程中，跟之前想得完全不一样。它比跳板要豪华多了，成了“24k金镶钻”跳板。
张玮玮在上海街头 摄影：董天晔
候场：沙木黎是谁？
张玮玮：沙木黎是我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他就像一个隐形的朋友，我会把这些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特别想说的话，想表达的东西，全都说给他听，向他表达怀念，向他道歉。
以前我喜欢把东西往实里写，现在慢慢越来越想写得虚一点，大家听了可以和自己的人生对应起来，把自己的情感放进去，因为人类的情感大都相通。
它应该还要再经过挺痛苦一段时间才能问世，大概明年春天。也说不准，反正总有问世的一天。
2020年，张玮玮和小河在上海文化广场 摄影：董天晔
候场：新专辑的制作人是严俊，他是上海非常有名的电子音乐人，这预示着你要从民谣转向电子音乐吗？
张玮玮：我觉得民谣这些年变成了三样东西，第一种是“诗与远方”，就是风花雪月的故事。第二种是，越来越像“流行歌”，好像只要用一把木吉他唱歌就能叫民谣。第三种，很多人说“民谣过时了”。
其实，民谣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歌唱，在世界各地拥有如此多元的音乐形式，现在却被定义得越来越狭窄。我是一个“民谣的叛徒”，我希望能让大家知道，搞民谣的人不是只会写歌词和弹木吉他，没有这些大家也依然能感受到民谣的美。但我从没打算离开民谣，相反，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更“称职”的民谣工作者。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有更多的手段去拓宽民谣的定义。它的虚实性，它的画面感，它的空间感，都有更多的可能性。当然，探索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我跟严俊聊过，有可能我们做出来的东西，电子音乐人说不是电子，民谣人说不是民谣。但我相信我的判断和我所花的时间，我一定能从中找到我所认为的答案，总有一天会告诉你。
排练《白银饭店》十周年纪念音乐会 摄影：董天晔
候场：《沙木黎》做了一半，为什么一定要从大理来上海？
张玮玮：因为待在风轻云淡的地方，每天都很好，但它太小了，所有的事都在不停循环。而且那时候，我在音乐上也出了一些状况，急着想突破，有时候把问题归结为自然环境。
我这些年比较“沉”，可能因为年龄，可能因为境遇。《沙木黎》里的歌都是在这个阶段里诞生的，所以色调比较暗。到了一定年纪，会遇到真真正正的离别，不是小时候跟恋人的离别，是更大的离别，有过心慌意乱、千疮百孔的阶段。
我到上海的第一天，大清早起来去坐早高峰地铁，看着那么多年轻人早起挤地铁，脚步匆匆，我挺感动的。我觉得人真的不能贪图安逸，还是要逆流而上。我来上海后开始跟严俊学合成器，学了一年多，感觉很好。这次演出，台上是我的新乐队。新成员、新琴，连琴架都是新的，连接线都是新的，所以，是全新的班底，全新的玩法。
弦乐四重奏的乐手们来自上海交响乐团 摄影：董天晔
我将告别第一人称写作
候场：对于十年前的《白银饭店》来说，《白银饭店2》会有哪些延续？哪些突破？
张玮玮：《白银饭店》的录音，在技术层面有很大的问题，那是巨大的无法弥补的问题。此外，创作的整体性没有考虑到。在这张专辑所有的歌全部写完后，在做专辑设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折页背面会空出十几页。我想，我得写一个文案，想办法把它填满。
那是专辑在深圳印刷的时候，我在印厂旁边的一个酒店住了一个月，写下了这个文案。这张专辑，我最满意的就是文案。写完之后，我突然发现，如果专辑里的歌能跟着文案起承转合，一一对应，那就太棒了，这可能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希望这个遗憾，《白银饭店2》能弥补，所以我要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好，让它变成一张真正的叙事专辑。
张玮玮为周云蓬调整话筒 摄影：董天晔
候场：为什么对叙事性如此执迷？
张玮玮：你知道吗？哈萨克族人有一群传递消息的人，叫阿肯，弹着冬不拉唱着歌，骑着马在各个部落之间游荡，他到每一个部落，部落里的人都会款待他，因为他会带来别的部落的消息，会唱歌给你听。这些游吟诗人可能只是为了换一顿酒喝、换一顿肉吃，换几天舒服觉，或者为了博得部落几个女孩的欢心。但阿肯的歌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了哈萨克族人的民间史。
我觉得，如果我能和那些阿肯一样，起到记录和传递信息的作用，就够了。要不然，我们这个职业好像太虚无了。
候场：时代变了，生活也在变化，但你仍然希望在今天做一个游吟诗人？
张玮玮：的确，时代不一样了，我们没法像游吟诗人那样去生活，我们生在混凝土上，长在混凝土上，每天在混凝土里待着。但这里面一样有可以被记录和传递的东西，就像白银这座城市。
我和郭龙经常聊，如果我们不去记录，它就要消失了。几十万人里就有几十万个故事，如果没有人去讲述，就被遗忘了。到了我们孩子那辈，就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的存在了，时代太快了。
《白银饭店》十周年纪念音乐会彩排中 摄影：郑天然
候场：所以《白银饭店2》就是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写的？
张玮玮：对。我做完这张专辑，就要告别第一人称，不再用第一人称写歌，不再以自己为出发点，我要写别人，去听别人的故事，去体会别人的心情。
从小我们把“我”字放在正中间，就会产生很多需求，很多痛苦。不论在家庭、在爱情、在工作中，在大街上、在地铁里，一旦你的中心位置偏离，就会特别失落。当你放弃这种中心感，你才会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就会发现事实的本来样貌。
但你知道，我们以前受摇滚乐的影响，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我在舞台上一定要像一把刀子一样扎到别人心里，非常强势。当他老了，不再是刀子了，他还在拼命演一把刀子，非常累。我觉得就是第一人称把自己给框死了。
今年我有一首歌叫《2020》，那首歌开头是：“在美丽的故事里，我们是不重要的那两个角色。你可以倒立着看手机，我擅长后空翻。”告诉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就是一个配角。当你变成配角，你就能耐心聆听所有人说话，获知全景，你就能给自己松绑，变得自由自在，无所不能。
文/吴桐
摄影/董天晔、郑天然
视频/候场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