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文学与鄂东文化

以地域水土论文学在中国古已有之，在西方也不例外，法国人丹纳的文学地理学说在现代中国文学界更是影响深远。虽然以文化地理推论文学地理有时难免会陷入牵强或绝对，但只要我们不过于偏执和独断，建基于文化地理学的文学地理学说在透视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学风范时确实有其不可替代之处。

且不说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派”与“海派”文学的艺术分野，单说当今陕西一省文学就有“陕北”、“关中”与“陕南”之分。当年贾平凹曾对我说，陕北路遥的文学可用“高寒”概括，而关中陈忠实的文学可用“宽厚”做结，至于出自陕南的他自己的文学则被定义为“深幽”，诚哉斯言！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湖北文学地理，当今湖北文坛能够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作家要么来自鄂东，要么来自江汉平原，尽管他们大都寄身于省府武汉，但就其文学气韵和文化底蕴而言，他们骨子里依旧流淌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血脉，或者是鄂东山地的朴质刚毅，或者是江汉湖区的灵巧秀丽。将这种文学风格上的分野归之于各自文化地理上的差异，我想大抵是可以站得住脚的。

毫无疑问，鄂东文学的母体是鄂东文化，正是鄂东独特的文化土壤孕育了神奇的鄂东文学。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鄂东文化存在着很大的误解，这就是习惯于将鄂东文化简单地归结为红色文化或革命文化。从更长远的历史时空来考察，与江汉平原作为古代楚文化的发祥地不同，鄂东的文化史更多地与佛教或禅宗有关，惠能、苏轼和李贽这三位文化奇才无疑在塑造鄂东文化精神上居功至伟。

唐人慧能贵为一代禅宗祖师，他以一介布衣在黄梅顿悟禅宗佛法，其开宗立派之文化精神万人景仰。宋人苏轼号称儒道释集于一身，但他在黄州古城江畔与清风明月相伴的旷达人生显然是以禅宗作为深层文化根底或精神支撑。明人李贽蛰居黄麻一带著书讲学，其非孔反儒的理论支柱“童心说”正是来源于惠能中国化的禅宗思想。

因此可以说，鄂东文化的深层结构其实是禅宗文化，禅宗是真正中国化的佛教，它讲求自性顿悟，反对虚伪的修行形式，这种追求精神自由的异端文化精神与儒家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相抵牾，但它的文化叛逆性基因正好在现代中国历史语境中得到了创造性的转化。其一是与红色文化的革命性不谋而合，其二是转化为现代中国鄂东作家或知识分子的叛逆精神和独立人格。

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来自鄂东的佛学名家不在少数，熊十力和汤用彤则是其中之翘楚，他们耿介孤标的现代人格显然与鄂东的传统禅宗文化人格一脉相承。不仅如此，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来自鄂东的文学名家更是群星闪耀，他们无论是属于旧文学坛坫还是属于新文学阵营，无不释放着以禅宗文化人格为精神底蕴的现代个性魅力。

以民国旧文学营垒而言，浠水诗人陈曾寿乃晚清同光体诗派中坚，入民国后甘居遗老，政治上虽然保皇守旧，但人格清高卓荦，其诗词则充满禅意佛理。又有蕲春人黄季刚，性情孤傲，常喜得意忘形，肆意臧否人物，明知白话文运动势不可挡，但依旧不改文言初衷，其诗文词赋颇有六朝遗风，词笔高华古奥，意境玄远泓深，真不愧量守居士之雅号。

再看新文学阵营，鄂东文人更是阵容强健，浠水的闻一多、黄梅的废名、蕲春的胡风、黄冈的秦兆阳，他们无不以性格卓异不群著称，其志洁，其行高，其言直，在民国乃至新中国文坛独树一帜。他们都有坚定的文学和文化信仰，决不做风吹草动的墙头草，而且都曾以文人身份慷慨承担民族的历史重负，在政治灾难和人生厄运面前决不低头，即使面对屠刀或者流放，依然坚守知识分子气节。

我以为，现代鄂东作家这种孤高挺直的知识分子人格与其泛泛地说来自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士人人格的影响，不如更直截了当地归功于鄂东传统禅宗文化精神的隐性力量。六祖慧能当年在流亡中传播顿教佛法，东坡居士当年在流亡中笑傲宦海林泉，卓吾先生或温陵居士当年在囹圄中宁死不屈，他们葆有的禅宗人格或宗教情怀在现代中国鄂东文人的身上无疑在继续流淌，且又与五四以来的现代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相交汇或合流，从而共同催生了这一代鄂东作家清刚朴直的现代文化人格。

鲁迅先生当年曾说胡风性格鲠直，易于招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对胡风人格和命运判断的预见性。其实胡风的人格比较接近他的老友冯雪峰，鲁迅同样也曾给予过冯雪峰类似的评价，说他性格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对此冯雪峰自己的解释是，浙东人身体坚硬、皮色焦黑，心地痴呆如顽石，又朴实如土地，是纯粹的山里人性格。这种分析如果移用到胡风等鄂东文人的身上同样适用，只不过以大别山为依靠的鄂东土地并不是一般的中国黄土地，而是一片充满了佛禅文化的净土，虽然这片净土的传统文化内核常常被遮蔽，但依旧还是在不断地释放出它内在的文化精神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鄂东文学继续在湖北文坛乃至中国文坛大放异彩。当代鄂东作家群体主要在小说和诗歌领域里取得了骄人成绩，足以傲视群雄。总体来看，当代鄂东作家的文学风貌确实以朴实浑厚的山地风格为主，这与江汉平原作家的水乡风貌迥异其趣。约作例举。

诗歌方面，鄂东诸诗人，或新体或旧体，或传统或现代，或乡村或城市，无不散发着鄂东山地文化的朴实与大气。这些优秀诗作的外在风格虽然各异，或沉郁、或清丽、或狂放，但文本中隐含的诗人文化性格却有着鄂东禅宗人格相似的精神指向，这就是特立独行、清刚孤峭的文化襟抱。

小说方面，以刘醒龙为例，作为当今鄂东文学的主将，他先后斩获“鲁奖”和“茅奖”，无疑是当代鄂东文化的优秀传承者和创造者，他以《凤凰琴》《威风凛凛》《天行者》《圣天门口》《蟠虺》《燕子红》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杰作创造性地转化着传统的鄂东文化精神。

刘醒龙的文笔清刚孤峭、诚厚朴拙犹如大别山中之奇石，其文人情怀则如悲天悯人、普渡慈航的宗教苦行者，他小说中洋溢着的宗教圣徒情怀与其说是来自于所谓的基督教义或西方人道主义精神，毋宁说其骨子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传统鄂东禅宗文化命脉。长期生活在黄冈地区的刘醒龙想必不会对慧能、苏轼和李贽感到陌生，尽管他也许并未精读过佛禅经典，但鄂东这块土地上遍地渗透的民间佛禅文化依旧会以无形的精神力量塑造着他的人格及其文学品格。

我想，如何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以现代体验深入掘进传统鄂东文化的心理地层，这也许将是以刘醒龙为首的当代鄂东作家奋力前行的文学方向。

鄂东文史哲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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