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ula 聚焦｜伯纳·维内的反重力雕塑来到Waddington Custot

伯纳·维内（Bernar Venet）在作品《Arcs in Disorder》前。图片提供：Stiftung für Kunst und Kultur Bonn。© Bernar Venet, ADAGP 2022。摄影：Daniel Biskup。

法国观念艺术家和收藏家伯纳·维内（Bernar Venet）将数学和科学原理作为其激进实践的核心，持续以反重力钢制雕塑惊艳世人。

此次在伦敦 Waddington Custot 的首次个展“假说”（Hypotheses，展期：2022 年 9 月 28 日至 11 月 12 日）中，这位 81 岁的艺术家展示了杰出的全新“角度”（Angles）系列，以及绘画和一系列较小的雕塑。

在开幕之前，维内接受了 Ocula 策士的采访，讲述其展出作品的缘起，以及在位于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地区的 Le Muy，维内的个人艺术收藏的演变。

伯纳·维内的雕塑作品放置在位于Le Muy的维内基金会前。摄影：Antoine Bara。

你的大部分作品都植根于一个观念框架，但你也欢迎不稳定性和偶然性。你能说说你一些想法的来源吗？

一个观念框架必须是一个持久发展的空间。如果不是永远在质疑，让我重新考虑和反思最初的假设和艺术尝试，我怎么可能活跃 60 年？

一开始我做出选择，怯生生地朝一个方向推进，然后经过修正和放弃，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条路径形成了。

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作品中，一个主要的不变因素是自我指涉性。1966 年，在观念时期初期我就反对一元化的概念。如果我确实从极少主义中解脱了，做出了更复杂的雕塑，这正是为了表明其他形式的可能性。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了诸如无序、熵或不受控制等元素。

我一直致力于发展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我们不再把事物看成是分割和有密封边界的，而是看成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组成的开放空间。

伯纳·维内, 《锐角-坍塌》, 2021。纸上拼贴和油画棒，120x184 cm。图片提供：艺术家和Waddington Custot，伦敦。摄影：Jerome Cavaliere。

表演仍然是你实践的一个基本部分吗？它是否直接影响你的雕塑创作？

表演一直在我的实践中不可或缺。1961 年，我躺在垃圾堆里，用肮脏、被遗弃的材料创作绘画，我称之为“废料”（Dechets）——我希望通过不同的艺术领域提供同样的话语。

在我最近于 2022 年 1 月在柏林艺术馆举办的展览中，我把 30 个弧形排成一排，每个有一吨重。我用叉车推动第一个弧形，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在震耳欲聋的噪音中把其他弧形统统拖到地上。

这个表演比我在许多场合做的类似作品“事故”（Accident）更早，在后一件作品里，我把大约 30 根直杆靠在墙上，达到不平衡的极限。我亲手推动第一根钢筋，使它们彼此倾覆。

让我震撼的是最终结果：乱七八糟的一堆，作为命运的产物散落在地板上。坠落是最基本的构成因素——行动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统一是绝对的。在这个例子中让我着迷的是，雕塑成为了经验事实。

伯纳·维内, 《11 Uneven Acute Angles》, 2021。钢，80x90x38.3cm。图片提供：艺术家和Waddington Custot，伦敦。

你能说说关于 Le Muy 的维内基金会的情况吗？

如果你想了解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的作品，你只需要去马尔法。同样，如果你对我的作品感兴趣，在 Le Muy，你会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

1989 年，我搬进了 Moulin des Serres，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项目，只是想储存自己的雕塑作品，这些雕塑在我的工作室里乱七八糟堆了很久。那里有一座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巨大建筑，以及一个 1800 平方米的工厂，都比邻河流和瀑布。

多年来，我和妻子种了很多树，使这个空间更适合居住。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去那里，想要静静度过几周。但我们所寻找的平静从未持续很久，因为有很多朋友来参观，特别是艺术爱好者，他们想发现一处雕塑占据重要地位的地方。

伯纳·维内, 《14 Acute Unequal Angles》, 2018。考顿钢，818x820x420cm。© Bernar Venet。图片提供：艺术家。摄影：Jerome Cavaliere。

20 世纪 90 年代，当来自柏林国家美术馆的朋友访问我们时，人们对 Le Muy 的兴趣愈发高涨，随后又有来自美国和法国美术馆的朋友来访。每年夏天形成了一个参观周期，让当代艺术爱好者有机会发现我这一代重要艺术家的作品，如贾德、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丹·弗拉文（Dan Flavin）、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和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我们的客厅和其他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弗朗索瓦·莫雷特（François Morellet）、塞萨尔（César）、奥利维尔·莫塞特（Olivier Mosset）和阿尔曼（Arman）的艺术作品。

此去经年，我的收藏已经发展到河对岸的公园，那里的重要雕塑作品有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理查德·迪肯（Richard Deacon）和菲利普·金（Phillip King），但其中最壮观的是斯特拉礼拜堂，它由六面大型浮雕组成，坐落在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自己设计的建筑结构中。

詹姆斯·特瑞尔（James Turrell）设计的“Open Sky”也安置在院子里，游客将收获非凡的感知体验，白天是自然光，日出和日落时是人工光，同时还有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的大型雕塑。

Le Muy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确保基金会收藏的所有艺术品永远团结在一起，同时提高它们的知名度，以及赞美艺术在历史上的至高水准。

伯纳·维内, 《锐角-坍塌》, 2021。纸上拼贴和油画棒，120x184 cm。© Bernar Venet。图片提供：艺术家和Waddington Custot，伦敦。摄影：Jerome Cavaliere。

你能多谈谈你的收藏经历吗？你是如何开始收藏的，以及它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这些收藏品是在 60 多年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最初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要构建一个收藏。一切都随着我当时的行踪而发展。

阿尔曼把我介绍给巴黎的新现实主义者，一个由艺术评论家皮埃尔·赫斯塔尼（Pierre Restany）支持的团体。我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Villeglé、Hains、Rotella、Spoerri——成为了朋友，也自然地交换了作品。

1966 年到达纽约时，我遇到了极简艺术的重要人物，勒维特和贾德。我有幸获得和交换了几件贾德的雕塑，当时他什么都不卖。他自己也有大量收藏，马尔法的贾德基金会是他购藏品位的自然结果。

但是，随着 30 年前买下 Muy 的房产，其他作品逐渐丰富了我的收藏，现在包括斯特拉礼拜堂、莫里斯的迷宫、特瑞尔的天窗、卡普尔的大型作品以及莫雷特的游泳池。

伯纳·维内, 《Arcs in Disorder 91 Arcs》, 2008-2021。考顿钢，230x1080x1460cm。© Bernar Venet。图片提供：艺术家。摄影：Maxime Bruyelle。

我看到过报道说你睡在唐纳德·贾德设计的床上。你的卧室里有其他艺术品吗？

是的，自 1982 年以来，我一直睡在一张贾德最初为他在纽约的一个朋友设计的床上。这位朋友几年后把它给了我，因为它对他要搬进的公寓来说太大了。这是一张胶合板床，是贾德当时设计的家具风格。它是一件大且气派的独特作品。我从来不知道贾德是否也给自己做了一张；在他的家具目录中没有任何重复的物件。

我的床上方挂着一件贾德的大型作品，由六个蓝色盒子按数学顺序排列组成。我还有一件索尔·勒维特的作品，一幅罗伯特·瑞曼（Robert Ryman）的画，以及壁炉下面的阿尔曼雕塑。

你在家的一天一般是怎样的？

我没有一般的一天，我每天都在重塑自己。我可能在雕塑工作室里即兴创作新的模型，或者检查即将展出的作品的最后润色。然后还有为展览或布展所作的旅行）与画家不同，制作大尺寸作品的雕塑家必须到访雕塑最终会出现的地点，并与工程师和制造商合作。

你想知道我会不会午睡？是的，每天都会。不要在下午 1 点和 2 点之间给我打电话！这对于恢复我所需要的能量非常宝贵，因为我的工作节奏不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承受的。

前：伯纳·维内, 《14 Acute Unequal Angles》, 2018。考顿钢，818x820x420cm。后：伯纳·维内, 《Versailles Effondrement》, 2018。考顿钢，70x410x160cm。© Bernar Venet。图片提供：艺术家。

你的下一步是什么？你是否有任何大型“弧线”或“直线”作品即将在哪里展示？

除了我的机构和画廊展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项目往往与基金会有关，每年都有巨大的作品取代其他巨大的作品。

2023 年，我已经决定做一个由六个大弧形组成的装置，高 30 米。公众将被邀请走进一个七米深的混凝土坑，走到这六个弧形的脚下。他们将经历一种感官和审美体验，抬头看见弧线在逐渐向外散发的光线下垂直上升。

有一些野心大得多的项目已经在美国的盐湖城开展了。一件大型雕塑会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还有一个在夏威夷群岛的雕塑，将于 2023 年 2 月完工。—[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