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采的旧往事与新业态

原创徐红财联社

2018年5月最后一天，在业界的翘首以待中，国家医保局正式挂牌组建。

作为此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25个需要新挂牌部门，32个新建和重新组建的部门里，最后一个挂牌的部门，新成立的医保局将原人社部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职责，原国家卫计委的新农合职责，原国家发改委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责，原民政部的医疗救助职责，整合在了一起。

对此，有评论认为，新的医保局结束了多年来原卫计委、原发改委和原人社部在药品价格管理上三足鼎立的状态，意义重大。

“在福建三明，‘三保’就得到了统一管理，医保对公立医院药品的采购价格具有绝对的主导权，如今国务院新成立的国家医保局也实行‘三保合一’。接下来的改革指向，不言自明。”当时，有人写下这样的预期。

所谓“三保”即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及新农合三个系统。其中，前两者由原人社部门管辖，新农合由原卫计部门管辖。实施“三保合一”被认为不仅可以减小城乡居民的待遇差异，降低“三保”管理成本，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医保局的权威性和谈判能力。

在组建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医保局并不见有大的动作。直到7月底，业界时有消息传出，医保局将启动药品集中采购试点。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由国家医保局主导的，国家层面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简称“集采”，也被称之为“国采”。

在最初，不管是业界还是资本市场，对此持怀疑态度者居多。很多人并不觉得这项政策能够“走下去”，也没有料到集采会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坚定。更没有想到的是，在今天，这还会成为一项“常态化”的政策。

但其实集采的到来只是一种必然，从2018年底的“4+7”试点到近期落地的国家骨科脊柱耗材带量采购，在跟踪集采的近4年时间里，也不止一人曾这样对《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集采，到底因何而起，它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一位行业老兵眼中的集采

自跨出第一步之后，即便有疫情的反复干扰，集采的脚步都没有停。

9月27日，国家组织骨科脊柱类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上海完成投开标。这是继冠脉支架、骨科人工关节之后，第三个完成国家级带量采购的高值耗材品种。

据官方披露，此次脊柱耗材国家集采预计节约费用260亿元，拟中标产品平均降幅84%，小于冠脉支架90%以上的平均降幅，但与人工关节集采相当。

而在高值耗材之前，药品更是已经在3年多的时间里累计完成了7批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共覆盖294种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超50%。前六批集采累计节约医疗费用超2600亿元，第七批集采按约定采购量测算，预计每年可节省费用185亿元。

7批药品集采平均降幅；制图：《科创板日报》

集采等于砍价，降低药品和耗材价格的背后就是为了减少医保支出，实现医保控费，这是不少人对集采的解读，但这显然是片面的。

据公开信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一直将推动医保基金的精细化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推动药品及耗材的降价可以说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他对外公开的基金监管举措还有很多，包括在2019年实施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并在全年追回了百亿元医保资金等。

由此可见，相较“控费”，集采的目的更多还是为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

另一方面，集采也有望能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一个成熟的产品，如果价格虚高，有着较高的毛利空间，除了可能会削弱企业的创新动力以外，从医保的角度来看，也无法给场外的新技术新产品更多的机会，因为医保基金的总盘子是相对固定的。”有人说。

“其实我能理解国家推进集采的初衷。一些已经形成一定市场规模的品种，大多都已经渡过前期的市场培育期，学术推广及市场培训教育等工作基本完成，对企业而言前期高昂的研发成本也大部分摊销完毕。此时在政策等外力推动下，整个行业的营销模式更有改变的动力，让成熟产品回归一个更合理的价格。”谈到对集采政策的理解，项日葵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施纯敏这样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

施纯敏称得上是中国医疗器械领域的一名“老兵”，她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医学工程专业，从1999年起自临床转型到医疗器械领域。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她先后在强生、波士顿科学等外企担任要职。多年的从业经历，让她见证了中国医疗产业的发展，也让她对医疗器械行业及其商业模式有了深刻的理解。

2020年11月，当冠脉支架——首个高值医用耗材进行国家集采的时候，施纯敏正就职于波士顿科学，作为波科中国区心脏介入及结构性心脏病副总裁，她亦经历了整个集采过程。

为什么冠脉支架会入选集采？对此，施纯敏表示“并不意外”。

“因为集采前，国内支架的用量已经非常可观，从商业规律来看，这个时候走‘薄利多销’路子就很合理，并且欧美的支架价格也早就下来了。在这一次的集采之前，国内冠脉支架价格差不多已经维持十二年不变。”她说。

“在本次集采之前，国内冠脉支架的上一次大幅降价还是在2008年。当时，由原卫生部牵头对支架进行了一次全国集中招标，把进口支架的价格从3万多降到1.9万元，国产则降到1.15万。此后，该价格基本就没变动过，仅是在2012年的时候，浙江通过招标支架再次降价20%，其后有一些地区跟进了，但也有部分地区没有。”施纯敏回忆道。

事实上，类似价格持续高位的情况并不只是存在于集采前的支架，胰岛素同样是如此。

“胰岛素特别是第三代胰岛素，在专项集采前，国内的价格是偏高的。以甘精胰岛素为例，在进口甘精胰岛素十多年前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其定价就要比国外高出好几倍。之后价格虽然有所下滑但仍然高于海外定价。”有参与竞标的企业人士这样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

因此，在施纯敏看来，带量采购的深层次目的是要让整个医疗的定价，慢慢符合中国市场的需求，一是要广覆盖，二是讲究性价比。

“控费不会是（集采）唯一目的，医保最终是希望能把钱花得更加有价值。同样的钱，或是能够覆盖更多的病人，或是能够覆盖更多的产品和医疗技术。”她说。

冠脉支架集采后，也确实给了其他一些创新技术和产品更多的应用机会，如血管内超声（IVUS），集采后的使用量就有明显提升。“这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可以提升支架置入的效果，大幅减少不良事件，对患者非常有益，但在以前，许多医院受限于手术费用总额控制，使得医生很少有学习和采用这项技术的动力。”施纯敏解释道。

不过，可以预期的是，当这些新产品的使用量及渗透率达到一定水平后，势必也会面临集采和降价，“那个时候，就看又有哪个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可以接上了。”她说，也只有这样，创新才能生生不息。

背后新业态

作为首个完成国家集采的高值耗材品种，冠脉支架平均90%以上的降价幅度为目前三个集采耗材品种的最大。

有人对此表示担忧，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使得之前躺平在高利润温室下的各家企业提前感受到凛冬的寒气逼人，也倒逼他们迅速调整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以应对市场巨变。

还有接近联采办人士亦向《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虽然冠脉支架的降价幅度较大，但这与其价格本身偏高有一定关系，并且从集采前的调研情况看，降价后的支架价格仍然高于成本价。

截至目前，冠脉支架集采已经落地近两年，因为降价对行业造成的冲击不言而喻。有统计显示，集采之后，微创医疗、乐普医疗、蓝帆医疗等企业的支架收入纷纷锐减，而产品线单一的企业更是处境艰难。

然而，从最新财报中可以看到，这些企业慢慢在走出阵痛。其中，乐普医疗因为冠脉线有介入无植入创新产品的输血，因此很好对冲了支架的集采降价影响。今年三季度，公司冠脉创新产品持续高增长，占冠脉总收入的比重增至70%，已成为公司增长的核心动力。

微创医疗则是借国际化战略来消化集采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公司心血管业务实现全球营业收入6070万美元，同比下降7.2%，降幅较上年同期的24.4%显著缩小。其中，海外销售收入约990万美元，同比增长28%。

任何一次重大的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集采也不例外。而集采之后，需要作出调整以适应新业态的也并不仅仅只是生产企业。

在冠脉支架集采之后，市场供应一度不畅，特别是有个别型号的支架曾出现临时性紧缺。其中一个原因是，集采后供应链各相关方的磨合没有到位。在集采以前，经销商往往会帮助医院清点库存，但集采之后受制于人力成本，他们无法继续这样的“保姆式服务”，而医院自身管理又没有及时跟上。

对此，联采办也呼吁，集中带量采购改变了原有的流通模式，这就需要生产、配送、使用等各方加强协作，改变长期形成的习惯，适应新的机制。对于医院来说，则需要加强院内耗材备货、使用、盘货、补货等环节的精细化管理。

在流通环节，骨科产品的配送相较其他医疗器械产品更为特殊，不仅品类繁多，并且需要双向物流，流程繁复专业，因此配送成本较高。骨科人工关节、脊柱耗材集采降价之后，流通环节的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经销商经营压力重重。

“现在看来，在创伤、关节、脊柱三大骨科耗材中，脊柱的集采结果是最好的，而创伤产品的配送挑战最大，因为创伤产品降价相对更多，服务成本又最高，比如创伤即便在半夜也需要为医院提供配送服务。”陕药集团派昂器械公司总经理程迪芹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

集采后在利润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经销商如何才能更好地控制成本，保证优质的服务？据《科创板日报》记者了解，“精细化管理”的理念同样开始在流通企业中盛行，不少企业都加强了信息化建设，引入数字化配送系统，以提高配送效率。

“以前因为有利润的支持，企业管理更为粗放，但集采之后就需要作出改变，要提质增效，也要减少服务不规范的成本。”程迪芹表示。据悉，陕药集团派昂器械公司正是在集采之后加强了信息化管理，以规范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未来骨科产品的配送核心是对供应链能力的考验，如果继续沿用之前‘人堆人’服务模式，服务成本一定高于国家制定的服务费，企业将无法生存。因此，数字化配送系统的采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能够让整个医疗供应链更加高效智能。”上海斯潘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志峰提出。而他们公司也已经开发出一套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供应链系统。

诚然，集采的推进给不少从业者都带来了生存的挑战，但对于像施纯敏这样的嗅觉敏锐的人来说，他们看到更多的却是机遇。

在国家集采政策实施后不久，施纯敏就从外企辞职，并创立了项日葵医疗科技这家公司。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在国内医疗行业从低端低效，向高效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当下，她与她的团队希望能够变身“赋能者”，为企业的降本增效添砖加瓦。而他们，将从新技术专业化服务平台切入。

“国家集采是促使我下海创业的最根本原因，因为我看到了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和创新商业模式的机遇。例如，心血管介入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新产品新技术，进而形成新术式新疗法，而专业化的技术支持团队对新疗法的临床应用推广至关重要。在集采以前，我们看到，很多产品线单一的企业在现金流充足的情况下，都喜欢自建商业化团队做临床推广。但这其实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施纯敏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

“以心内科医生为例，一位心内科医生可能要做冠脉介入手术，也要做瓣膜手术，有的甚至还要做电生理或者心衰手术。这些不同类型的手术涉及到不同的产品，如果企业都是自建营销团队，那么一位医生可能就要去面对几十个不同的团队，这真的是必需的吗？事实上，对于医生来说，只要有那么几个专业的、了解心内科绝大部分新技术新产品的人能够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就好。”施纯敏进一步解释道。

而集采恰好带来这样一个改变的契机。因为产品的集采降价，很多企业需要开源节流，因此自建营销团队去做创新产品的临床推广将变得不再现实。于是，眼下的医疗器械行业，就迫切需要在临床技术服务端进行资源整合。

“也正是看到了这样的趋势和机会，我们才产生了建立一个类似服务共享的平台，我们围绕心内科，集成了这个领域的来自不同厂家的产品，结合临床需求不断更新疗法和标准化术式，然后由我们的团队去做专业化临床技术支持和专业教育。”施纯敏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

“未来，我们一方面是希望能为我们的企业客户取得满意的商业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好产品，帮助医生充分了解这些产品的临床应用要素，并最终转化成能让患者获益的临床疗效。同时，我们打造的产业孵化平台，将帮助更多的拥有创新技术的初创企业，把从研发、注册到商业化的道路走的更平稳扎实，也使更多的患者能够用上优质并且价格合理的本土创新产品。”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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