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隙里的女工：被强奸、家暴、驱赶后，还要失去唯一的家
深圳最大的女工服务机构处在最危险的时候。
“夏夜的晚风里，陕西阿姨叫着自己小孙女的声音，四川做钟点工的大姐的大嗓门，男孩女孩嬉戏玩闹的声音，邻居家小狗小猫叫春的声音，亲切得让我仿佛穿越回到小时候的故乡。”
这是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创始人丁丽，写在求助信里的话。
女工服务机构近年来断断续续出现了许多，绿色蔷薇是扎根最深、覆盖人群最广，也最获得服务对象认可的那个。但由于服务群体相对边缘，如果不是这次危机，人们很难发现有这样一个机构，在解决着社会、政府，甚至法律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不过，公益机构们的遭遇却又相似，受疫情影响，经济下行让企业、基金的捐款量压缩，它们的资金来源受到影响。绿色蔷薇就在其列，先前的资助方因为一些不确定因素停止捐赠，资金链突然断裂，使这个成立刚刚五年的机构面临倒闭危机。
失去绿色蔷薇，对于深圳很多女工而言，意味着失去可以在一起生活的公共空间，失去属于牛始埔社区女工、流动儿童们的“家”，除非她们可以在一个月内，筹到至少15万——这是绿色蔷薇要保住场地机构的最低运营成本。
如果绿色蔷薇倒塌了，那些女工们的精神，也会随之轰然倒塌。
缝隙里的女人
绿色蔷薇建立的初衷，是为了让女工们能够被看见。
2002年，秋收的日子，阳光灿烂耀眼，映在金黄的麦浪上。丁丽和家里人一起，在甘肃老家的麦场里割着麦子，母亲突然开口，温柔地告诉她，因为哥哥要上高中，丁丽必须辍学去打工。即使早有预感，但要离开校园的消息，还是让14岁的丁丽忍不住哭了一整天。
“在最后的学期里，我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想用力记住我作为学生的每个瞬间。”
丁丽老家的图片（来自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
离开家乡以后，等在面前的，是让丁丽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原子、一个零件的流水线。厂房紧紧挤在一起，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蓝色工装的海洋，洗澡都有人盯着你，浪费水要罚款。
丁丽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间文具厂里，那段日子她的手已经养成了习惯，随时准备着把十多种零件装进流水线上的笔盒里。那年的生日，她许的唯一一个愿望是不要做错事，免得被组长指着鼻子骂。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城市的高速发展吸引了无数年轻劳动力涌入。到2000年，中国的女工群体已经高达3725万人，这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迫于无奈而辍学、颠沛，成为城市发展的齿轮，又因为社会的漠视而失声。
连带着她们面对的困境，也在很长时间内遭到忽略：性侵害、婚姻剥削、育儿难题、养老问题。女工们被挤压到城市的缝隙里，忍受着无处不在的粗暴对待。
2005年，离开流水线加入工业区的公益组织以后，丁丽听说过许多惨痛的案例，有十来岁的小姑娘被组长欺侮而神经失常，也有出入城市的女工，被工友强奸后不得不和对方结婚生子，进而活在家暴的阴影里。
在中国，超过三成已婚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在每年的15.7万女性自杀者中，超过60%是因为家暴，家庭暴力在中国女性他杀事件中占比高达40%。而女工群体，由于婚姻不幸状况更为普遍，面临的家暴与自杀的情况也尤为严重。
这些被家暴的女工，飘零在外，往往缺乏社会支持，在遭遇暴力时没有人可以求助。
相比之下，丁丽是幸运的，因为较早获得了性别知识与法律教育，在后来丈夫和她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丁丽果断提出协议离婚。
但这份幸运实在稀缺，大多数时候，女工们的故事是另一种走向。
五月的一个凌晨，丁丽被楼下的吵闹声惊醒，她冲下楼，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倚靠在门旁哭泣，而她的丈夫则躺在床上玩着手机。两人吵架的原因，是男人赌博回家以后，女人抱怨打工辛苦，想换一份工作，男人便以“工作不好找”为由发起了火，动了手。
女人的手肘破了，脸上也被耳光扇得青紫，丁丽帮忙敷完药以后，询问要不要报警，被对方拒绝了——已经忍耐了八年，找警察来，又能怎么样？
遇上这样的案例，丁丽往往只能感到无力，她可以帮忙协调矛盾，可以找律师帮对方打离婚官司，但还有太多问题制约着被家暴的女工们，让她们不能离婚。
最基本的居住和生活就是个问题，夫妻双方共同出钱租的房子，离婚以后该怎么分？女工住到哪？她的收入和生活能不能得到保障？就算能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一个人的收入又怎么养得起？身边的人会怎么看她？
也正因此，丁丽在2015年创办了女工服务组织绿色蔷薇，目的是为女工群体争取他们的权利，如帮助女工们逃离家暴、保护劳动权益，以及为女工们的下一代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
通过戏剧工坊、小组联动互助等方式，绿色蔷薇以牛始埔社区为起点，塑造着属于女工的社区文化，配合讲座、分享会等形式，对女工们进行性别教育、劳动法知识普及，以及个案帮扶，让这个受到压抑的群体看到更广的世界，发现自身更多的可能。
戏剧工坊这个词，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有些陌生，但对于这些从小就被忽视的女工们却意义非凡——通过表演，她们被长期禁锢的表达欲被激活，也终于能大胆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渴求。
丁丽和姐妹们把加诸在她们身上的困境搬上了舞台。丁丽一句句念出台词：“我要上班”、“要做家务”、“要带小孩上医院”、“要我上（节育）环”。
伴随着每句话结束，都有一个人扑到她身上，直到丁丽再也站不住而颓然倒地——这是女工们真实的生活，也是她们背负的沉重压力。
丁丽不愿意倒下。
飘零的花
但总有一些压力，逼迫着女工们做出妥协。
流产手术后，朱朱全身疼痛难忍，瘫在出租屋的床上，凝视着空荡荡的天花板。下班的丈夫打开门走进来，脱鞋、换衣服，随口问道：“做饭了吗？”
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丈夫语气不满起来：“怎么衣服也没洗？”
朱朱连忙解释，医生嘱咐过不能碰冷水。
“要我洗啊，那我娶老婆回来干吗？”
“你不知道我刚做完流产手术回来，我不舒服吗？”
丈夫笑了：“不就流个产吗？又不是生小孩，怎么这么娇气啊。”随后穿上鞋，独自出门吃饭，丢下一句：“你一个人饿死算了。”
舞台上的朱朱（拍摄者：朱玲玉）
这是朱朱真实的生活片段，被她搬上女工们的戏剧舞台。表演结束以后，上台讲述感受的女观众因为想起类似的经历不住痛哭，还有男观众表示：有老婆才有自己的家。
看到观众的反应，朱朱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曾经她向一位女性工友讲述这段经历时，对方不以为意，反而谴责起她挑三拣四，“你这女人怎么这样？不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
朱朱想过和经常动手的丈夫离婚，两个人一度闹到法院，她也做好了准备打官司争取儿子的抚养权。但现实问题放在眼前，如果儿子跟着她留在深圳，只能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
2018年，演完最后一场和工友姐妹们合作的戏以后，朱朱还是决定回到老家去，和丈夫一起过日子。走之前，朱朱回望自己20年打工生活，才惊觉初到时和老家一样四处荒山野岭、满地坑坑洼洼泥泞路的深圳，已然是另一幅景象，她把13岁以后的岁月都留在这里，自己却没能留下。
朱朱的工作台（拍摄者：朱玲玉）
“看着深圳长大，看着它那么好了，自己却被淘汰了。在老家生活13年，在深圳却呆了20年，青春期全献给深圳了。深圳变化那么快，可自己还活成这个样子。”
流离，是女工们生活的常态，尤其在结婚、生子以后，女工们不得不随着男性和家庭的移动，脱离自己固有的人际关系和支持网络，不断投身一个个“别处”。“重D音”工人乐队制作专辑时，选取了一些绿色蔷薇女工们的创作，并将这张专辑命名为《飘零的花》。
“男工往往有更多的选择，即使被迫离开城市，还可以回家，总是有根、有着落，不管是在空间上还是心理上。但女性一出生似乎就没有了真正属于她的地方，命运使她不断漂泊。”
丁丽成立绿色蔷薇，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态，用流动人口社区里的公共空间和社会组织，填补女工缺失的社会支持。通过戏剧、文字创作，女工有了表达自我的渠道，发声的欲望在集体带动下被唤醒；在姐妹们的小组里，她们可以尽情讲述自己的困惑、渴望，没有人会去评判，而是互相理解、体谅，并且获得姐妹们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绿色蔷薇给了女工们发展的空间。手工、乐器、电脑、摄影，甚至函数，丁丽总能帮忙找来合适的志愿者和资源，在基本的性别教育、普法教育之外，女工们能在这里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在绿色蔷薇门口，椅子上女工们坐在一起交流逗趣，手里还做着各自的手工活计。而女工们的孩子，则熟门熟路穿梭在活动室和儿童之家之间，对于他们，这就是生活的常态。
最初仅有两个人的小组织，发展为服务着这个片区的9000户、约1.5万常驻流动人口。
孩子们的秘密
流动儿童，是在服务女工群体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绿色蔷薇扎根的深圳横岗牛始埔村，这个典型的外来人口聚居社区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离别在每一年的开学季前不断上演。
根据统计，截至2017年秋季，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量为125.5万人，其中非深户学生有87.29万人，约占学生总数70%。这些孩子里，有许多无法继续在深圳就读初中，返乡以后，只能成为与父母远隔千里的留守儿童。
在深圳上公立学校，取决于户口、房产和证件，对于牛始埔的外来家庭而言，户口与房产自然无从考虑，只能寄希望于生证明、居住证、房屋租赁合同、社会保障证明和计划生育证明，但即使这些证件齐备，如果积分不足、学位紧缺，流动儿童们依然难以入学。
流动儿童统计数据（来自新公民计划）
2015-2017年这三年，流动儿童中进入公办学校的比例，均不足10%。
被父母带在身边的小珂，被问到想不想回老家时，总会说“随便，都行”。一脸平静的表情，只低头把玩自己手边的东西，似乎对深圳毫不留恋。
小珂的父亲做建筑工，母亲则做手工活为业，由于两人都没有社保，无法积分上学，小珂注定要像她的哥哥一样，被送回老家念书。
离开深圳之前，小珂参加了绿色蔷薇的儿童戏剧工作坊活动，在一个名为“大风吹”的游戏环节，指导老师让有同样属性的孩子拉起手来转圈，说到“老家不在深圳”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拉起了手。
到现场观演的小珂的母亲，与其他家长聊到是否在深圳上学的问题时发生争执，她不断追问，没有正式工作如何买社保，没有积分如何进公立学校？
“我们也想让孩子在深圳上初中，可是没有社保，积分不够，没有办法啊！”
一旁的小珂再也忍不住，默默流起眼泪。她先是轻声抽泣，后来双手紧紧捂住脸，不让大家看到自己的情绪，依然无声。
在场的孩子们也都沉默了。
参与夏令营的孩子们（来自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
孩子们并不是不清楚，回到老家意味着什么。一名来自四川的男孩，在演讲课上高声念诵过这样一段话：
我很庆幸我成长在这样的大城市里，当我去儿童公园玩机动游戏时，乡下的小朋友还要在家里帮父母种田，收割稻谷；当我们穿着干干净净的校服，整整齐齐地坐在多媒体教室里上电脑课时，山区里的小朋友连电脑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当我们为参加英语朗读比赛我紧张的准备着时，农村的小孩子不知到几年级才会学英语。
但在父母们都无法抗拒的现实面前，这些懂事的孩子们只能收起不情愿，接受不得不成为留守儿童的事实。
每年的暑假，绿色蔷薇都会比往常更热闹，被从老家接来的孩子们，在父母外出工作无人看顾时常常集中在这里，丁丽会带着志愿者，为这些孩子们组织补课、夏令营、艺术活动，一方面是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减轻父母们的压力。
一个叫科科的孩子，曾经悄悄告诉过她一个秘密：科科不喜欢深圳，虽然每年暑假的时候能到深圳和父母在一起，但他们每天很早就去上班了，很晚下班，吃完饭洗澡就睡觉，没什么时间说话。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留在父母身边，绿色蔷薇尝试过很多努力，参与流动儿童的相关调研，为孩子们的学位奔走，帮孩子们组织补课让他们能凭借成绩争取更多机会。但大多数时候，丁丽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最理想的结果，她只能在送走孩子们以后，远程跟进一段这些孩子们在老家的就学情况。
丁丽自己的孩子，也没能带在身边。每天在城中村的巷道里，看着这些熟悉的小孩们日渐成长，她写下一段话：“多么想一直陪伴着你们长大。”
风浪里的家
对于生活在牛始埔城中村里的孩子们，绿色蔷薇的活动室和儿童之家，俨然成为他们对这座城市归属感的一部分——许多孩子放学后会直接到这里，直到家长打电话给丁丽找人，才会和朋友们道别回家。
这份难得的归属感，本身却危机重重。
由于机构体量过小，连上丁丽在内只有三名全职，许多志愿者都是曾经的服务对象转化来的，绿色蔷薇很难通过企业、机构的认定，更难以获得相关政府项目的支持。再加上，许多众筹平台对筹款的要求规定并不合理，只允许筹集项目资金，而不允许筹集场地、人力费用，让绿色蔷薇也无法参与其中。
资金，一直是卡住这个机构脖颈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基金会跟公众是有很大的误解，你让这个公益机构能够长期发展，必须是你要保障人、设施的部分，其他比如活动物资，其实都是很少的一部分费用。”
当疫情袭来，先前合作的基金会决定撤资，绿色蔷薇一夜之间走到倒闭边缘。即使丁丽和伙伴们垫资了五个月的运营费用，但如果一直找不到后续资金，关门只是早晚问题。
面对危机，她把社区里参加绿色蔷薇活动的家庭们召集到一起，开了一场带着道别意味的会。为了保住这里，有人提出可以去做手工义卖，有人要去街头上作表演，有人建议丁丽和志愿者们开讲座，有人说希望可以直接捐钱。
没有人希望绿色蔷薇从这个社区里离开，这里是他们共同的“家”。
绿色蔷薇最终暂时留住了。
随着丁丽发出一篇《在深圳，10000个丁当需要你的帮助》刷屏，通过腾讯公益平台，短短15个小时她们就收到36万资助，截至2020年7月7日，绿色蔷薇已经募得53.82万元捐款，勉强可以支撑两年的基本运营费用——这些捐款将覆盖每个月3500的房租以及人工费。
但问题依然存在：等热度衰退以后，如果不能尽快找到稳定的资金来源，绿色蔷薇依然有可能再一次陷入危机之中。另一方面，疫情造成的捐赠透支之后，在未来一到两年内，大多数公益组织、项目都将更加难以募集资金。
关于以后，丁丽还有很多计划，她说希望可以把绿色蔷薇的经验分享出去，把一些项目做得更深入，服务到更多群体。
比如在深圳随着产业转型而日益壮大的家政女工群体，就需要技能培训以外更多的支持和服务，包括学习如何跟雇主建立信任关系等等。
没说几句，她又突然停住：“我们现在筹的费用，只是说保障机构的基本运作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发展，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