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犯罪无罪辩护研究系列七：高利转贷罪无罪辩护要点

行为人在客观上没有套取信贷资金的行为，亦没有将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牟取利益，不构罪。

案例索引：（2014）大刑初字第81号

基本案情：被告单位禾丰公司与中粮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公司）多年合作，从事粮食收购业务。2009年12月1日双方签订一份《玉米收购及委托仓储》合同（格式合同），收购玉米数量2万吨，收购资金由中粮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书面《收购确认函》确定各批次价格及数量，并分批拨付收购资金到禾丰公司指定账户，所收玉米所有权归中粮公司，收购价格除货物本身价格外，还包括收购玉米烘干、过重、验质、倒运等火车或汽车启动前的一切费用。铁路运费、篷布使用费、铺垫费、火车所用绳网卡以及篷车车档板费由中粮公司承担。合同履行期限为2009年12月1日至2010年4月30日，合同还签订了违约责任、争议解决、安全事故责任、合同补充和变更等事项。2010年3月2日，双方又签订一份内容与上一份合同完全相同的玉米收购合同，合同签订当日，按《收购确认函》确认收购玉米3000吨，本批次支付货款537万元，于3月5日将该款拨付到禾丰公司账户。双方又于4月7日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将合同中《收购确认函》改为《玉米收购日报表》，用来作为双方确认收购数量及价格的依据。当日给禾丰公司下发通知书和第一份《玉米收购日报表》，要求禾丰公司在4月8日前上报回传，该份合同的履行期限为自2010年3月2日至2010年8月2日。

另查明，合同签订当日，双方按《玉米收购确认函》确认收购玉米3000吨，于3月5日支付货款537万元，于4月7日至4月12日，禾丰公司连续六天向中粮公司申报《玉米收购日报表》，中粮公司分六次向禾丰公司账户拨付收粮款人民币1488万元，中粮公司共计给禾丰公司拨付收粮款人民币2025万元。按双方签订的《玉米收购确认函》和《玉米收购日报表》确认的玉米价格和数量，禾丰公司应当向中粮公司交付玉米11380吨，而实际交付玉米4606.194吨，折合人民币8，280，851.26元，尚欠货款11，705，797.29元未返还。

另查明，禾丰公司为了完成与中粮公司签订的收购委托仓储合同义务，设立五个玉米收购点，将中粮公司拨付的收粮款，用于五个收粮点收购玉米，由于管理不善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亏损。又因为禾丰公司与中粮公司先后签订两份内容完全一致的合同，并且两份合同的履行期限发生重叠，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不易区分，截止到案发，双方始终没有对两份合同进行结算，中粮公司应当承担的运费等其他费用没有从禾丰公司尾欠款中予以扣除。禾丰公司为了结清尾欠中粮公司收粮款，将权属人吴俊和坐落在八吉垒镇林地（属退耕还林），面积为18.1公顷，4.5万余株杨树，抵押给中粮公司，双方签订协议书，并到所属林权登记部门登记。

裁判要旨：2010年8月，被告人吴俊和由担保公司担保与省建行签订2000万元贷款合同，而实际到账贷款金额1000万元，并将1000万元贷款分别汇入圣大、腾龙、东方公司用于被告人吴俊和收购玉米，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禾丰公司与圣大、腾龙公司自愿解除合同，购粮款由圣大、腾龙公司原路返回，禾丰公司实际使用担保贷款400万元。因为禾丰公司与东方公司的合同继续履行，购粮款400万元拨付到东方公司账户。禾丰公司另外使用建行担保贷款两笔600万元，贷款总和还是1000万元，偿还70万元，贷款余额为930万元。按照禾丰公司与东方公司的玉米购销合同，购粮款拨付到东方公司账户后，所有权发生转移，被告人吴俊和对该笔款项无控制权和支配权，从东方公司提取这笔款无需经被告人吴俊和同意，如果被告人吴俊和能够控制此笔款，吴某丙在提取这笔款时应当由被告人吴俊和出具相应的手续或者签字，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吴某丙从东方公司提款后，具体用途，其在公安机关多次笔录中，称其与被告人吴俊和合伙、借贷、共同投资、暗股关系，经吴俊和同意高利转贷给刘某丙，用于刘某丙买长岭县人陈某某的一块地，吴某丙向公安机关提供刘某丙出具的借据复印件。而实际购买长岭县人陈某某地的人并非刘某丙而是吴某丙，买地一事与刘某丙无关。在刘某丙出具的借据中，上款系注明：用于购买长岭县岭东粮食有限公司，但是卷宗里没有刘某丙与长岭县岭东粮食有限公司实际交易的任何相关手续和具体办理人员的证据材料，与吴某丙购买的地块又不是同一地块。所以，吴某丙的证言极不稳定，相互矛盾，有关具体买地的知情人，亦是本罪的关键证人张文德（下落不明）没出具证据材料，又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向公安机关提供刘某丙出具的借据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同样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其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吴某丙的证言和刘某丙出具的借据复印件均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被告人吴俊和与吴某丙多年来在玉米收购方面有多笔往来，双方多次进行结算，在结算中吴某丙给吴俊和出具过欠据和结算协议书，在结算协议书和欠据中涉及到东方公司贷款偿还以及欠据中涉及315万元的问题，这只能说明在结算中双方割帐时出现的结果，如果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亦是间接证据，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否则不能作为定案证据。所以，结算协议和欠据不能认定被告人吴俊和高利转贷的事实成立。综合上述事实，高利转贷罪是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此罪套取、转贷牟利要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被告人吴俊和在省建行的担保贷款完全是按照担保贷款的正常程序办理，手续完备，严格按照贷款的用途购销玉米，其客观上没有套取信贷资金的行为，亦没有将东方公司的400万元购粮款高利转贷他人，牟取利益，此笔款项如何使用与其无关。被告人吴俊和及辩护人葛庆宽、王晓璐提出被告人吴俊和无套取信贷资金的行为，并没有利用该笔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的行为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吴俊和在金融机构担保贷款完全是按照担保贷款的正常程序办理，手续完备，按照贷款的用途使用贷款，没有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牟取非法利益。认定被告人吴俊和高利转贷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无证据证明行为人高利转贷违法所得已达追诉标准，不构罪。

案例索引：(2017)新0104刑初397号

基本案情：2014年8月22日，被告人赵明以房屋为抵押在乌鲁木齐市兴业银行签订了个人综合消费借款合同，贷款金额为35万元。同日发放贷款35万元，转入赵明（622908513296114115）卡中，8月25日通过梁某2POS机刷卡35万元，转账至赵明（9400018880011258207）商行卡中。2014年8月27日转账39.1万元至鲍某商行卡（6221438880013413177），后8月27日鲍某又将该款转入39.1万元至侯某商业银行卡（62×××71）中。后赵明按月还款至案发。另查明，2013年至案发时赵明与侯某资金往来总额达300多万元。2014年5月至2015年5月，被告人赵明对其住宅进行了装修。

裁判要旨：关于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明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中，被告人赵明与侯某资金往来频繁，有赵明及其他人员给侯某的借款及侯某给多人的还款及利息往来，至案发，双方往来资金达300万元以上。侯某称39.1万元的借款与被告人赵明约定借款期限为四个月，利息为6万元，其证言与被告人赵明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相互印证。被告人赵明辩解称该贷款后用于个人房屋装修，有证人侯某、鲍某的证言，及房屋的装修照片予以证实。我国刑法规定高利转贷罪是以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给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超过10万元。故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赵明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支持。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明犯高利转贷罪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行为人基于获取高息牟利的主观动机，客观上实施了高利转贷的行为，但因客观原因其牟利意图最终未能实现，故未达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构成要件，不构罪。

案例索引：(2015)易刑初字第43号

基本案情：2014年1月10日，被告人高某甲为获取高息，将易门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六街信用社所贷的其中100万元贷款以高于贷款利息出借给李某某，至同年5月9日，李某某以还本金或支付利息之名给付高某甲款项49.6万元，尚欠51.4万元。其间，被告人高某甲支付该100万元贷款利息3.875万元。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高利转贷罪是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达数额较大以上的行为。据该法条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高利转贷罪系结果犯，违法所得数额必须达到数额较大以上的追诉标准才构成本罪。被告人高某甲基于获取高息牟利的主观动机，客观上实施了高利转贷的行为，但因他人案发，致常人有望收回成本并获取高于贷款利息的牟利结果意图最终未能实现，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高某甲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