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安娜到凯特，英国女性在动荡社会变革中变得更加坚强和独立
凯特和威廉的大婚的那一天，穿着白裙赤着双脚的戴安娜，一定会久久地漂浮在Kensington 宫殿的上空，喜滋滋地望着这对新人吧！她一定会为自己那无知的1980年代而叹息吧！回想她那轰动世界的世纪婚礼，那庸长的缀满古老花边的塔夫稠头巾，那些细小而琐碎的珍珠，那繁复如古罗马台阶般的礼节……都不过是外人眼里的璀璨烟花，内心底里的苦酿火药罢了。今天看来，终究与可触可碰的幸福无关吧！
戴安娜虽然被撰写成“英国宫廷史载过去300年内第一位以平民身份嫁入皇宫的王妃。”可她却不是真的平民。她的父亲是苏格兰和英国兰国王查里二世的后裔，她的祖母Ruth Fermoy是伊丽莎白皇后的母亲的闺中密友。戴安娜6岁以前的生活，有如普鲁斯特的小说，是华丽，琐碎和缓慢的。他们一家住在拥有辽阔绿地和十间大屋的皇室贵宾馆Park House，皇家的乡间别墅就在附近。与宫廷里的孩子们甚至王子们一起游泳，野餐，舞会，游戏，或进宫和女王一起喝英式下午茶，是戴安娜幼年时代难以抹杀的美好记忆，然而戴安娜父母的不幸婚姻却使这一切早早划上了句号。
戴安娜的父亲比她的母亲大12岁，迷恋钓鱼，狩猎和沉静的乡间生活，而她的母亲却向往喧哗骚动的城市和1960年代的社会变革（这竟然与戴安娜的婚姻悲剧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1969年，她母亲与活泼而富有生气的情人去了伦敦。留下7岁的戴安娜和三兄妹，随后便被父亲带回阴郁的Spencer祖屋，并在那里度完孤独的童年。9岁，父亲送她进入为贵族子第专设的寄宿女校，这类贵族女校大多延续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学风，女孩们往往像简•奥斯汀或者美国作家Edith Wharton的故事里所讽刺的女主人公们一样，所学的一切才艺都是为了有朝一日“嫁个乘龙快婿”。这段生活被她的20几本传记一致描述为：“羞涩，易受攻击的戴安娜，举步为艰地适应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
在学校里，她成绩平平，却爱上了芭蕾舞，然而他的父亲却认为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在舞台上抛头露面，无益于家族声誉。为了让她彻底忘记巴蕾，父亲支付4000英镑一学期的学费，把她送进KENT的一家医学校。这令她苦闷异常，几次考试都过不了关之后，她结束了她的学业，时年只16岁。按英国旧时代的传统，16岁已经是可以提亲的年龄。而她又恰巧生在一个有头衔的家庭，长得又漂亮，剩下的便是“嫁好一事”了。她的其它需要都是“不应该”被考虑在内的。
为了离开父亲的控制和让人讨厌的继母，深感无家可归的戴安娜确实也很渴望嫁人。她曾经把查尔斯想像为自己的如意郎君，而当她遇见他的时候，查尔斯正在约会戴安娜的姐姐Sarah，戴安娜感到有些失望，却并未剪断情愫。3年以后，戴安娜19岁，在伦敦一家幼儿园做老师，她的姐姐则嫁给了女皇的侍卫，戴安娜拜访姐姐，再次与查尔斯相遇并在仅仅约会了6个月以后，戴上了那枚“蓝宝石钻戒”。
假如简•奥斯汀在世，让她来撰写戴安娜的故事，那么她也许会写道：“戴安娜把王子的照片贴在墙上，像一个中了童话的毒的小女孩，梦想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却对照片里的这个大她12岁的男人一无所知。”
回放当年BBC采访这对新人的录象，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终身蔽护伞的戴安娜，幸福得忘乎所以，当她被问及自己是否爱查尔斯，她破口而出：“of course I do!”可是她不知道，他们完全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查尔斯喜欢骑马，古典艺术和水彩画，对于博物馆旁衍生出来的后现代建筑完全持批判意见；戴安娜却喜欢时尚，镜头，表演和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俨然是当年的一个摩登派；此外，戴安娜还有一个著名的情敌，公爵夫人卡米拉。
卡米拉与查尔斯 图源网络
卡米拉并不漂亮，年纪也比查尔斯大。但是她生性开朗，大胆无畏。在她当年就读的巴黎名校中，她还“风流成性”，几乎是最受欢迎的女生。她对古典音乐和骑术都有着相当的鉴赏力。查尔斯和卡米拉在马会上一见如故，卡米拉对马匹的精通，使查尔斯为之倾倒。而卡米拉沉着耐压，处变不惊的个性，更使她很快成为查尔斯的倾诉对象和恋人。遗憾的是，1980年代保守的社会风气和皇家关于“纯洁”的古板规范，规定王子必须要娶处女。所以查尔斯服完兵役回来，卡米拉已嫁作他人妇。查尔斯悲伤不已。卡米拉却现实地选择放弃，并以好友的身份鼓励查尔斯追求戴安娜。
戴安娜毕竟是只有20岁的处女新娘，对于婚姻没有任何经验，更无法控制一颗充满不安全感又妒嫉的心。1982年威廉王子降生，她开始患上产后忧郁症，接着又患上了厌食症。她的好朋友曾目睹她带有强迫症倾向地，不厌其烦地清洁浴缸。从1982年到1986年，她被迫扮演幸福傀儡的角色，与查尔斯夫唱妇随地出没于各种公众场合之间。然而，到了1992，她再也无法忍受，向传记作家Andrew Morton 透露了查尔斯与卡米拉的恋情，并宣称自己会自杀。1996年，已经与查尔斯分居的戴安娜在不经女皇同意的情况下，向电视宣布她的婚姻已经瓦解。这使她在既被全世界同情的同时，也成了皇室的叛徒。
戴安娜的婚姻悲剧，是保守文化的悲剧。她最后虽借用媒体的强大势力为自己出了一口深闺怨气，但是却使自己的私生活过度暴露于媒体之下，最后死于非命。The Guardian报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描述她：“一个16岁就辍学，19岁就订婚的女孩，焦点般地活在被镁光灯照耀的金鱼缸中，被无形的保守力量桎梏着，要求必须对一切保持缄默，她的任性（wilfulness，只针对女性用的形容词）在那个年代看来，是不被许可的任性。”
但正因为她那与生俱来的任性，令她一直不甘接受命运的摆布，努力地寻找着出路。她的外公曾这样教导她的母亲：“对任何人都应该一视同仁，不管他们来自城堡，乡村或者大篷车。”这英国贵族中稀见的平等意识也一度影响着戴安娜的世界观，让她做着自己“爱做的事”。1987年，当艾滋病还不为大多数人所认知，被认为像“黑死病”一样可怕的时候，戴安娜和阳性病患握手的镜头，立刻登上了全世界各大报纸的头条。她还“令慈善事业变得性感迷人，她为那些明星们，Angelina Jolie, George Clooney，Brad Pitt……竖立了慈善的榜样（Tina Brown 《The Diana Chronicles》）。”在访问Angola的途中， 她徒步穿越未被完全清理的地雷带，最终导致122国家的政府代表在Ottawa展开议会，禁止使用地雷。
在某种程度上，戴安娜亦挽救了几近钙化龟裂的君主制，那些坚持“君主制”是一种“传统习俗”的保皇派应该感谢她，是她趁员工下班的时候，偷偷打开Kensington宫殿的门，让Martin Bashir的摄制组进来拍摄宫廷的全景——没有哪一个皇室的人敢这样做。她令皇室生活不单只是一张用来增进国际友好表情的明信片，而在公众的持续关注下变得真实化，透明化和人性化。更值得赞美的是，她坚持让孩子们接受平民教育，加剧了民主社会，皇室家族由特权阶级到公民化的进程，也给了凯特一个“和普通男孩并没有多太不同的”的爱人。
从戴安娜到凯特，30年间，英国女性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变得更加坚强和独立自主，占据着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重要席位。女性主义作家Germaine Greer在她著名的后女性主义专著《The Whole Woman》中写道：“女性不单可以承担首相或者工党主席的要职，也可以想涂指甲油的时候，就涂指甲油，也不应该为清洁厕所而感到自怜。”寥寥数语描绘了一个21世纪的新潮女性形象：智性，时尚，性感，同时不失女性特质。而凯特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对开放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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