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贵正传，他的死如同他的姓名和身世，成了一个谜
01 身世之谜
一个秋虫呢喃的夜晚，我仰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突然间，儿时老家一个人支离破碎的形象，以及有关他的一些往事，竟鬼使神差地从我的记忆深处浮了上来。
“周gui”！村里人喊他的名字，“gui”用去声调，皖北平原上那种侉而浓重的口音。到底是“贵”还是“桂”，已无法考证。按照那个年代乡下人起名的习俗，我就暂且称呼他“周贵”吧。
周贵可能是他的乳名，也可能他姓周名贵，不得而知。反正，他不是我们陈家庄的同姓族人。
周贵是一个孤儿。关于周贵为什么会成为孤儿，在我们孩童中有两个版本。有说是一对讨饭的外乡夫妇遗弃在我们陈家庄的；有说是他的父母在一九六零年代双双做了饿死鬼，他因此成了孤儿。
对于周贵的身世问题，我们孩童们也没有兴趣刨根问底。但是，我们从大人的嘴里知道，周贵在我们这样大年龄的时候，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周贵矮胖身材，酱紫色的漫长脸，肉嘟嘟地显出十足的憨态。长脸上一双细眯的眼睛，如同被利刃划开的两道外翻的口子。内侧的两个眼角，终年积留着两坨用袖口怎么也搌不干净的眼屎。他说话的时候，嘴里总是慢吞吞地发出嘟嘟囔囔、含混不清的声音。所以，在孩童的嘴里，周贵还有两个我们私下里给他取的绰号——“憨周贵”、“瞎周贵”。
02 如何填饱肚子
周贵的年龄也是个谜。村里人，甚至他自己，都无法弄清楚。那时大概是上了三十多岁的年纪吧，仍孑然一身。
既然没有家室，当然也就不需要有自己的住房。生产队社场边上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平时用来熏烤烟叶的，在没有烟叶可烤的时候，就成了周贵临时的蜗居之所。
农忙的时节，东家帮帮工，西家搭搭手，成了周贵填饱肚子的主要方式。
然而，在青黄不接的困顿时光，他有权利在任何一户人家白白地蹭上一顿饭。
秋天的傍晚时分，夕阳西下。炊烟和秋气氤氲的雾霭，在村子里飘渺着。家家的厨房里，飘出红芋饼子的香味。
暮色渐合，在田间地头忙碌了一天的村人，扛锄牵牛返回自家的院子。勤快的村妇早已在院子里支起一张醉汉似摇晃着的小方桌和几只嘎吱作响的小木蹬。
这时候，眼尖的家庭主妇也许会看见院门口一个矮胖的身影在踟蹰。
“周贵吧！来！坐下来吃饭吧！”家庭主妇们热情地招呼着。
周贵既不搭腔，也不会走到方桌前坐下来。心照不宣的主妇们就端过去一碗稀粥，两个窝头。周贵也不客气，就势蹲在院门旁的空地上，狼吞虎咽地吃罢，站起来，用手抹一下嘴巴，瓮声瓮气地说声“我走了”。
当大人孩子们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周贵的身影在村子里出现时，有的孩童会说：“憨周贵到外乡要饭去了。”
周贵会在村子里消失一些时候。直到霜降时节，人们会看到他挑着两个柳条筐出现在村口的路上。一只筐头里面装着大小不一的山芋干，另一只筐里装着黑的黄的窝窝头。这样，周贵一个冬天的生计就有着落了。
生产队有一份差事，可以让周贵有一笔额外的收入。
那年月，公社里要定期召开万人批斗大会。上面要求各生产队押送本村的牛鬼蛇神、地主富农，到公社参加批斗大会。
我们陈家庄是方圆出了名的穷村。祖宗八辈儿，甭说地主，就连一个小富农也没出过。然而，公社下达的人头指标，是必须要完成的。
“让周贵去顶一下吧！”每当这个时候，我那做生产队长的堂祖父就会说。
这客串地主富农的事情，虽然不出多大的力，然而事关荣誉和脸面。所以，这样的事情非周贵莫属。作为一种补偿，“出场费”是免不了的。一场批斗会下来，晌午的时候，公社饭店里一碗羊肉汤、两个烧饼，一天的工分，外加三五毛的零花钱。这对周贵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外快。
03 威风凛凛的差使
有一个时期，周贵在我们孩童心目中的形象，足以和“老猫猴子”相提并论。“老猫猴子”是我老家淮北平原上，姥姥、奶奶、母亲们用来恐吓夜间不安分睡觉的孩子的鬼怪。
午收后的原野，变得空旷而开阔。初夏的热浪，在裸露着大片金黄色麦茬的田野里欢快地跳荡。
麦收时节的田野里，总会出现一些不惧怕热浪炙烤的妇女和孩子们。她们弯腰低首，踟蹰在麦茬地里，全神贯注地捡拾麦穗。
在那个“颗粒归公”的年代，一切自私自利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麦收时节，捡拾公家田地里散落的麦穗，是被割的“资本主义尾巴”之一。屡禁不止的时候，公社要求各生产队成立“杠子队”，在麦收季节，到田野里强行驱赶捡拾麦穗的妇人和孩子。
乡里乡亲的，没有人愿意干这份得罪人的差使。再说，颗粒归仓以后，那金灿灿的小麦，将作为公粮，多数要上缴到公社的粮站去。谁家的婆娘和孩子不想利用这个黄金时节，到田间地头，连捡带偷地多弄几把麦穗呢？
这个时候，生产队长的威严似乎失去了作用，面对这样的情形，我那堂祖父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色厉内荏地咋呼两嗓子了事。
这个差事又责无旁贷地落到周贵的头上。但这要比客串地主富农的事儿风光，同时也艰巨得多。
“杠子队”的得名，缘于公社统一配备的那根吓人的棍棒。一尺多长，盈手可攥，被染成红白两色，在白的一端的顶部打个孔，穿上一个绳环，套在手腕上，便于提握。
我们村子里的“杠子队”，队员只有周贵一个人。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抢收季节，大人孩子齐上阵。
壮人们在麦田里挥汗如雨的时候，周贵握着那根棒子神气活现地逡巡在地头。那威势并不逊色于我们在集镇上看到的公社书记的小舅子——公社武装部的张部长。他总是在逢集的日子，斜挎着一把盒子炮，嘴里叼着烟，红脸膛和红眼睛冲着天，喷着满嘴的酒气在人堆里晃荡。
当我们孩童在田野里低着脑袋弯着腰专心寻觅麦穗的时候，冷不丁地听见不知谁喊一句“周贵来了！”大家就会撒开两腿，兔子一样跑得无影无踪。
当然，也有和“瞎周贵”狭路相逢的时候。
周贵虽然过着饥饱不定的窘迫生活，但是对从孩童手里缴获的“战利品”，绝不据为己有，也不上交生产队，而是怒气冲冲地就地处理。
周贵处理“战利品”，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边呵斥，边气势汹汹地夺过我们手中捆扎成束的麦穗，顺手扔进身边的烂泥塘里。这种方式对我们孩童们来说，是很幸运的。我们会等那矮胖的身影嘟嘟囔囔着远去后，迅速下到沟底，拯救那些无辜的麦穗。
有时候，周贵还会对收缴的麦穗处以极刑。他随身携带一盒火柴，将缴获的成束的麦穗堆聚起来，付之一炬。那些在田野里曝晒多日的麦子，升起若有若无的欢腾的火苗，与夏日的热浪相呼应，在我们绝望的目光里，顷刻间化为灰烬。
这种惩罚，多半是在“执行公务”时，和村里性格泼辣的大闺女或小媳妇争夺麦穗，起了激烈的言语冲突，受到她们的辱骂时才用。
周贵也有遇到对手的时候。那是村里一些年龄稍大，即将步入成人行列的愣头青。他们顶着烈日得来的劳动成果被强行没收时，会愤怒地给周贵一顿拳头。
周贵虽然胖呼呼的，但是由于很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庄稼人常年劳作锻炼出的一付精瘦而强悍的身子骨。真正动起手来，就成了纸老虎。
挨了揍的周贵就会将那根威风凛凛的哨棒丢在一边，双手抱着脑袋，蹲在地上“呜呜”地哭。
“我日你娘的！你打他作啥子哟！他一个没爹没娘的人，……！”村里的爷们在自家院子里听了周贵告上门的哭诉状后，往往会当着他的面厉声斥骂他们的孩子。
04 人生的辉煌岁月
若不是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件，任谁也无法相信，周贵还有那样一手绝活。
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农村基层组织一样，我们村所属的团结大队也成立了一个“文艺宣传队”。队员来自于周边村子里的年轻男女。他们大多数没上过几天学，但天生着一付脆生生亮堂堂的好嗓子。
农闲时，在晴好的夜晚，宣传队会隔三差五到各村巡演。演出内容除了几部样板戏，就是一些自编的小曲目，唱的是流行于皖北平原的一种地方戏，叫“泗洲戏”，我们老家称之为“拉魂腔”。
听戏，成了乡村老少爷们偶尔看露天电影之外的主要的娱乐方式。
那时父亲在村小学教书，业余的时间，在大队“文艺宣传队”担任胡琴手。
在那个演出即将开始的夜晚，做为戏班里唯一的一个板胡手，父亲竟然忘却了晚上的重任，喝个酩酊大醉。那晚，父亲的一个哥们从监狱里出来了。那哥们是公社供销社的主任，因为经济问题连带着生活作风问题，蹲了几年大狱。
雪亮的汽灯把生产队的社场地照得如同白昼。男女老少乱哄哄、喜洋洋地扎堆围坐在场地上。演员们已经化妆打扮妥当，躲在幕布后面，只等一通锣鼓家伙响起，好戏立刻就可开场。
那晚演的是样板戏《红灯记》。在现代京剧里，胡琴手如同乐团里的大提琴手。少了他，戏是没法开场的。
我的那个族伯伯，剧团的团长，急得甩手顿足，唉声叹气地在幕布前转圈儿。
他也是男一号李玉和的扮演者。脑门上流的汗，把脸上涂的油彩冲成了大花脸。
“让我来试试！”周贵第一次慢吞吞地嘟囔出这句话时，团长只顾原地打转。他也许没听清周贵在说什么，或者听见了，根本就没当回事。
周贵是剧团的最忠实的粉丝。宣传队演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渐渐地就成了一个可以被任何一个剧团人员呼来喝去的打杂人物。
“让我试试”当这句话再次从周贵嘴里咕哝出来时，我大伯扭过头，竟然发现那一双沾着眼屎的细眯眯的眼缝里，闪着郑重其事的光。
救场如救火。也许是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理吧！团长竟然答应了周贵的毛遂自荐。
一通锣鼓响过，全场立时鸦雀无声。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中，周贵端坐在了乐队中间的那张条蹬上，腰板挺直。他将板胡稳稳地放在略微高抬的左腿上。左胳膊高高地抬起，肘部高悬，大臂与小臂弯曲成近乎直角。微微下垂的手腕，四个指尖，戴着黄灿灿的铜指帽，很随意地搭在两根琴弦上。右手捏着琴弓，大臂与小臂弯曲成钝角外展着。一副蓄势待发的派头。
一串“嗒嗒嗒”的清脆的边鼓声急促地敲起，又戛然而止。清越激昂的板胡声伴随着人们的惊叫声尖厉地划破喧腾的戏场。
周贵昂着那张肉嘟嘟的长脸，本来就细小的眼睛似乎已经完全闭上了。左手的四个指头在琴弦上灵巧地上下移动着，右手的琴弓时而缓慢而大幅地摆动着，时而又原地踏步，急速地在琴弦上颤动。他时而昂首挺胸，时而又把脑袋夸张的扭过去，低下来，上半身随着脑袋的起伏，时而前仰，时而后合。
他已经全身心地陶醉于板胡的世界里面了。
随着他身体的一系列近乎夸张的动作，板胡里流淌出的琴声，时而舒缓，时而急骤，时而低沉，时而高亢。一段曲子拉下来，竟是一板一眼，与演员的唱腔配合得天衣无缝，分毫不差。
戏场上如同烧开的锅，沸腾着。观众们已经不再关心演员的演唱，也不再沉溺于情节，他们只盯着周贵，眼睛里发出兴奋而惊叹的光。
从此，周贵成了戏班里的二号板胡手，伴着他度过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05 离世之谜
当我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工作，就很少再听到关于周贵的音讯。
有一年，回家过春节，偶尔向母亲问起周贵的消息，却意外地得知，他已经死了几个年头了。
周贵死在村外麦田地里一口用来浇灌农作物，已经废弃多年的深井里。
关于周贵的死因，也有几种传言。一说他本来眼神就不好，在一次走夜路时，失足跌落到井里；还有一说他是被人害死的；再一说是周贵年过五旬仍孑然一身，看淡并厌恶了自己的余生残年，于是投井做了自我了断。
前两种说法好像都站不住脚。失足跌落，应该是正常的站立姿势，不至于死亡，附近的村庄也应该能听到呼救声。而周贵的尸体被人发现时，呈头冲下、脚朝上的倒立姿态，被闷死在井底那泓快要干涸的浅水里；但要说是被人谋害，好像也说不通。他一个老光棍汉，既没有钱，更不会和人结仇，谁会去害他呢？
到底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和真相，不得而知。周贵的死，如同他的姓名和身世一样，成了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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