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兼与罗玉明、杨明楚、邓野同志商榷

如何评价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认识,以及他在“五·四”运动后期至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内的思想变化,是近几年陈独秀研究中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陈独秀系统地形成了“二次革命论”的理论体系[1];有的认为陈独秀并没有形成“二次革命论”的系统理论,与此相反,陈独秀所主张的倒是“一次革命论”[2]。上述两种观点笔者都难苟同。下面仅就陈独秀如何对待中国革命发展阶段这一问题的认识作一分析,来探讨一下陈独秀这一时期思想认识上的变化过程。

1920年5月,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就是陈独秀。从那时起,陈独秀就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解释中国社会,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以图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造。当时,他在理论上认为中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他说:“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3]”未过多久,陈独秀的上述思想有了变化。他在关于社会主义论战中批判以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分子时说:“他(指张东荪——引者)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如果他断定欧美资本制度要崩溃,能讲社会主义,他便不应该说中国不能讲社会主义,仍要采用资本制度。……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3]”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独秀思想上产生了明显变化,那就是他忘记了中国是处于许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情况,想要一下子实行社会主义。这样就否定了中国革命的阶段性。这也就是有的同志所说的他的“一次革命论”的思想。

我们知道,1922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认识是不够清楚的,是存在着矛盾的。认为中国与欧、美、日本只是工业发达的程度不同,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差异,因此,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总目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纲领指导下,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且对二者的关系作了说明。“二大”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和战斗力量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二大”提出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的初步结合,它为后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但“二大”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只是“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这实质上是把无产阶级从民主革命领导者的地位降低到资产阶级助手的地位。

“二大”之后,陈独秀感到“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可能。[4]”因此,他在1922年9月发表的《造国论》一文中,为了更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的口号。他说:“用私人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在理论上我们不能赞成,因为他在欧美日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了,在事实上,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时间里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之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到了国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所尽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的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敢说,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是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主张分四步来造国,即组织国民军;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陈独秀认为,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就不必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造国论”,是陈独秀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错误判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有别于前面所提到的“一次革命论”的另一种形式的——即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革命论”。这是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发展阶段问题认识上的一次自我否定。这一次否定,是以一种错误的认识否定了另一种错误的认识。与前一次认识相比较,这后一次认识则开始带有明显的右倾色彩。

1923年,陈独秀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5],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4]。在这两篇文章中,陈独秀轻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夸大资产阶级的声势和力量。不难看出,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思想又有所变化,从原来的“一次革命论”的错误认识转向了另一种错误认识——也就是象有的同志所说的那种“二次革命论”。陈独秀指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式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式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5]”在这里不难看到,陈独秀企图借鉴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的经验来回答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问题。但是,他认为预测革命的前途是不可能的,同时又强化了“二大”宣言中的缺点,过多地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忽视两个革命的联系,使人们看不到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这自然是很错误的。联系陈独秀前后的思想实际,这可以说是他在思想认识上开始向右转的信号。

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认识,全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党的“二大”宣言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但对两步之间的关系,大会却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论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力,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以后至“五大”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少数同志对此似乎有所理解[6]。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7]”这个问题才彻底解决。

诚然,在此期间(“二大”前后)陈独秀明确指出了党所面临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他针对当时一部分党员反对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错误言行,强调“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问题是有许多错误认识夹伴其中,并与时俱进,愈来愈严重。

北伐战争开始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他们大造舆论,谓国民革命成功后,共产党将要与国民党争夺政权。针对这种论调,陈独秀指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即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社会。不过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4]”就当时斗争的实际情况而论,陈独秀讲这些话是必要的。因为这涉及到斗争的策略问题。但是,“在国民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民众政权”中,无产阶级处于什么地位,陈独秀没有回答。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和进程的分析,他的结论又是不合中国国情的。他强调中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列宁曾指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3[8]”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发展阶段问题上的右倾观点,很显然是同列宁的上述思想相违背的。

1927年上半年,一方面革命形势继续高涨,一方面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企图背叛革命。在这革命的严重时刻,陈独秀的思想越来越右倾。1927年4月5日,《汪陈宣言》的发表,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大暴露,再一次显现了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认识的模糊和紊乱。《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的问题,即将来也不致发生。[9]”陈独秀在第二天关于“国民革命之归趋”之答辨中说明得更具体,认为只要有了工农专政的国家,就可以“图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不一定经过再度革命的方式而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如果能够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那便自然没有一定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了。[4]”我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在不同的国家究竟采取什么形式是可以探讨的,但是它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本质是不能改变的。应当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后列宁又总结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荣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8]”身为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陈独秀,竟声明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个阶段在中国“将来也不致发生”,这实在是拿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与国民党作交易。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此时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认识,又回到了1922年他发表的《造国论》中曾出现过的“一次革命论”观点,不过这次表现的形式是以明显的右倾为其特点。陈独秀的这种右倾的“一次革命论”观点,正附和了当时国民党新老右派叫嚷的所谓“直接了当的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宣传而来真正做国民革命”的论调,可以说,陈独秀的这种“一次革命论”,实质上是不要革命论,是与资产阶级讲和平共处,抛弃了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任务,从另一方面帮助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对陈独秀的这种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他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7]”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认识带有很大的紊乱性,他在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时,就带有所谓“二次革命论”的倾向;在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时,就带有所谓“一次革命论”的倾向。在革命形势高涨时,他的思想就激进一些,所谓“一次革命论”的色彩就浓一些;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他的所谓“二次革命论”的调子就高一些。陈独秀这种思想上的摇摆性,正表明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浅薄。这种浅薄的认识,使他很难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做出正确的判断。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尽管陈独秀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但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探索过程。直至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始终处在这个探索过程之中。这一时期表现在陈独秀思想和认识上的特点,可以用“模糊”和“紊乱”来概括,无论是“一次革命论”或“二次革命论”的观点,都没能在他的头脑中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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