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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植芳
贾植芳先生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七月派”主要成员，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本文选自《贾植芳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
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以后，我们夫妇都被扫地出门，先后被关押起来。我被关了十一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下放到印刷厂“监督劳改”。任敏后来下放到青海，一九五八年以后在青海的监狱里关了三年，三年困难时期又被遣送回到我的家乡当一个普通农民养活自己，在贫困和歧视中苦度春秋，一待就是十八年。我刚到印刷厂时，每月给三十块钱生活费。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老干部又被重新任用，印刷厂的支部书记也是原来的老干部，他对我讲：“你回校后我们没有发现新的罪行，你的问题不仅学校党委无权解决，就是上海市委也无权解决，这是中央的事情。但生活上可以照顾你，从下个月起，你的工资按二十二级干部待遇，涨为六十五块。但你要明白，你并不是二十二级干部，只是拿这个级别的工资待遇。”那时一个熟练老工人的工资才四十几块钱，刚被分配来厂的中学生每月只有二十七元工资，印刷厂的工人议论纷纷：“怎么‘反革命’的工资反而比我们革命群众要高！”
可是形势确实一点点改善起来了。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形势息息相关。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上海市公安局发了一个公文，上面说：“‘胡风分子’贾植芳没有发现新的罪行，解除监督，回原单位工作。”后面还有很多好话，说“贾植芳同志多年在教学岗位上工作，教学经验丰富，相信回去后一定可以为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这是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被称为“同志”，听起来自己也感到陌生。这样我就又回到复旦中文系，在资料室做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这以前在印刷厂时，人家喊我时直呼其名：“贾植芳！”回到资料室后，人家客气了点，称我“老贾”。那时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由于多年为政治服务的结果，现当代文学研究除过歪曲历史的大批判以外，一片荒凉。于是民间自发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委会，因为资料建设是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工程，这在多年歪曲历史的情况下尤其显得必要。我回到资料室后也参加了这个工作。当时分给复旦的是赵树理、闻捷、巴金各作家资料专集的编辑工作，我回来后就与资料室和现当代文学组的几个青年同志一起编。到了一九七九年，这套资料收归国有，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作为“六五”重点科研项目，同时也编辑一套“现代文学研究资料”，分为两辑，一辑是作家专集，一辑是社团、流派、论争的资料集。复旦分配到两个题目，一个是文学研究会资料，一个是外来思潮、理论、流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集，也由我负责，与其他同志一起合编。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文学所通知复旦派两个人到北京参加编辑会议，中文系派我和一位姓苏的同志进京（我当时“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除，而苏同志是党员讲师，系里这样安排，也带有监督的意思）。汇报上去，社科院发来通知，给我发的油印的通知后面用墨笔写道：“贾植芳同志何日进京，请速电告时间、车次、车厢，以便安排车接。”苏同志的通知上没有这个附言，中文系里于是议论纷纷，因为我被解除监督，回到中文系报到后，系总支一位从山东来的女组织委员曾在开会时向全体教职工宣布说：“贾植芳回到中文系来了，但他还是反革命！他的一言一行，大家随时向组织汇报。”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我自己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也知道别人对我还是另眼相看。有些教授见了我，睬也不睬，如当时的系主任，是我多年的老同事，他见了别的人，包括普通工人，满脸笑容，有说有笑，见了我却将头扬起来，或者转过脸去，视若无睹。回到系里后，我的工资比在印刷厂时又高了些，比照十八级干部工资待遇，增加到九十二块钱，这已经遭到某些人的嫉恨，因为除过教授高工资外，解放后历届毕业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元，称为六十炮，三十年一贯制，没有改变，虽然除了两个被窝、几本马恩列斯毛的书——后者还是一九五五年抄家以前的财产，因为是革命领袖著作，不好没收——以外，我们夫妇什么也没有。这时我的妻子已经从我的家乡回到上海。学校在托儿所附近、菜场旁边一个大杂院式的二层小楼分配给我一间小房，俗称阁楼，妻子回来后，我们这个一九五五年被政治风暴摧毁的家，才重新建立起来。按照当时政策，年纪大的知识分子，没有儿女的，身边可以有个年轻人，照顾生活，户口可以解决。我们这个两人世界就又多了一个人，即任敏的侄女，作为我们的养女，改名贾英，也从山西来到上海，照顾我们两个老人的生活。从此我有了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上班之暇，我就重新拿起了废置二十多年的笔。我根据多年的生活体验与人生感悟和当时的境遇，写了一些散文，题名《花与鸟》，其中一篇是《屋檐下的花》，一篇题名为《笼中的鸟》，这是经过多年政治生活的风暴之后我们的处境的一种写照。全家靠九十几块钱的工资，吃饭以外几乎没有剩余。去京开会因为是冬天，我没有大衣，向学校事务科借了一件草绿色的棉军大衣与一双棉军鞋。里面穿的衣服除了一件毛衣和套衫外，也没有其他的衣服，邻居工人小卞不嫌弃我们是未摘帽的“分子”，借给我一件棉背心、一条青色的裤子和几十块钱，我上京去的东西才准备好。
虽然我知道自己仍然是异类，还是受歧视的，但还是带着这个身份去京了。苏同志给我们买的是硬卧车票，我也没有什么行李，就这样出发了。第二天天亮到京，车上上来一位穿干部装的人，问哪位是贾植芳同志，说是社科院来接我的。又问我有什么行李，他可以替我拿。我说除了两包蹩脚烟外，没有其他行李。出了站，我的侄儿侄女们都在外面排了一队在等我，我的大侄儿的女儿，已经上小学了，也一起来了。我哥哥在社科院工作，知道我要进京，所以派他们来接我。不过当时我还认不出他们——几十年没有进京，我的哥哥已经是“儿女忽成行”，而且都已成人了。那个干部向我逐一介绍，这是你的大侄儿，那是你的二侄女，那个又是谁谁。自己的亲属让不认识的人来介绍，听起来有些滑稽，可是当时确实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感觉也是挺正常的。这件事过去快二十年，才回味出当时的情境所包含的滑稽与悲苦。干部介绍完后，先开汽车带我去哥哥家。我们哥俩多年没见面，听说我来，哥哥一宿未眠，见了我后又是一番激动。那时我的嫂子李星华刚刚去世，哥哥本来就很悲伤，见了我更是相对黯然。不过去京开会，时间安排非常紧迫，我们兄弟也没有时间话旧。那天在哥哥家吃了一点早点，那个干部就带我们到了总工会的招待所。这时文研所的同志已经来了，由他们安排招待我们，所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把我带到楼上，安排我住宿的地方有客厅、沙发、地毯等等，在当时算是很高级的地方。我说我们同来的还有一位同志，社科院的人说：“他不能住这儿，我们对他另有安排。”我知道我的身份，也知道同来的同志身负监督我的责任，就对他说：“我们同来，有共同的工作要商量，分开住不大方便。”于是他就带我们去安排了一个较差的双人房，自然客厅、沙发、地毯等都没有了。他们安排好我的住房后，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你要外出，就请先关照一声，我们准备车子。”
当时文学所的所长是陈荒煤，副所长是许洁泯。第二天就开了个预备会，指定各专题的负责人参加，苏同志就不能去了。开会是洁泯讲话：“各位同志来了。我们这是预备会。今天被邀请参加的都是主席团的当然成员。作家专集都已分配好，这次开会是研究社团、流派、论争部分。我们开会也不举行什么仪式了。共有三十四个题目，我们拟定个讨论程序。正式开会后，上午、下午、晚上大家都开。我们拟个名单，每次开会讨论一个题目，由在座的各位分别主持，先由承担单位报告，然后大家提意见。目的是把这一套材料编好。”第三十三个题目赫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研究批判”（自然以后又不能不改动，先是改为“胡风集团研究材料”，以后又改为“胡风等人文学理论材料”），宣读名单时，我才知道由我主持第三十三个题目的讨论。我经历的事情多了，“政治经验”丰富，知道这里有文章。会上他们对我的生活待遇的安排，我心里很清楚，是事先就商量好的。从对我的高规格的生活安排和对我主持的选题的安排，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话：“当你并不认识的人向你笑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因为我当时还是个资料室管理员，头上还戴着“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政治帽子，并未平反和恢复原来的职称待遇，这次对我的安排，其中必有内情。我是个久经政治风浪的人，也是个有一定政治社会斗争经验的人，他们要看看我经过二十多年的关押与劳改，是否把我改造过来了。我多年来虽然“身在奴中”，但我的精神并没有被奴化，我仍然保持着人格的独立性和清醒的头脑。因此，我在会上的种种表现，如不住他们安排的高级房子，出门不通知他们，也不用车，以及下文就要提及的在会议上对“两个口号论争”、反“胡风”问题等等不表态……使他们——当时文艺界的上层领导——非常失望，甚至愤怒。因此我想到：这就是一九八○年中共中央为“胡风”案平反时为我也留了一个所谓“汉奸”的帽子的深层原因，虽然这个文件并没有向我正式传达过——而且听说只传达到县团级以上的干部，但我从侧面早已知道了。所以当时主持我的平反的本单位的党委监察委员会的同志（虽然我并不是党员）——向我传达的是上海市委的平反文件，上面写道：“同意上海高等法院党组关于处理胡风案件的意见，贾植芳撤销原判，恢复名誉，费明君撤销原判，对其历史问题免予追究。”我看了这个文件后，就向对我宣布这个文件的党委副书记质询，说：“中央还有个文件，其中还为我留了个政治尾巴。”他说：“那是他们北京的事，我们上海可没有说你不好。”我向主持中央党务工作的胡耀邦写信质询，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才得到彻底解决。而在我回资料室上班的这一年多日子里，因为头上还戴着“帽子”而受到某些一贯正确的同志，包括我过去的一些同事和学生的冷视与蔑视。这扯得有些远了，回过头来，话说那天议程安排好后，主持会议的许洁泯说：“今天大家休息半天，明天举行李星华同志的追悼会，贾植芳同志要去参加，我和陈荒煤同志也要去参加。我们休会一天，大家休息休息，也可以去探亲访友。”第二天我先去哥哥家，碰到了我的一个堂弟，他是行伍出身，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曾经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复员回国后先在地区当人民银行行长，以后调了工作，任地区科研处处长。这次他也特地从山西老家赶来了。多年不见，他告诉我他从朝鲜回来，在大连结了婚，丈人是开菜馆的。他说：“二哥，我现在已经不叫小名了。我现在叫贾学忠。”我奇怪道：“你什么时候改名的？”他说是在部队时领导改的。我又奇怪道：“你在部队才扫了盲，怎么能当科研处长呢？”他说：“二哥，这有什么稀奇！当了七年了，当得很好呢。”我才知道自己被封闭的时间长了，外面早已改天换地，我是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联想到出车站时那由别人介绍自己亲属的一幕，恍然犹如身在一个荒诞的梦中还未醒来。开追悼会时由我与堂弟照顾哥哥，搀扶着他。在贵宾休息室，哥哥向大家介绍我说：“这是我的弟弟贾植芳，复旦大学教授。”其实我当时还没有恢复原来的职称和待遇，头上的“帽子”也还没有摘除。参加追悼会的文化界的人士很少，基本上都是各方面的领导干部。哥哥介绍完毕，几乎很少人反应，只有旁边一个人从沙发上站起来，向我做自我介绍说：“兄弟是廖沫沙。”并和我握了握手。
追悼会由林默涵主持，陈荒煤致悼词。悼词里提道：“李星华同志一九四一年通过家属关系到达延安。”我想起当时的情境，她与她的弟弟李光华及我的大侄子森林，都是我设法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到延安与我哥哥团聚的。悼词中仅说“家属关系”而不提我的名字，显然是因为我的罪名没有撤销，仍然是个敏感人物的缘故。
提起送李星华等人到延安，可真是说来话长。有必要先说一下此前我的经历。一九三九年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提出“溶共”“限共”的反动政治纲领，清查因抗日关系参加国民党军队或机关的共产党员和“左”倾分子。其时我在中条山前线第三军第七师做日文翻译，有一天突然从一个秘书那里得知上司打算把我送到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受训”，实际上就是政治上的“清查”或“审干”。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个左派，在部队里和他们采取同流不合污的态度，而且在后方的进步刊物上投稿作文章，自然成了他们怀疑的对象。我对这一套向来反感，因为我参军是为了参加抗战，不是来找生活出路或借机谋个一官半职的，就以请假看母亲为由，借机离开了这个部队。接着从家乡辗转到了西安，在那里因为朋友黄和材的帮助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街头流浪的时候碰到了留日同学谢挺宇，他在《扫荡报》当编辑，就接我去他那里，在那里我见到了曹祥华、朱剑农、谢爽秋、李哲愚、周治国等同学。在日本的时候，他们都是进步同学，在颠沛流离中相遇，更加觉得亲热。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党员，曹祥华是支部书记。他们叫我不要走了，并在《扫荡报》为我找了一个编辑的工作。《扫荡报》是国民党的官方报纸，名声不好，所以我对去那儿工作很踌躇，但曹祥华打消了我的顾虑，他叫我放心，说这是对我的信任。我不是党员，但是个左派，这一点他们都知道。但是不久，我在《扫荡报》做编辑就出了事，社长何联奎找我去，说可以调我到重庆日本战俘管理所去管日本战俘。我本来就不愿在《扫荡报》干，更不愿受他们调遣，所以借口水土不服、想回北方回绝了。曹祥华知道这件事后来找我，说既然你想回山西，我那里有一个朋友吴岐，也是留日老同学，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局长陈卓的小舅子，你可以通过他的关系到山西新闻检查处去工作。曹祥华还开导我说，这些位置都是国民党控制新闻喉舌的地方，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机会占了它的位子。他还说了一句很通俗的比喻，说这叫“占着茅坑不拉屎”。我当时很信任曹祥华，把他当成老大哥，就答应了他（我后来知道，曹祥华安排我和其他留日同学去《扫荡报》和战时新闻局工作的事，都曾经请示过中共西南局的领导同志，并得到同意。这样，我去这两个机关工作，实际上是地下党安排我去的。但在“胡案”发生一直到我彻底平反，却竟然成了我的一项挥之不去的罪名）。这样，他就引我去见吴岐，吴岐很高兴，在见过陈卓以后给了我一个中校的军衔，任命我为山西战时新闻检查处副主任。我立即动身，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份回到陕西省秋林镇，这里就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公署和山西省政府所在地，离宜川县不远，半年以前，我正是从那里独步南下，现在又回到了那里。
也就是在这里，我才有机会和能力将我的嫂子李星华送到延安。我在去秋林镇路经西安时，找到了半年前与我结伴南下的老乡王某，请他帮忙办公。我在那时也结识了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同志，与他发生联系。一九四〇年夏，我嫂子李星华在周作人的帮助下，带了弟弟李光华和年幼的儿子森林，离开北平去延安，先由我在济南经商的伯父派他的伙计送至山西汾城老家，再由我父亲派一名长工把他们送到秋林镇，在我处住了一个多月。由于这一带政治形势复杂，有敌伪占领区，有阎锡山二战区，有国民党统治区，我通过《新华日报》西安分馆经理孙世义（沈颖）的关系，设法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常来这里走动的王世英说，由他派两个警卫员直接送他们到延安，不必绕道西安了。但我考虑到我所处的环境复杂，稍一走动马上会引起别人注意，所以只能托一名职员，作为亲戚把他们送到宜川县，再雇马车到西安。《新华日报》西安分馆经理沈颖是我哥哥的同学，是留法回来的，我们早在北平相识，一九三八年夏天又在武汉相遇，我由重庆回山西经过西安居留期间，又无意间相遇，有了来往。李星华三人到西安后，又在我家在西安开的铺子里等了近两个月，才等到办事处从延安开来的大卡车，坐上到了延安，和一九三八年就去延安的哥哥团聚了。
那时候送人到延安，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万一给国民党方面抓住，就要送进西安集中营（劳动营）。李星华刚从北京逃到我们家乡，又间道至我当时的工作地时，同行的李光华才十六岁，我的侄子才四岁。为给他们准备去延安的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吃的、用的，我把当时的一千多块钱积蓄都用光了，可以说是倾囊相助。那时候我的父母住在山村，家里逃难时还剩了两头骡子，我把父母接出来，长工用两头骡子跑单帮在山西与边区之间贩盐，因为边区生活太苦，赚的钱也多半送给哥哥过日子。也许因为这些原因，我又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在秋林没有待满半年，第二年春节前后，我突然收到曹祥华通过吴岐打来的密电，说重庆方面怀疑我带有“色彩”，要我赶快离开，以免意外。我早预感到会有这种结果，趁此机会，写信到重庆局里，向他们正式辞职，一面就悄悄离开秋林，又回到西安，重新开始我的流浪生涯。
这就是我送李星华到延安的前前后后。悼词里有意回避不提，好似不存在这件事一样。可巧的是在追悼会结束时，我在门口碰到了李光华，他当时任某个学院的党委书记，穿着毛货做的西装大衣，走过来与我哥哥握手，到我跟前时理也不理，昂首挺胸而去。在追悼会大厅也碰到了我的一个堂妹，她在人大上过学，后来由我哥哥介绍和一个公安部队的团长结婚，后者一直升到了北京某部队的参谋长。她看见我，既不喊我“二哥”，也不向我介绍自己的儿女，几十年不见，她也不问我现在的生活情况，就说了一句“你来了”，然后扬长而去。我后来听任敏说，文革中我的那个堂妹与她的丈夫一起去临汾干休所休养，我的妹妹与任敏一起去看他们。到了以后，她对她们的态度非常冷淡，一见面就哭穷，意思当然是怕她们开口借钱。他们的墙上挂着一个大火腿，可是招待她们吃饭却是非常的简单。一想到这些，就让我想起鲁迅先生说的“一阔脸就变”，这确实是阅世之言。
当时的香港《文汇报》上报道李星华的追悼会说：出席的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一个是她的哥哥李葆华，一个是她的小叔子贾植芳，前者曾被称为“安徽的赫鲁晓夫”（因为我嫂子李星华是中共先烈李大钊的长女，她的大哥李葆华也是个“高干子弟”，文革中我从报上得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任安徽省委书记，执行“包产到户”的农业政策，后受到批判，媒体称他为“安徽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所谓“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后者是一九五五年因胡风案而入狱，都是多少年来第一次亮相。从北京回来后，我的一个五十年代的学生，多年不见，后来听说文革以后去了香港与家人团聚，有一天忽然来找我。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的情况的，他说就是因为在香港看到了报纸上登的李星华追悼会的新闻报道，才知道我还活着，而且恢复了自由。我这才知道我出席这次追悼会还有这样的反响。
追悼会结束后，我和堂弟贾学忠陪着哀痛的哥哥坐在车子里，等候治丧人员办理火葬手续。这时一位治丧人员跑来请示哥哥备办骨灰盒的问题（因为他当时还在台上，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会长兼党组书记，文革前听说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党组书记），哥哥问他：“最贵的要多少钱？”对方回答说：“一百二十元。”哥哥马上接口说：“就买一百二十元的。反正她只有这一次用钱了。”办事人员去后不久回来说：“一百二十元的骨灰盒只有部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用。星华同志是个局级干部，按政府的规定，只能买七十元的。”哥哥只好无奈地点点头应允了，因为这是党的政策原则的问题。工作人员走后，我为了替哥哥解忧，转换一下车内沉闷的空气，也是实事求是地说：“像我这样的平头百姓，又是有案在身的，只要能买三块钱的就不错了。”哥哥听了，横看了我一眼，好像是责怪我改造了二十多年，头上还戴着“帽子”，怎么说话还这么放肆，忘了自己的身份，也忘了这是什么地方。
文学所的会议正式开始后，每次开会，主席团成员都要参与。中间有一回是讨论“两个口号论争”的资料，原来分配是别的单位承担。晚上开会时，文学所现代组的马良春突然来找我，说原先主持的同志进城有事，讨论会就由你来主持。那时录音机还不普遍，开会时旁边坐了四个小姑娘来做记录。开会了，我作为主持人先说话，我说：“今天讨论‘两个口号论争’的资料，先由承担单位把设想、内容讲一讲，大家提意见，目的是把材料编好，向历史负责。”我知道自己的身份，而这份资料又是个敏感问题，周扬、胡风结怨起因于此，所以对其内容不做评论，多余的话一概不说。可是北师大的教师朱金顺马上站起来说：“这个题目是由文学所自己承担的，他们自己已经编好了，今天开会来只是由大家来通过的，走个过场。从汇报来看，他们有倾向性，把提倡‘国防文学’方面的文章收得很多，把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文章收得很少。前者似乎成了正统，而后者成了逆流。倾向性太重。”这时会场上乱了起来，我仍然不发一言。马良春站起来说：“大家不要吵了。我们自己都不是当时论争的参与者，而是解放后党培养起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们没有个人恩怨，只是要按当时的资料来说话，目的是把资料编好。”我这时发言说：“刚才马同志讲了，大家继续发言。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目的是把资料编好。”会场上吵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有结果，大家就散伙了。
后来讨论“胡风资料”。承担这一课题的广西大学的一位姓陆的同志，他前一天晚上来看我，说：“我们承担这个资料。我们认为这是文字狱！把文学问题当成政治问题。”那时候“冤假错案”这个词还不流行，但我们老祖先却已经造好了“文字狱”这个词，陆同志很率直地用上了。现在看来倒很贴切。他很气愤地讲了半天。我没有直接表示自己的意见，对他说：“老陆同志，开会时你们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次日开会，我不提题目，因为题目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材料”，我只说：“今天讨论第三十三个题目，先由承担单位广西大学陆同志发言，大家提意见。还是那句老话，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说完后陆同志就站了起来说：“我们认为这是一场文字狱！把文学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看，脱离实际。”那时候刚粉碎“四人帮”，许多人都受过苦，受过罪，大家说话都比较大胆，也比较活跃，于是就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赞同的占多数，也有少数不同意，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定的案，怎么会错呢？”吵了半天，又得马良春站起来收拾残局。他说：“胡风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由公安部处理。我们只是来编资料，没有权力处理这个问题。我再讲一件事情，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吴奚如、聂绀弩要为胡风翻案，抱打不平。事前周扬同志知道了，就找他们谈话，对他们说：‘我们这次会议，目的是开一个文艺界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你们这么一提，必然有许多同志不同意，就必然会发生争吵。这就失去我们开会的宗旨了。我们的目的是开一个文艺界欢聚一堂的团结的大会，不是开一个吵架大会。’周扬同志还讲：‘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比我有成就，我不如他。但有一点我比他强，我对党绝对忠诚。’我把周扬同志的话给大家提一提，大家不要争论。我们开的是学术会议，目的是把资料编好。”我发言说：“我们的目的是把资料编好，对历史负责，对历史忠实。大家心平气和地从事实出发，把资料编好。”会议开得很尴尬，大家不欢而散。这时候周扬等人都已复出，重新主持文艺界。如果我当时在会场上检讨一番，痛哭流涕，说“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没有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了胡风的当”，也许会议就能开下去。但我不吭气，不表态，更不认罪，后来一九八〇年平反时给胡风和我留了尾巴，可能就和这次我不识抬举，没有把自己臭骂一顿有关。因为不识抬举，所以还留了“尾巴”，揪住不放，一直到后来我给胡耀邦写信申诉，才摘掉保留的“汉奸”帽子，而胡风一直到死，也没见到自己彻底平反。这使我想起我的一位老同事来，百花齐放时人家都纷纷激动地提意见，他一声不吭，但后来还是把他也划为“右派”，他去找领导理论，说：“人家发言的划为右派，怎么我不作声也划为‘右派’？这是什么道理！”领导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领导说：“你不讲话，比他们讲话的还厉害！你自己心里清楚！”可怜我这位同事，一直到死心里还不清楚。我平反后，复旦中文系的一位老同事乐嗣炳来看我。他是老左派，三十年代就与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积极参加大众语运动，因为他与陈望道都是搞语言学的，解放后各种运动也一直积极参加，但后来还是给弄成了右派。聊天时他说：“老贾，我当右派还是开后门的。”我觉得奇怪，问他：“人家升官发财有走后门的，你当右派怎么也能是走后门的？”他说：“不是这样讲。解放后我一直紧跟党的政治路线，遵照领导指示积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反右时党委书记来找我，说：‘你虽然不是党员，但可以说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一直把你当自己人看待。现在党遇到困难了，党的困难就是你的困难。教授中的右派名额还短一个，就把你补上吧。’我那时认为党委书记对我说话真诚，自己也很感动，以为反右只不过是短时间的过程，很快就会过去，全然不知这右派帽子的厉害，一戴上，马上被送去劳改。这一去，可就是二十年。”听他们的经历，好像是一场糊里糊涂的噩梦，又好像是一出荒诞剧，而我自己这次进京，就仍然带着这场噩梦与荒诞剧的阴影。就因为编“胡风集团理论资料”的不欢而散，闭会时，文学所现代组组长马良春宣布说：按上级指示，关于胡风和周扬的研究资料，决定暂时不编，如果以后需要编时再另行计划。到今天为止，这两个人的研究资料编写工程，如石沉大海，再无下文。
在北京开会，我想去看些朋友，就把苏同志支开，让他去北大、北师大去查资料。这次在北京，我看到了牛汉、绿原、路翎、萧军和李何林。不过见了朋友，虽有多年以后重逢时的欣喜，更多的却是物是人非的悲凉。路翎经过多年的牢狱，已经有了精神病，看到我时时而一言不发，时而冲到外面发出悲愤的号叫。萧军也满头白发，在文革中也被揪斗，受了不少罪，他的一个儿子有一次被打昏过去，送进火葬场，自己醒过来才发现不妙，从火葬场跑回来，听起来让人心酸。还有一次我去北师大找我在国民党狱中结识的朋友，经济学家胡明，在校门口询问时，看门的看了我半天说：“你是从外国来的吧？胡明早在一九五七年就跳楼自杀了，现在已经死了十几年了，你竟然还来找他！”这些事情我已经在文章中写过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看我的《暮年杂笔》与《狱里狱外》，这里就不唠叨了。我在会议开始时就看到了牛汉，牛汉过来问我：“老贾，你现在挣多少钱？”我说九十二块。他告诉我，他与路翎也是九十二块，人家××揭发、检讨、改造得好，现在挣一百多块。
在去北京以前，我给胡风写信说了这件事。他那时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但人还在成都。他给我写信，说除去看路翎外，还可以去看看李何林。他已经给中央写了十七万言的意见书，李何林那儿有副本，“你可以去看看”，并把李的地址——北京东单史家胡同×号——给了我。我到北京的事，胡风可能也给李何林写了信。有一天回房后，门上有一张纸条，是李先生留的，上面写道：“植芳兄：来找你三次都不见。请你明天晚上到我家吃饭。你多年不来北京，怕不认识路，给你画个地图。地图上标明了路线与乘车的车次。”那时已是晚上，我不能再让苏同志去查资料，这事不必也不能瞒他，就对他说：“老苏，李何林是我的老朋友。明天去他家吃饭，你去吧？”苏同志说他不认识李，就不去了。第二天下午，我就出发了，换了几次车，到了史家胡同，正在东张西望，来了一辆小车，到我身边停了下来，李何林从车上走了下来，对我说：“我一进胡同就看到你，东张西望的，像个乡下人！”我们到了他的家里。李有“鲁迅的凡是派”之称，文革中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他现任鲁迅纪念馆的馆长。住的房子很大，生着火炉，他对我介绍了他的夫人后我们就坐了下来。他的桌子上放着香烟，我拿起烟要抽的时候，李何林把烟夺了下来说：“不要抽烟，我给你拿糖去。”我笑道：“你现在成了戒烟协会会长了？”他拿来糖说：“抽烟对身体不好。”李坐定后问我：“老贾，这次是谁让你来开会的？”我说是文学所让来的。他说：“文学所都是周扬的人，你来干什么！”然后又问我都见到了谁，我说见到了××。那是一次开完会，××长得胖乎乎的，过来找我，笑嘻嘻地说：“老贾，二十年不见了，你还是老样子。”××有些市侩气，我本来就看不起他。他编《文艺月报》时，在“反胡风事件”中非常积极，周扬把他调到文学所当研究员。李何林对我说：“××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多次运动都检举过别人，文革中，批判‘四条汉子’，他又出来检举周扬。现在‘白衣秀士王伦’又出来了，谁谁检举过他都有他手底下的人向他汇报过，所以周扬心里有数。何其芳去世后，××又写信给周扬，说是：‘何其芳同志去世了。文学所群龙无首。我这个党员身体还好，愿意为党多负点责任。’周扬就是不理他，派了小说家沙汀去当所长。后来所里又成立鲁迅研究室，××又写信给周扬，又是：‘我身体还好，而且年轻时受过鲁迅先生熏陶教诲，愿意为党多负点责任。’周扬还是不让他当，而让一位年轻人去做。”我后来听说，三十年代柯灵与××本来都是浙江来的小青年，关系相当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哥们。没想到文革中他写信检举柯灵。柯灵坐了三年牢。出来后别人把××的检举信拿给他看，两个人从此就绝交了。××是个海派，很会投机。几年后，我的《契诃夫手记》重新出版，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报道，说是北京的教授们在街上摆摊设点咨询，指导青年人如何学习文学。××对青年们说：“你们要学习文学创作，一定要看贾植芳译的《契诃夫手记》。那是契诃夫做的创作灵感与素材的记录，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这其实等于为五五年的事情向我道歉，因为他当时也检举过我。××死后，他的女儿写了一篇文章，说××病重时，家人把他送到医院高干病房，医院里的人说没有床位，他的家属拿出证明，说他享受的是“副部级待遇”，也没有用，因为享受这个待遇并不证明你是副部长。看到这篇文章，我又同情又可怜。这里插入的话太长了点，言归正传，那天我问李何林说：“李先生，胡风给我来信说，他上书的十七万言书，在你手里有副本。给我看看吧。”他说不在手头，看不看其实也无所谓，十七万言书还是三十万言书的那一套话，现在在鲁迅纪念馆放着。我觉得李何林可能还是有顾忌，因为胡风让我找他，目的就是看看这份材料。
我到北京当时还带了另一个任务：编辑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几个负责的年轻同志，在我进京前托付我去找茅盾先生为他们这套资料丛书写一个序言，因为他们这套资料要由油印变为公开出版物，需要请一个德高望重的文艺界人士写个序言，以利于其出版、发行和影响。当时我虽然还是“分子”，但他们知道我在文艺界的历史和人事关系。到北京后，我打听到茅盾在北新桥交道口的地址，事先也没有打招呼，就在一天下午贸然去了。茅盾当时已经恢复了原来文化部部长的职务，住在一个比较高级的独门独户的四合院中。敲门后，是他的儿子韦韬来开的门，他把我领到上房茅盾的客厅兼书房，就座后，去里间卧室把他父亲搀扶出来。茅盾当时已经八十多岁，有些糊涂了。我向他说：“沈先生，多年不见。我是贾植芳。”并向他说明了来意。茅盾说：“这套资料编得很好，但我与叶圣陶不同，我不常给别人写序。”韦韬在旁边说：“你也不少写。”茅盾这才不推辞了。他对我说自己眼睛不好，视力只有零点二三度，晚上睡觉要吃三四种安眠药。我们又慢慢聊到其他事情，我问他：“沈先生，你是浙江人，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认识一位严既澄先生，他在中法大学教书，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用楚辞体译的《神曲》。他也是浙江人，你们熟悉吗？”他告诉我他不但与严既澄很熟，而且与他父亲也很熟。他父亲是地主，还放高利贷，越说越远，说的都是他们老家浙江的事，似乎把我也误作他们浙江人了，虽然我对他自报家门，说了自己的姓名，但他可能一时想不起来我的“政治身份”，说话的兴致也上来了，指手画脚，有说有笑，用上海人的话说，有点“神之舞之”。突然，他好像清醒了，似乎想起了我就是那个“胡风分子贾植芳”，一下子打住不讲了，对我说：“我老了，疲倦了，你们谈，我进去休息。”韦韬一边搀扶他父亲进卧室，一边回过头对我说：“你放心，我一定催他把序写好给你寄去。”从他父亲的卧室出来后，他和我聊天，说闲话，说，由于他的母亲去世了，所以他从部队转业回来，专门照顾父亲的生活，并当他的工作助手。他还向我说起茅盾的其他事情，由于老先生当时上了年纪，他们害怕他一个人晚上睡觉万一发生什么不测，就给他的床上安了一个电铃，要他有事按电铃。老先生一到晚上，隔一段时间，就把电铃按响，进去后，却并没有什么事情。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也似乎可以说明茅盾晚年心境的寂寞与凄凉。
趁这次进京的机会，我还访问了冰心先生，因为我们当时编“文学研究会”的资料，而冰心是该会的重要作家。年轻时我读过她的书，当时我觉得她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写的都是大海、母爱、儿童之类，不喜欢凑热闹，印象中解放后各种运动中她也没有积极投入。我和苏同志去中央民族学院访问她前，事先也没有通知。见到冰心后，我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冰心连说：“知道，知道。”一九五五年的事情搞得轰轰烈烈，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不过老太太仍然记得我的名字，真是难得。她说一九五七年她也差点变成“右派”，“‘大鸣大放’时费孝通响应郭沫若的文章，写了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这个人是写理论文章的，文章写得干巴巴，他们说我是写抒情散文的，让我帮他改改，增加一些感情色彩。后来费孝通被打成‘右派’，他幸亏没有坦白交代，交代了，我也是右派！”我原来以为这个老太太只写一些“大海”“母爱”之类的美文，谈话过程中才发现她的思想其实很解放，很大胆，头脑很清醒，也很关心现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脱离现实”。她对我说：“老人家说讲真话要有‘五不怕’：‘一不怕开除公职，二不怕开除出党，三不怕离婚，四不怕坐监狱，五不怕杀头。’我现在是什么也不怕了。开除公职，我现在早退休了；开除出党，我不是党员；离婚，你问问他愿不愿意——（说到这里，她笑着指指客厅对面卧室里面中风尚未复原的吴文藻，他原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坐监狱，我现在已经八十岁了，监狱里还没去过，倒可以增加人生阅历；杀头——死了以后是烈士！”这时候还是一九七九年，仍是“乍暖还寒”的季节，“左”的势力还很严重，更何况她知道我是什么人，头上的“帽子”还没有摘除，冰心说出这段话，给我的印象是蛮开放，也蛮勇敢，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却一点没有人格萎缩的痕迹。过了一些年读朱珩青女士送来的《冰心近作选》，其中有两篇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一篇是讲知识分子待遇的，一篇是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谈官民数额比较的，里面讲现代的干部与人口数额之间的比例，是历朝历代最大的。从谈话及《冰心近作选》来看，她晚年不但没有脱离实际，反而更加关心社会生活，具有关怀社会的责任感，保持了“五四”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这是很让我钦佩的。今年初冰心先生以近百岁的高龄辞世，我突然想起了二十年前的这件旧事，拉拉杂杂将这些记忆的碎片插叙在这里，也算是我的一点悼念吧。
当时进京后的一个强烈印象便是北京人素质变得厉害。我去看李何林先生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一个小青年，他说话还保留了北京人传统的幽默。他问我：“老大爷，你是第一次进北京吧？咱们北京人比较齐全，你要当心。”我那时候穿一身制服，呆头呆脑的像个乡下人，难怪他这么问。我问他：“去过上海吗？”他说文化大革命时串联，没有来得及去，“下次毛主席再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再去那儿串联。”那时毛泽东已经去世了几年，这个青年当然是说笑，可是我还是有些不寒而栗。换车后，在第二辆车上，低头一看，我脖子上围的进京时借的围巾不见了，我才明白那个小青年说的“人比较齐全”是什么意思。下车后我想人家李先生比我年纪大，我不能空手去。附近有个大的食品店，我就进去买了二斤橘子。在上海买橘子时，一般会给一个竹筐盛橘子，这个食品店却没有，我问售货员：“你们这儿有竹筐吗？”售货员恶声恶气地说：“没有！”我问有塑料袋吗，还是：“没有！”再问有旧报纸吗，也没有。我说：“那这些橘子怎么拿？”售货员更加没好声气：“那是你自己的事，我们管不着！你不是穿着制服吗？装到你的口袋里去！”二十多年不进京，北京人真是变了。当时我与她争吵了起来，围了一大圈人看热闹。吵完后，摸摸口袋，才发现我这次进京的命根子——借的三十块钱不翼而飞了。这样的事情碰到的不止此一次。在我嫂子的追悼会上，碰到我的堂弟贾学忠，才知道我的一个姑母还在世。我到一个食品店买了点蛋糕托他给姑母带去，结果又是跟买橘子一样，没有盒子，服务员的态度也一样恶劣蛮横，说：“老头，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想办法去！”结果还是自己找了一张报纸带走。在东来顺吃饺子，先要排很长的队去买票，买票时服务员也是待理不待理的冷漠态度，顺手把票与找的零钱从窗口里扔出来。这不由使我想起三十年代在北平读书时的情境。那时我们学生常常去东来顺吃水饺，酸辣汤，有时还喝点酒，点一个葱爆羊肉，总共花不到两毛钱。吃完饭叫伙计算账，伙计还要客气：“算我的吧！”客人说：“哪能呢！”算了账，给伙计一枚铜板，他马上大声喊道：“小账一枚！”于是楼上楼下的伙计都齐声喊叫：“谢谢！”出了门，管账的先生——穿着长袍，戴个瓜壳帽，留着小胡子的中年人——马上站起来，说：“叫您破费了，叫您破费了。您走好。”看着客人出了门，才坐下。今昔对比，想不到北京人会变得这样没有礼貌、蛮横和冷漠，把客人当敌人，人都变成野兽了。其中的原因，斗争哲学难辞其咎。多少年的运动中，儿子检举老子，妻子与丈夫划清界限，学生打老师，朋友出卖朋友，中国的五伦关系与道德准则完全被破坏，都是在这种“对敌人残酷，就是对革命忠诚”的斗争哲学的指引下做出来的。尤其是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把“打砸抢”这种强盗流氓行为说成是“革命行动”，多次运动以迄文革，破坏的不仅是社会生产力，而且人的精神被政治扭歪变形和兽化。生产破坏还可以恢复，人的精神破坏是很难恢复的。每当看到现在的报纸上，动不动就举手打人，动刀子杀人，车有车匪，路有路霸，社会治安受到严重威胁的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就让我想到这一点。礼仪之邦让破坏成这样，让人感到的不仅仅是痛心。这使我想到儒家的名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也让我想起民间谚语说的：“递刀子的，比杀人的还可恶，罪加一等！”教唆犯比罪犯更可恶，更可憎。
从北京回来后，我还是当资料员，但是待遇慢慢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一次资料室主任告诉我说：“你年纪大了，以后就上半天班，下午可以不来了。”再后来又告诉我可以不用上班了。这样一直到我的问题彻底解决，我又恢复五五年以前的教授职称与待遇，回到相别近二十五年的教学科研岗位上来。还要说一点的是，当时我以为北京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才知道其实还有一个并不太光明的尾巴。与我同去的苏同志一回到家，前脚刚进门，中文系一位管政工的干部后脚就进来了，对他说：“老苏，贾植芳在北京，见了哪些人，说了什么话，你要老实向党汇报！”北京之行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我之所以把这些事情写下来，是想给那个“乍暖还寒时候”留下一点记录，让以后的人知道：这就是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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