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泅渡“下流社会”
文 | 邓铂鋆
今天聊聊日本经济的现况和未来可能面临的情况。今年山上彻也枪击安倍事件震撼了全世界，随着山上彻也身份经历的曝光，世人发现这并不是一起政治谋杀或报复社会，反而是当下日本社会问题的一次爆发。当然，眼下的日本仍然是很多润人心中的圣地，聊日本问题，不免会有一些人复读：“你怎么不关心国内”，“再怎么样也比国内富裕”之类。但不管日本爱好者们愿意承认与否，今年以美元计价的日本GDP已经不如三十年前是一个事实。
聊日本的问题，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工业化大国，它的情况对中国有很重要的借鉴和警示，尤其是，日本当年在巅峰时期，产业升级之路被美国打断，又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处境非常相似。目前国内江浙沪地区人均GDP已经迈入发达国家门槛，十年之后会有更多地区迈入这个门槛，而一线地区则会达到日韩水平，那么怎么避免日本面临的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
在经济巅峰的年代，日本号称中流社会（以中产为主的社会）。1998年，京都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橘木俊诏在《日本经济差距》中指出，日本平等幸福话已经破灭。2000年，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佐藤俊树指出，日本正在成为“努力了也没有用”的封闭社会，即阶层固化。2005年，社会评论家三浦展在著作《下流社会》中提出，日本社会多数阶层、每一个年龄段的人，生活水平都在下滑，“拼命努力也回不到中流生活的群体”正在扩大。“下流社会”的概念一浮出水面就引发广泛共鸣，三浦展的《下流社会》热销一百万册。
当然，日本在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相比起大多数国家来说仍然过的非常不错，一方面是前期积累丰厚，在关键工业领域仍然占重要位置，仍然有大量超额利润。另一方面是日本的文化业，服务业等依然发达，在观光立国政策实行之后，有大量国外游客的消费给日本中下层市民进行了托底。但无论如何，工业才是支撑日本经济的基础。在安倍上台之后，日本的积蓄优势在快速失去，至新冠疫情之后，下滑速度愈发加快。
“下流社会”下的中产危机
2022年9月18日，在今年第十四号台风登陆并横扫日本的夜晚，地位相当于日本“央视”的NHK电视台播出了一档纪录访谈节目《中流危机》。节日讲述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停滞对日本普通家庭及企业的影响。
新鲜出炉的片子，字幕的台风警报是今年9月18日横扫日本的第十四告台风
根据片中数据，1994年-2019年25年间，日本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从505万日元下降至374万日元，下降了130万日元。年收入400万以上的家庭数量大幅下降，代表社会中层的群体，年收入不断下沉。
而在民意调查中，认为自己仍处于“中流”的群体仅占38%，5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收入处于“中流以下”。
片中采访了一个典型的日本中产家庭小泽家。小泽夫妇是同龄人，现年55周岁，平成元年结婚。小泽先生获得了典型的“昭和红利”，高中毕业进入一家知名汽车企业工作，年收入一度高达700万日元。在日本，“全职太太”的门槛基本是家庭年收入600万日元，家庭年收入800万日元就能跻身“上中产”。当时小泽一家的生活是优越的，小泽先生没有大学文凭也有能力凭借劳动为家人提供体面生活。
而随着日本经济的萧条，吃到“昭和红利”开头的小泽先生没能把这红利一直吃下去。他的年收入并没有像前辈同事那样按照工龄“齐步走”，反而由于企业及汽车行业不景气，降至目前的500万日元。小泽太太在三个子女的生活基本自理之后，放弃了全职太太的安逸，找了一份“临时工”工作，帮助丈夫把家庭收入维持在每年650万日元，保住了中产家庭的体面。
然而，小泽家三个孩子的大学学费，经济条件优越时购买的保险产品每月需要缴纳的保费，仍然让这个没有房贷的家庭捉襟见肘。小泽家的大女儿29岁，已经成家生子，仍有100万日元的学费贷款未偿清。
小泽一家当下的生活还算圆满。就业稳定，家人健康，夫妻和睦，子女争气。这四个要素有一个动摇，小泽家就必须面对消费降级或是阶层再生产不保。而今日本已经有一半的大学生申请助学贷款，家庭的社会阶层再生产压力可见一斑。
小泽一家面对的薪酬下降在日本很普遍。1993年-2019年25年间，日本“正式工”的终身薪酬普遍发生下降。男职工收入从2.878亿日元下降至2.241亿日元，下降3630万日元。女职工收入从2.775亿日元下降到2.403亿日元，下降了3720万日元。
目前日本的五千余万雇员中，仍享受“终身雇佣”即日本传统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仅有六成。“正式工”与“临时工”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临时工”的时薪仅为“正式工”的55.9%。1997年以前，日本的“临时工”多为学生和家庭主妇兼职打工，收入不平等现象是隐蔽的。1997年以后，作为日本家庭收入主要提供者的男性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临时工”，“同工不同酬”的矛盾开始显现。曾经为调节收入水平发挥重要作用的消费税，如今主要针对收入增长停滞的中等收入群体。
HNK电视台2020年11月推出的另一部反映新冠以来日本女性就业的纪录片，同样描述了当下日本中产家庭的困境。由于日本女性就业多集中在生活服务行业，女性就业及收入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很大。
片中从一位女性身在的家庭反映出日本一个“中流”不保的家庭。这一家的男主人是“个体户”水电工，生产资料“家当”是从老爹那里继承的。老爹当年收入是他的一倍，一年六七百万日元，妥妥的“中流”。他现在比老爹多干一倍的活，收入只有老爹的一半。
水电工的家庭年收入约合人民币十七万，女主人是全职太太，家里还两个幼儿园阶段的孩子。纪录片里两口子商量开源节流，主要是让太太开源节流。方案一，卖了太太的私家车。方案二，太太每天把孩子送幼儿园之后要在超市当收银猿补贴家用，增加太太当临时工的出勤时间。最后太太决定多打一份工保住自己的车。
太太当前收银的月收入2万日元（将近一千元人民币）。本来太太月收入4万日元，由于担心感染新冠减少了出勤时间。现在为了保住家庭的中产生活，太太准备恢复先前的出勤时间。假如这家人的努力失败，就必须面对与父母同住的消费降级，彻底失去以往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知。
“下流社会”的旋涡
造成这一局面的是日本经济基础的动摇。曾经傲视全球的汽车、半导体、电子消费品的产业升级遭遇内外瓶颈，中低端产业流失海外。近15年来，由于经济萧条，日本企业的研发支出下降了24%，进一步抑制了企业创新与技术进步。日本企业止步不前，又面临韩国、中国等后进经济体的赶超，“贸易立国”的海外市场份额进一步萎缩。甚至如今就连创造了日本工业产值40%、GDP8%的汽车产业，都因为错过了新能源汽车的风口被“后起之秀”中国赶超。新能源汽车的短板很有可能引发日本经济新一轮“降级”。
多数日本人的收入来源是“企业依存型”。就职的企业萧条，甚至是长期做“临时工”，必然影响收入的稳定。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经济转向自由资本主义。曾经“大包办”的以高度计划性为代表的国家资主义经济体制解体。企业“小包办”的“终身聘用”、“年功序列”也让位给“成果报酬导向”。这一方面造成了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差距分化，另一方面让旧有的劳动者保障体系空转。不是“正式工”，没有“旧保障”。
按照昭和时代的日本法律，如果一位劳动派遣工（临时工）长期（三年以上）在某公司某岗位工作，那么公司应该将他转正为正社员（正式工）。但是2015年9月11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动日本正式通过了《劳动者派遣法》(劳务派遣法)修正案，进一步放宽了企业在雇佣劳务、派遣员工方面的限制，力图以此“推动日本企业更加灵活、有效地雇佣劳动力”。
修正案以废除“原则为三年的企业派遣劳务岗位期限”为主要内容。企业若每三年更换人员岗位，则可以一直使用该派遣员工。这一法案只照顾到用工企业和劳务派遣单位的利益，未能有效保护一般劳务派遣人员的权益。法案造成派遣员工与正式员工同工不同酬问题的严重化、派遣员工就业的不稳定及转岗为正式员工机会的减少，因而被日本劳动者批评为“恶法”。
此后安倍晋三推动的“安倍经济学”虽然明面上强调增加企业员工收入，但实质上鼓励企业增加聘用劳务派遣工、减少“正社员”。这导致日本劳动者当中薪水低、不确定性大的“劳务派遣工”的比例上升。低收入的劳动派遣工并没有从“安倍经济学”受益，反而由于安倍晋三的一系列措施，更难以受聘成为正社员，无法实现同工同酬获得更多保障。更何况“安倍经济学”推高了通货膨胀及物价，让中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更加困难。
而这一系列旨在从劳动者身上“挖潜增效”、单方面“共克时艰”的改革，使得日本分配结构不断恶化。2020年韩国人均GDP超过了日本。但是早在2013年，韩国的人均薪资就已经超过了日本。劳动者薪资报酬的倒退，直接影响到了日本国内市场的内需。
一些“精工细作”的劳动技能往往培养成本较高。雇佣关系的不稳定也导致劳动者的技能成长出现困难，推动了“日本制造”从“工匠精神”向“躬匠精神”的滑落。
企业不景气，居民收入下滑。居民消费不振，反作用到企业加剧萧条。这就导致日本陷入了内卷不断加剧的“下流”旋涡。
我们还是以日本面临失利的汽车产业为例。早在八十年代，日本汽车产业就首创了动力锂电池和混合运力技术。然而日本汽车的海外市场容量被美国发起的贸易战设置了“玻璃天花板”，本国的市场又由于长期经济萧条无法扩容，不能提供足够的有效内需。缺少成长性使得日本汽车产业面临着无法克服的转型成本。
汽车电动化将使零部件减少1/3。普通燃油车的零部件数量一般认为是30000个，其中发动机类占比约22%、驱动操控类占比19%、车身占比15%、悬架制动占比15%、照明及线束占比12%、其它电子装备占比10%。
对于EV，发动机的22%、电子产品的7%、驱动传动系统的7%等被去除。而电池、电机、DC/DC转换器、电动刹车等至多增加100-200个零部件。综合来看，汽车电动化将减少11000个零部件。
一台中级车相差上万零件，在整个生产线上涉及多少工序和零配件生产商？涉及多少技术积累，多少上下游配套企业、就业人口？百万漕工衣食所系，产业升级就不如市场成长性好的中国那样顺畅。而如果汽车产业丧失优势，意味着日本将进一步深陷萧条。
往者不谏
如果日本人大范围保不住“中流生活”，沦为“下流”，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以日本近期的社会名人山上彻也为例。山上彻也曾经生活在一个富足的家庭。然而最近十余年他不幸属于“临时工”（劳务派遣工），入狱之前在京都的物流行业做叉车司机，月收入20万日元（将近1万人民币）。42岁的山上彻也租住的房子只有十平方，月租金3.8万日元，无力成家。而其母亲深陷邪教成了他走上报复犯罪道路的导火索。
山上彻也的生活迅速滑落的这十余年，恰巧也是日本新自由主义经济大刀阔斧对着国民实施“斯托雷平改革”的十余年。而后，山上彻也射向安倍晋三前首相的子弹是两发，当初沙俄首相斯托雷平也是身中两弹遇刺而亡。斯托雷平同样是第一发子弹没有致命，射向胸部的第二发子弹是致命伤。一代“能臣”斯托雷平都无法解决的治理难题，最后交给了伊里奇。
（斯托雷平生前被沙皇不信任。安倍生前干涉天皇立储，放在古时侯天皇该下“衣带诏”号令“天诛”了。斯托雷平遇刺后，沙皇来到他的病床前跪着说“原谅我”。安倍遇刺后，天皇送到安倍灵堂的祭品是“红白馒头”，传统上是婚事的贺礼）
现在仍有许多日本人怀念泡沫经济破裂前的“黄金十年”，仿佛这是日本的Old Golden day。事实上，日本经济的鹊起无非是分为两个时期。
前半段，靠着美国赏赐的国际经济序秩序中的位置，贱卖“前五十年”军国主义扩张时代形成的资产，贱卖战后“人口红利”等生产资料。
索尼、丰田、本田等日本知名企业的第一桶金都来自随着日本战败被销账的国有积累。第一代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日本制造”如摩托车、收音机等，基本都漂没了战时两家马鹿打造的军工科技。德艺双馨如宫崎骏老先生，家里都漂没了电影《红猪》中那家女性职工为主的飞机制造厂原型的一堆国有资产。（宫老先生在战时全家上阵，生产次品，行贿官员，吃穷军国主义，精神非常可嘉。）同时，靠着“人口红利”，在昭和中期女性就业率不足50%的情况下，把全国人均年工作时间拉至2100小时，让“过劳死”的日文发音“karoshi”一词被收入英文辞典，通过劳动者的超时工作为全世界输出廉价商品。
后半段，则是透支“后三十年”。靠着自由主义经济的信贷扩张，透支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换来了日本经济最后的璀璨一瞬，仿佛夏日夜空升起的烟火，短暂照耀了荒野。而后的三十年，负债率高达257%的日本都在用低量现金流缓慢恢复资产负债表，等待可能永远赶不上的下一次技术革新风口。日本央行仗着零利率终年回购财务省无限发行的国债，约等于量化宽松无限印钞。而“安倍经济学”归根结底是“伪装经济学”。把惨遭美国金融资本收割造成的本币贬值说成是恢复经济的重要措施，借着世界经济的一度好转装作经济复苏的样子。
日本可能早于俄乌冲突多米诺骨牌砸垮的欧盟，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第一个“怯魅”的老牌发达国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更多，经济转型期社会矛盾频发，正处于产业升级关键期的工业化大国来说，日本深陷当下泥沼的经历值得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