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在全球化站在十字路口的今天，中国有责任承担起与自身经济体量相符合的国际责任，反哺全球化。基于长期的全球化研究以及推动中国全球化发展的实践，我们尝试探索一条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提出了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其中，三大支柱分别是人本全球化、开放性的区域主义以及全球的共存与共治。

人的全球化是全球化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推动新型全球化首先要以“人本全球化”为切入点，凝聚全球华人华侨、留学生等群体的力量，沟通全球，构建共识。

从现代视角来看，人的跨域流动可以用“移民”一词囊括，既指迁往他地长期居住的人，也指人迁徙前往他地的这一现象和过程。据联合国估计，2020 年，全球约有2.81 亿移民，占全球总人口的3.6%。移民流动催化了货物、资本、技术、文化等全球化发展要素的流动，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这一过程的人的自身发展，同时也对移民接纳国和输出国具有深刻影响。以“人”为出发点，从微观视角分析全球化这一宏观历史趋势发展脉络的研究方式，即为人本全球化。

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次移民潮，并由此形成了至今分布在世界近200 个国家和地区的6 000 多万华侨华人。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生数量增长迅速，教育部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9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656万人。一批批中国留学生为其留学目的国带去了全新的中国面貌，扮演了传播中国文化、连接中外社会的角色。在亚洲，由于传统上的文化纽带，这些留学生与日、韩“儒家文化圈”国家民众的交流更为顺畅，其带来的区域文化融合效应也更加令人期待。

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关键节点，以区域一体化发展带动全球多边主义合作，亚洲无疑潜力巨大。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到2030 年，亚洲将会贡献全球近60% 的经济增长，在24 亿全球经济中等收入群体新成员中，亚太地区将占90%。推动亚洲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激发亚洲经济潜力，对推动全球化实现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背景下，再论亚盟既是亚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对进一步推动亚洲及世界繁荣稳定发展有着现实意义。而且，以欧盟、东盟为鉴可知，打造地区一体化组织，对于减缓甚至避免地区政治军事冲突具有积极作用。在亚洲崛起背景下，缓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之争，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可在“东盟+3”基础上打造亚盟，并进一步推进亚太区域一体化。

2013 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发展契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举世瞩目。同时，“一带一路”还可成为国际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在贸易、人才流动、教育合作、环境保护等众多领域实现创新发展的机制。然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些西方国家质疑它是中国开展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因债务问题与其保持距离。诚然，“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进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为世界各国加强“互联互通”、实现全球化再平衡提供了一个创新思路和可行方案，是中国在全球化新发展阶段提出的新倡议，搭建的新平台，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新的公共产品，是21 世纪全球化新的推动力量。机遇总是和挑战并行，通过加强合作、协力共进，多边化发展的“一带一路”可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长期以来，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

中国一直主张合作共赢，积极参与和推动南南合作向多领域拓展，新的全球化时期，南南合作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我们建议进一步提升与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搭建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平台，推动全球化向更包容、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时代变局之下，中国与欧盟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未来欧亚大陆的内部经济互通和整合程度，并为全球治理奠定新的基础，而中欧保持友好也是对中美关系的有效平衡。通过合作模式的创新，中欧可以携手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并为国际合作探索新的路径。

当全球化遭遇挫折时，中美关系也在经历着巨变。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中，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贸易战，以及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的重重阻碍，成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拜登入主白宫后，中美双方开始寻找新的定位。中美应坚守两国关系的三条底线：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同时，继续推动双边经贸谈判、密切中美商界合作、大力开展“州级外交”、畅通中美人文交流、拓宽中美合作领域、携手全球治理改革。

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新兴国家的崛起推动多极化趋势增强，地缘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同时，气候危机、能源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及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人类面临更多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落后于全球发展和全球实践，旧有全球治理体系已无法满足各国解决现阶段全球问题的需要，全球治理面临时代困境。

我们认为，全球治理2.0 需要体现三个原则。首先，需要更具包容性。这意味着要更好地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声音和利益，并动员包括发展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等来共同应对全球问题。其次，全球治理需要进一步整合。需要以全球和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全球联盟和机构之间的牢固联系为基础，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复杂的跨领域挑战。最后，后疫情时代世界要建立更具灵活性的全球性机构。大型组织可提高参与度，但容易效率低下、行动迟缓，起关键作用的主体所构建的小型组织更具灵活性，可在推动改革启动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

要实现包容性、集成性和灵活性的全球治理2.0，需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WTO 等现有的全球机构仍保持核心地位，对其进行更新，以使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多发言权，并更好地关注诸如气候变化和数字经济等21 世纪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是对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紧迫、严峻的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而诸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与公共事务的处理，又有赖于全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与管理。在以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国际社会，各国在对待全球公共物品的态度上，往往采取经典的现实主义思维和国家主义理念，把应对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全球治理视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至于是否或怎样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则取决于趋利避害的国家利益衡量。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中，公共物品应该被重新提上议程，同时还应当在实践中拓宽并明确这一概念的外延。在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领域，诸如和平与安全、平等自由、环境保护、遏制全球变暖乃至弥补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都可以被纳入广义的公共物品范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国际社会已经目睹了几乎没有全球多边合作可言的“全球抗疫”行动在灾难面前是何等的无力，而公共卫生安全恰好也是广义上的公共产品。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国家有能力也有意愿重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这一点在中国积极的对外公共卫生医疗产品技术援助中也得到了验证。因此，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格局中，公共产品的供应不仅会重新得到重视，同时还会有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这将是弥合南北国家鸿沟、增进南北对话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会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有利于促进边缘国家发声，进而推动新型的全球化体系的诞生与完善。

第二，在全球框架下，允许由规模较小、更具活力的国家集团组成新的区域多边倡议，发展和探索新的合作途径，最终也可以反馈到联合国等机制中。在全球治理新格局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是更深层次、更具多样性的区域合作。需要注意的是，区域合作的加深并不意味着对全球化的背离，相反，区域一体化将会作为新型全球化体系的重要一环，两者以嵌套的形式共存。诚然，当今世界，无论对全球化持有何种态度，都不可否认，全球化现象已经深植于人类生活，全球范围内的经贸合作和商品交换，更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复苏，社会文化生活和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基石。换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因而完全逆全球化发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当下全球化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也是真实存在的，其背后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会更加倾向于强调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将不同地区的“贫困”视为同一种问题，因而时常忽略了发展中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使得部分地区和国家难以在本地一些紧迫性和严重性较强的问题上获得实质性的帮助。同时，由于主导国际合作的许多国际组织，如WTO 等，自身都面临着亟待改革的挑战，这就更容易造成国际社会对某些发展中地区的忽视，加深这些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技术、人文鸿沟。因此，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中，各区域将会不可避免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开展区域内的多边合作，并适时灵活调整区域一体化的外延，超越地缘政治的界限，吸收和容纳来自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RCEP、CPTPP 等都是新时期区域合作进一步加深的最好注解。有理由相信，这样深层次又多元化的区域关系，不仅将更加重视区域伙伴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也将会成为未来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第三，可建立新的全球机构，对现有体系形成补充，发挥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各种利益攸关方的力量来解决共同问题。主权国家一直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行为体，但当前全球治理领域的众多核心问题—如气候变化、难民、人权等问题，往往超越了单个主权国家的能力范畴，迫切需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展开合作。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个人行为体将组成一个多元化的、网络状的“全球社会”。非国家行为体可触及主权国家难以覆盖的领域，同时监督和制约主权国家的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将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全球性议题纳入议事日程，提升了在相关领域的全球治理水平。非政府组织具有的独立性、民间性、灵活性的特点，也更容易得到其他国家政府、公众的信任，从而建立起沟通渠道。例如在气候变化议题中，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唤起了人们对气候问题的关注，高校教授和学者发表了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联合国组织了国际气候问题谈判，非政府组织自发对跨国公司的污染排放进行监督，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行为网络，共同寻求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又如，“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和“国际电商联盟D50”作为两项全球化智库（CCG）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成功入选首届巴黎和平论坛，其中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上，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举行了成立仪式，由理念变成了现实。随着非政府组织甚至公民个人愿望和能力的增强，不同类型的治理主体共同协商合作，发挥各自优势，解决全球性问题，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们认为，中国需要积极创新全球治理体系，主动分担全球治理责任，在现有全球治理机构改革中发挥更多作用，倡导基于“共治”理念的多边合作机制，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打造“东西共治”“全球共治”的新格局。具体来看，可以从推动联合国、WTO等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建立全新高效的大国协调机制；成立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组织；建立全球数据安全组织；建立全球税收组织；建立全球数字货币组织；推动国际人才组织联盟发展；建立国际电商联盟；建立全球智库组织等方面推进。

选自《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王辉耀、苗绿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