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对话哈佛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今天我们依然无法在后视镜里看到中国

王辉耀：

格雷厄姆·艾利森：

2022年是尼克松访华的50周年。在过去的50年中，中美关系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中美两国之间的较量与平衡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与发展，还关乎到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化智库（CCG）全球名家对话系列邀请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教授就中美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度对话。

主持人 刘仁修：欢迎大家收看本期全球名家对话，本次对话也是哈佛中国论坛的一部分。我是刘仁修，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的候选人。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两位来自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关系专家，他们将对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一次深度地讨论。在本次对话活动中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您的问题和见解。首先让我来正式介绍一下今天的对话嘉宾。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是哈佛大学道格拉斯·狄伦（Douglas Dillon）教授，也是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创始院长及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主任，该中心被评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智库。此外，艾利森教授还曾在美国政府担任重要职务，他曾担任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国防特别顾问，并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任内担任助理国防部长。艾利森教授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畅销书包括《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本书中着重探讨的中美关系也是我们今天对话的主题。艾利森教授，感谢您的加入！

格雷厄姆·艾利森：感谢邀请！

主持人 刘仁修：另一位对话嘉宾是王辉耀教授，王教授是全球化智库（CCG）的创始人和理事长，CCG是国际领先的中国社会智库,位列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第六十四位。同时，王教授也是中国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发展研究院院长,王教授关注的领域非常广阔，包括中国与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贸易与投资、全球人才流动、中美关系等主题。他曾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高级研究员和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等，撰写和主编中英文著作一百余部。王辉耀教授，非常感谢您的加入。

王辉耀：谢谢你的介绍！

再看尼克松访华，上海《联合公报》需要进一步升级和巩固

主持人 刘仁修：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对话。今年是尼克松访华的50周年，50年前尼克松访华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标志着历经了20多年相互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开始进入正常化。在过去的50年里，冷战结束了，世界经济实现了迅猛增长。中国加入了WTO，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实现了8亿人的脱贫。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我想问问艾利森教授和王教授，如今再看尼克松访华，我们该怎样理解其中的重要意义？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很高兴今天能和辉耀进行这场对话，我们是很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今年是尼克松访华的50周年纪念，这件事中不能不提的是基辛格，实际上是他在50年前策划了尼克松访华。当时我还是个学生，尼克松访华这件事的确震惊了世界，在此之后我还常与他谈起这件事。他曾提到拿破仑说过“让中国沉睡吧，当中国醒来时，她会震动世界”。拿破仑是正确的，中国已经觉醒并且动摇了世界，世界现在仍在颤动，在未来甚至会更剧烈。但在尼克松人生的最后一年他有了新的想法，他开始担忧美国是不是唤醒了一个“弗兰肯斯坦式”怪物般的中国，美国可能创造了一个胸怀敌意的对手。所以再次回顾50年前的事时，我们不能割裂这件事发生的背景，在当时尼克松访华是一件于中、美两国乃至世界都正确的选择。但同时我也得说，当时有当时的情况，而现在是现在。

主持人 刘仁修：王教授，您认为呢？

王辉耀：谢谢你。格雷厄姆，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在当代中美关系和地缘政治的研究中，你一直是位杰出的战略学者引领者。我赞同你的观点，尼克松访华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值得我们反复深思，而到现在已经有足足50年了。我认为尼克松访华带来的影响至今犹存，我们已经历经了大半个世纪的常态化发展和繁荣，中美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关系。我们应该对半个世纪前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所展现出的智慧进行重新审视。现在的乌克兰危机是所有国家面对的新挑战，我希望人们能够看到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为全球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了贡献。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在中美关系面对如此多复杂的挑战和困难时，我认为中美可以延续上海《联合公报》的很多原则。

主持人 刘仁修：是的，我跟进一下王教授的观点。我想很多人会说上海《联合公报》是尼克松访华最持久的遗产之一，它为美中关系的关键领域制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则，在涉及到台湾、越南、印度、日本和朝鲜半岛等问题上同样适用。你认为这些原则在今天仍然有用吗？王教授，请您先讲。

王辉耀：这些原则在今天仍然是值得高度关注的，例如上海《联合公报》表明中美应该共同寻求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应该干预和扰乱这一区域的和平稳定。因此上海《联合公报》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为过去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全奠定了基础。我认为中美必须要继续这些基本原则，继续完善他们，可以基于过去交流的基础上再进行更多交流，中美需要互相尊重对方。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上海《联合公报》确定了中美关系的一系列基础性原则，是中国继《联合国宪章》基本概念之后进行的延伸和反映，强调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等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美关系，最终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但当前的问题在于美国、中国还有全世界的情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美上海《联合公报》需要进行实质性的升级和修改，这对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来说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认为，仅仅重申上海《联合公报》的内容还不够，还需要重新考虑新的现实情况。

中美的竞争关系不应用“冷战思维”去理解

主持人 刘仁修：谢谢。很多学者都描述了中美关系的现状，正如艾利森教授提到的那样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中美有种向着“新冷战”发展的趋势。虽然中国媒体普遍避免这样的叙述，政府也拒绝这种所谓的冷战思维。你认为这种“新冷战”的描述确切吗？请艾利森教授先讲。

格雷厄姆·艾利森：某种程度上我想说，“对”也“不对”。但如果我只选择一个答案，我会说“不对”。让我简单解释一下中美的竞争关系。这让我再次想起了修昔底德如何论述大国间的竞争，对中美关系更恰当的表述是他们在权利的“跷跷板”上，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状态。所以，中美对彼此的态度取决于跷跷板停留在何处（即对方如何移动跷跷板），跷跷板的突然移动也会影响到两者的权衡决策。我在书中描述过中美这种动态平衡与竞争的状态，而这也是现实。美国和中国生活在共同的星球上，都是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也将温室气体排放到同一个受限的生物圈中，他们中任何一个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毁灭对方、毁灭世界。所以如果需要一个比喻来帮助理解的的话，我认为中美就像一对无法割裂的“双胞胎”。无论相互竞争的两者之间多么地憎恶对方、充满敌意，但扼杀对方就等于杀死自己。所以结论就是，当其中一个国家想要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就迫不得已想和对方寻求一个共存的办法。这就是中美面对的现状，这也决定了中美间的竞争关系不同于冷战。冷战更像是一道经济的“铁幕”，美国及其盟友站在一边，而中国站在另一边。但这样来解读中美的现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中国几乎是所有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因此，当下的中美关系中或许与“冷战”有一些相似性，但在竞争关系中，尤其从经济层面考虑，它和冷战的差异同样是巨大的。

主持人 刘仁修：谢谢，王博士您怎么看？

王辉耀：我赞同格雷厄姆的观点，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归类为冷战。我记得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就和格雷厄姆进行了对话。他当时提出的不可分割的“连体双胞胎”的理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也确实反映了很多现实问题。冷战期间东西方国家相互对抗，经济、文化、人交流动都非常有限。那时候几乎没有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而现在有近50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这个世界现在完全是相互依存的状态，即便是中美仅在一些科技领域进行了“脱钩”的尝试也给世界经济带来消极影响。我真诚地希望全球治理能够加强，中国、美国、欧盟能找到一种可行的合作方式，真正地相互接受彼此，共同让这个拥有79亿人口的世界变得更好。

主持人 刘仁修：谢谢王博士。在将中美关系描述为“连体双胞胎”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美开始在某些层面上“脱钩”了，比如一些美国公司近年来退出了中国。那么在您看来，这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可分离的？在哪些方面是无法分开的？让我们先从艾利森教授开始。

格雷厄姆·艾利森：当特朗普最初谈论“脱钩”这个词的时候，它被媒体上放大了。但现实是，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联系比我们开始谈论“脱钩”的时候更加紧密了。因此，尽管有贸易战，但我们还是保持在贸易战前的贸易水平。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人是消费者，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制造业国家。苹果手机在哪里组装？中国；电动汽车的电池从何而来？中国；各类零部件来自哪里？还是中国。因此中美间的贸易联系其实在很大程度还在继续增进。但同时，美国也在一些特定的行业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比如半导体。这的确很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某些产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大力发展自己生产半导体的能力，哪怕不是最先进的半导体，但也是门类齐全。所以中美可能会在某些行业上“脱钩”，或者说在一些与军事和安全领域相关的项目上设置门槛，但这些项目的数量很少。现在的确有很多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存在，因为美国制造和中国同样的商品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因此，找出一种方法让美国在某些商品的生产和服务上面获得比较优势是很重要的。然后用来填补沃尔玛、塔吉特和家得宝的产品空缺，然后找到一种方法来处理不可避免的不足。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在两国的政治中很有挑战性，尤其对美国而言。但我认为，中美应该向前看，在安全领域中美肯定是“连体双胞胎”，若发生核战争必然会互相毁灭。在气候领域，除非中美能有效找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否则就会破坏整个地球的生态圈。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类似的状况，但我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法。

王辉耀：是的，我认为格雷厄姆是对的。在很多领域中美是难以真正“脱钩”的，即便有一些所谓的“脱钩”，大概也是受了地缘政治的驱动。但实际上中美完全可以一起合作，建立双赢关系。例如，美国苹果公司90%的手机是在中国制造生产的，但设计和品牌都是由苹果支持。特斯拉是另外一个美国大公司，他们在上海拥有最大的清洁能源汽车制造厂，这些都是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合作的很好案例。但现在情况变得愈发困难，因为美国将差不多700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和观察名单。大约一周前，CCG刚发布了一本关于商界领袖如何看待这一状况的书，他们觉得这都是不利的。就这个话题而言我觉得商会或许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进行理解。最近，我参加了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举办的一个活动，经济学人发布了一个报告，采访了500国际公司高管，他们大部的公司都还持续在亚太地区进行投资，他们继续看好中国市场，中国的进出口投资去年也再创历史新高。所以，不能否认这里有一股“脱钩”的力量，但也有更多积极的力量。在这场政治危机中，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我们要敦促全球进行稳定的发展与合作。

主持人 刘仁修：谢谢王教授，您的观点非常精彩。两位都提到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所以我想技术竞争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话题。但正如王教授刚才提到的，政府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终都将由消费者买单。中美两国又如何在不损害两国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关税竞赛呢？我们先请艾利森教授发言。

格雷厄姆·艾利森：这的确不容易。哈佛大学刚刚发布了新的报告《伟大的技术竞争：中国与美国》，旨在追踪21世纪中美各类竞争的数据资料。技术竞争是这些报告的核心话题，中国在21年前是一个美国在后视镜中都无法瞥见的国家。今天我们依然无法在后视镜里看到中国，但这是因为中国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还略微领先了。在报告中我们可以从宏观视角俯瞰整个技术领域的状况，其中主要深入探究了六项前沿技术，比如5G，AI，量子科技，合成生物学......这份报告发布在贝尔弗(Belfer)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网站上，感兴趣可以去读一下。报告表明，中国在几乎每个技术领域都已突飞猛进，俨然成为了美国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关于5G的确是一个很难以回答的话题，此前我和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5G的文章。简单地说，3G是由欧洲主导的；4G由美国推出，智能手机、社交媒体、谷歌地图、优步（Uber）创造了大量人们在3G时代人们无法想象的可能。美国宣称如果没有5G信号的覆盖，观看足球赛根本不可能，但这不过是供应商的一个骗局。如果和中国做一个比较的话，在中国用5G手机观看奥运会你能感受到5倍于4G的网速，但在美国4G和5G的速度基本没有区别，甚至更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因为中国取得了成就而谴责中国，中国做得很好，倒是要问问美国为什么没能想办法确保速度。这就是竞争，竞争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至少在经济学领域来看是如此。在奥运比赛中竞争也是一件好事，与他人赛跑会比独自跑的速度更快。那么，如何在强调“共赢”的建设性竞争中坦然接受最终的胜利者会在诸如5G等经济与安全领域取得优势这一事实？所以矛盾就出现了，一方面，竞争可以是有建设性、有积极意义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但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美国当然希望美国能够主导互联网技术的规则，而中国希望中国人来主导。我想我们必须足够理智，在全然知晓这两种矛盾的状况下也能实现良性竞争。

主持人 刘仁修：谢谢艾利森教授的发言。王教授您怎样认为？

王辉耀：我很赞同格雷厄姆刚才所说的话。这种具有奥林匹克精神的国家竞争是良性的。确实如此，当和别人赛跑的时候自己也会跑得更快。我们也需要规避不健康的竞争，如格雷厄姆提到的5G建设领域。现在中国已经建设了460万个4G基站，还有142.5万个5G基站，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中国的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此外，基础设施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话题，我注意到格雷厄姆在刚才提到的报告中也提到了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的高铁长度占全球的三分之二，这个无疑是非常巨大的体量。

格雷厄姆·艾利森：美国的数字是0，我们一公里也没有。

王辉耀：因此拜登总统签署了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重建更美好未来”。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也提出在基础设施方面斥资3000亿欧元，中国早在八年前就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未来，中、美、欧应在促进全球繁荣的基础上推动这一领域的合作，避免更多冲突。大约一个月前，我和美国签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进行了对话，他认为世界银行应该重振全球经济，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有其他的国际开发银行应该切实地开展合作。世界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面临重大转型，这是十分紧迫的，各国或许可以在此找到共同合作的发力点。

格雷厄姆·艾利森：开两句玩笑，在2017年我的TED演讲中，我比较了美国翻新哈佛桥（在肯尼迪学院和商学院之间的桥）和中国修建北京三元桥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中国的通车流量还是美国的两倍，中国的速度是令人震惊的。再开个玩笑，中国的传统是当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时候会带上礼物，比如去非洲国家时就会援建一个足球场之类的，这表示一种尊重。特朗普总统非常热衷于“建墙”，想把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挡在外面。所以在习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他可以对特朗普说，中国人在“建墙”方面历史悠久，长城就是一座特别令人骄傲的“墙”。如果特朗普愿意的话，中国也可以为美国在其与墨西哥的交界处建一座墙。如果中国这样做，特朗普大概会心满意足。

主持人 刘仁修：这是个很有趣的故事，正好我也想引出我的下一个问题：基础设施意味着什么？美国和中国都在追求基础设施建设，对拜登政府而言是推进“重建美好世界”计划，对中国来说是继续发展国内基础设施并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基础设施出口到世界各地。您认为美国和中国有机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合作吗？让我们先从王教授开始。

王辉耀：艾利森教授提到的故事很精确地描述了一些事实。我知道美国德州内陆地区缺乏基础设施会导致能源出口的成本增高，缺乏基础设施从而内陆运输比海运还高，因此发展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艾利森教授提到美国目前尚未修建高铁，我想这一点上中美就是可以合作的，或许可以在旧金山或者拉斯维加斯修建高铁、修建机场等。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广泛的前景，美国更熟悉本国的宗教、文化、语言和法律等，而中国公司在大型工程修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共同增强国际治理，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也可以成为重要的合作平台途径。

主持人 刘仁修：谢谢王教授。艾利森教授您认为如何？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认为美国基础设施项目推进地如此缓慢和不那么成功主要有七个原因，但其中某些原因很复杂，并不意味着与中国合作就能解决问题。美国有一个高铁项目是从洛杉矶到萨克拉门托。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开始打算在五年内完工，结果现在工期延长到了15年到17年，也不确切知道何时会完工，预算也再次飙升。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分析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受到王教授刚才的话的启发，我似乎能看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希望。埃隆·马斯克认为他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他有一个疯狂的想法，就是在挖地下隧道，让汽车在其中穿行。暂不谈其中的意义，我认为马斯克的公司兼备中国和美国的特点，或许商人比政府更加务实。对政府来说不行的事就是不行。但无论如何，这其中的困难还是很明显的，而且目前美国的现状也是乏善可陈。

乌克兰危机中，中国能够很好地扮演“调停者”的角色

主持人 刘仁修：谢谢你，艾利森教授。我想稍微转换一下话题，把视线投向当前的乌克兰危机。过去一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乌克兰身上，随着俄罗斯的入侵，美国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纷纷谴责普京的战争行径，但中国却在这个问题上总体持中立态度。那么，您认为俄乌冲突可能对美国、中国以及中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艾利森教授请您先讲讲。

格雷厄姆·艾利森：过去两周我写了两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这两篇文章都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讨论。其中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会在俄罗斯的军事入侵中支持普京吗？我预测的答案是肯定的。在几周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我提到美国说普京的入侵迫在眉睫，明天就会开始，拜登告诉欧洲领导人周三俄罗斯就会侵略乌克兰。但我说，在2月20日前俄罗斯绝不会入侵乌克兰。我下了四比一的赌注，或许我该在华盛顿收集一下我的赌注。我说在奥运会闭幕式前俄罗斯不会入侵乌克兰，主要原因是习近平已经与普京已经建立了一种深厚可靠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在地缘政治层面也有严重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分析家，你会觉得中国和俄罗斯更可能成为敌人而不是盟友。俄罗斯现在的领土有不少曾是属于中国，比如有个港口城市俄罗斯人称之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但在中国地图上依然用中文名称标注为海参崴。广袤的西伯利亚荒无人烟，但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边界另一边的土地上有数亿人繁衍生息，却没有多少石油天然气等资源。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可以说是显而易见了。仔细分析一下很多人会好奇，中俄这个更有理由成为仇敌的国家为什么会成为盟友？我能指出两点原因：首先是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出色的外交艺术，尤其是习近平主席找到了一种能够让普京感到愉悦的沟通方式，尽管他从未这样说起过。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时第一个人访问的人是谁？他和谁一起度过了生日？谁是他两年来第一个亲自会见的外国领导人？是谁参加了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答案都是普京。习近平主席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都视为对手，并试图孤立两国，别忘了“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句话，这也是从地缘政治的层面来考虑问题。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一直在走得更近。观察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们会发现中国是很紧张的，因为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公然违背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的基本原则。我想中国政府不仅是在言语上支持，而且也真的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原则，包括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无可否认的是，俄罗斯在夺取克里米亚后再次入侵乌克兰，这打破了尊重领土完整的原则，也使得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举步维艰，你可以看到他们一直在尝试另辟蹊径。但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中中国也有自己的利益以及它必须做出艰难选择的地方。我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是昨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乌克兰外交部长进行了会谈，在会谈总结中，王毅说中国希望发挥调停作用推动实现双方停火，从而解决问题，使乌克兰保持一个中立地位。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努力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这样也会表明一个事实，即中国在保护普京，比如在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的投票中，中国选择了弃权，而非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主持人 刘仁修：谢谢您的发言。王辉耀教授，您的看法是？

王辉耀：我认为艾利森教授确实给出了一种解释。中俄之间曾面临过许多困难时刻，比如历史上的中俄领土争端问题。即使再近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国与前苏联几乎快要爆发战争。所以中俄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起伏不定的。但近年来，中俄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这或许也反映了格雷厄姆刚才所说的观点。中俄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推近的。中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是因为它们对彼此受到西方国家制裁等经历深有同感。但是我认为中国是不同于俄罗斯的。还记得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曾与拜登总统进行视频会晤吗？当时拜登曾说了一段非常鼓舞人心的话，他说美国并不寻求改变中国，美国也不希望建立反对中国的联盟。但在他回到华盛顿之后表示要抵制中国举办奥运会，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感到震惊。但是接着普京站了出来表示自己支持北京，他也确实来到了北京并且与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重要的联合声明。但是我认为很多人误解了这个联合声明，它不应该被解读为某种形式的军事联盟，中国不寻求与其他任何国家结盟，而只是勇敢地表达了一些对世界、对如何能合作进行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看法，我认为很多人过度解读了这份联合声明。

正如艾利森教授所说，外交部长王毅刚刚结束了与乌克兰外交部长的通话，中方的立场非常明确，那就是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尊重，这也再次呼应了王毅外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所发表的观点。我认为中国的确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因为你很难找到第二个像中国一样具有世界影响力又同时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国家。中国可以运用这种中立身份，因为中国与欧洲国家也有着重要的利益关系。乌克兰是“一带一路”双边议定书的签署国，中国也积极推动着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欧洲大陆的高速铁路建设使得中欧之间货运量这两年增加了50%，因此中国同样非常重视欧洲的安全与繁荣。此外，中国还是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我想说，如果中国能被邀请到谈判桌上，然后利用其善意确保这场冲突不会升级，并将其降级，那将是一件好事。中国当然可以在谈判中发挥很大作用。

主持人 刘仁修：非常感谢你，王辉耀博士。我认为乌克兰危机无疑向我们表明，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中美无法真正回避彼此。还有许多其他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核不扩散等都需要两国合作。艾利森教授，你认为两国能否在存在重大分歧的情况下找到合作的方式？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想说“生存”是一个非常巨大、坚定和迫切的任务。因此，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还是有一些共识。当他们一起看着世界然后说“如果我们两国之间发生核战争，将会发生什么？”他们很快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想法”。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气候挑战，他们可以看到仅凭“一己之力”排放的温室气体就足以为全球生态圈带来危害。新冠疫情也是如此，在全国各地建立防止病毒传播的防守墙的希望落空了。事实证明，中国试图在病例发生时就限制其传播的策略比美国的策略更成功，但这个数字仍然无法清零。总之，各国都需要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寻找到解决办法。在核扩散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在伊朗问题上都有各自的考量。那么各个国家能做什么呢？我认为有许多类似的领域，不同国家能在竞争中找到一个合理的合作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 刘仁修：谢谢你，艾利森教授。王辉耀教授，你怎么看？

王辉耀：我同意格雷厄姆的观点。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间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大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发挥着关键的领导力，并且全球多边主义也开始蓬勃发展。现在，美国参与了许多全球治理方面的活动，而中国可以提供更多切实的支持和帮助。我认为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等都是中美可以进行合作的关键领域。为实现这些目标不仅需要各国之间共同的努力，也需要大国的领导力，所以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共同做这件事。让我们从地缘政治的泥淖中脱离出来，更加强调共同繁荣，共同造福世界。我认为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今天的对话也让我深受鼓舞。

主持人 刘仁修：非常感谢王辉耀教授。我们今天的对话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以这次的对话为契机我们也想纪念中美关系在过去50年中的发展，那么你们对中美关系未来50年的期望是什么？请先从艾利森教授开始。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认为没有人会在50年前想象到中国今天的样子。如果我们告诉基辛格和尼克松，中国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成为美国全方位的竞争对手，他们会说“你疯了，这不可能”。中国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里取得的成就是相当惊人的。我想未来50年之于中国、美国甚至世界都还有更加令人期待的发展。所以说，我认为中美两国的主要任务是找到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我们应该仔细研究历史并认识到，尽管从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德国和英国都从对方那里受益匪浅，它们是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对彼此进行了大量投资、相互之间有大量的人才交流，甚至当时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还有血缘关系，但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严重威胁并要取代一个大国时，你就会发现一种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发生的历史故事开始重演，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所以我担心历史将会在中美间重演。如果没有重演，那也不应该认作是理所当然的，这只是两国在努力避免这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政治家们一如既往地在进行自我超越。因此，他们必须提出一些更好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今天这样的对话，我们更加关注年轻人，你们更有可能不受种种束缚，从而提出更好的想法。

主持人 刘仁修：谢谢你，艾利森教授。王辉耀教授，你怎么看？

王辉耀：我同意格雷厄姆的观点。我们必须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阻止灾难性结果的发生。我认为，从现在到未来50年，人类的智慧正处于考验之中。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下，世界成为了“地球村”。所有国家都在同一条船上，正如我和马凯硕对话时所说的“世界是一片海洋，所有国家就像在同一条船上的193个船舱里，而不是分别在193艘船上”。那么怎样才能使这艘船安然度过风暴？只有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下，我们相互合作，彼此承认，这也是我们在未来几十年要努力的方向。

中美都在发展民主，但我们如何才能看到民主的效果？该怎样衡量民主和人权？我认为这将是某种价值观的转换。我想未来50年中中美或许可以规避冲突。同样，在去年我和约瑟夫·奈的对话中，他表示中美2035年也许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可能还没有结束，我们可以找到一种能够平静地生活在一起、相互理解的方式。现代科技把每个人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创造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全球文化，追求共同繁荣、现代化或许可以改变人之本性，从而避战争，帮助我们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和平共处。非常感谢！

主持人 刘仁修：谢谢你，辉耀。在您很有洞见的发言下，我们结束了今天的对话。我们非常感谢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和王辉耀教授参加今天的对话。感谢来自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本次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