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女性服务女性”——百多年前是她們率先教导“把女人当人看”
1900年3月29日，在美国印第安州一个普通的农舍里，一对名叫艾玛·马丁和伊丽莎白·马丁的姐妹俩和家人跪在一起祈祷，母亲为她们“祈求GOD保佑，让我们一家平安团聚”。祈祷完毕，马丁姐妹的父兄帮助姐妹俩收拾好行装，载上马车，然后送她们去火车站。在火车开动后，姐妹俩拼命忍着不哭声……
在这次远行前夕她们还遇见了一位表兄，当表兄得知她们要去的地方时，惊讶无比，说她们“蠢透了”，并且“预言”姐妹俩不会活着回来。表兄为何有这种激烈反应？因为马丁姐妹俩要去的目的地是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北京，一个遥远而又完全陌生的国度。
就在她们动身出行的時候，中国华北地区正在酝酿着一场剧变，义和团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不久就被满清顽固派利用攻打外国人。而此时马丁姐妹俩对地球另一端的事态一无所知。
尽管前方有未知的险途在等着她们，但她们毅然前行，因为她们是怀揣着壮丽的异象加入到xuanjiao这一神圣事业的。当马丁姐妹到达北京后，正赶上义和团到处围攻外国人之时。因此，刚到中国的姐妹俩就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其表兄的“预言”差点成真。但她们依然无怨无悔……
这是我从前不久读完的一本书《优雅的FU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这本书（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作者是美国女作家简·亨特）所看到的感人一幕。
近代以来，有成千上万的传教士跨越重洋来到中华大地，他们无私奉献，默默服侍，辛勤撒种，不仅拯救灵魂，还传播现代文明理念，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说起这个群体里的佼佼者，诸如马礼逊、戴德生、李提摩太、苏慧廉、林乐知、狄考文等人，估计不少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他们都是男性。
但有个事实却是，据统计，到1890年，女性传教士已经占到来华传教士总数的六成，可谓是占据了半壁以上江山，她们活跃在宣教、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多个战线。可是我们对这些女性传教士却知之甚少，甚至连她们里面代表性人物的名字都不知道。
而《优雅的FU音》（Gospel of Gentility）这本书却另辟蹊径，聚焦那些女性传教士，为我们走近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打开了一扇窗口。
刚拿到这本书，我还以为这是一本有关女性传教士的文学传记，打开一看并不是如此，虽然稍微有点失望，但还是被作者提供的丰富资料吸引着继续往下读。
这是因为作者在书中以约40位女性的日记和通信以及美国两大差会——美部会和美以美会的档案资料为基础，深入探究来华女传教士从最初投身传教事业到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在华传教士的生命历程。所以，这本书虽然不是文学传记作品，却是一本视角独特、资料充实、生动有趣的通俗学术性著作。
这个独特视角就是“女性视角”，“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梳理了美国女传教士群体兴起的历史背景、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国的女性文化、女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及其影响，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初期中国普通人生活的片段以及中国女性的处境。”
透过这本书，我也认识了多位杰出的女性传教士，比如中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的创办者麦美德（1861－1935），孔祥熙还是其“义子”；再如培养了一代女杰康成和石美玉的昊格矩，经常收养弃婴，死后南昌城有1500名“亲友”沿街为她送葬；还有影响了“耶稣家庭”创办人敬奠瀛的林美丽，感化曾国藩曾孙女曾宝荪（曾家第一位归信者）皈依基督教的女校校长巴路义等等。
这些来华的女性传教士大多数来自美国敬虔的普通家庭，从地域分布来看来自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比例更高。她们很多人都有一位敬虔的母亲，从小就深受家庭信仰气氛的熏陶，长大后又受到复兴运动的感召，她们自己也经历了属灵的复兴，立志奉献自己到异国他乡传扬基督的福音。上面所提到的马丁姐妹俩就是这些女性的缩影。其中，她们中间有不少女性选择了终身独身（太19：12）。
但是，XUANJIAO事业能如此大规模接纳女性参与（1919年统计数据，单身女性占29%，已婚女性占33%，合计是62%，而单身男性只有5%）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风气非常保守，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男性传教士很难接触到深居闺阁的中国妇女，更别说开展事工了。
所以，当时的差会在觉察到这一现实后，开始意识到女性在传教工作中的重要性，如果不能深入到信徒的母亲和妻子当中，那就无法立足。于是提出了“女性服务女性”（Woman’s Work for Woman）的理念，面向本国女性大規模招募侍奉人员。这就为女性传教士群体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要知道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还带有较为浓厚的父权主义色彩，对女性的歧视反映在社会多个方面，女性在投票权、职业薪酬、婚姻自主性方面都处于不平等地位，甚至那时还有人以生理的理由反对说女性接受文化教育，认为学习会导致女性“子宫萎缩”，丧失生育能力。当时的美国女性就业渠道非常狭窄，除了嫁人，能找到养活自己的工作少之又少，而且薪水微博没有晋升渠道。
然而，当这些女性在进入传教领域后就获得了施展才干、实现全新价值的机会，并且由此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热心参与公共服务又甘于自我奉献的女性楷模，令男性刮目相看。
当她们来到古老的中国，面对的是一个积贫积弱又愚昧守旧的国度，对女性的歧视和束缚渗透到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胡适先生曾在一次演讲中对这些现象痛斥道：
“‘把女人当牛马’，这句话还不够形容我们中国人待女人的残忍与惨酷。我们把女人当牛马，套了牛轭，上了鞍辔，还不放心，还要砍去一只牛蹄，剁去两只马脚，然后赶他们去做苦工！全世界的人类里，寻不出第二国有这样的野蛮制度！圣贤经传，全没有拯救的功用。一千年的理学大儒，天天谈仁说义，却不曾看 见他们的母妻姊妹受的惨无人道的痛苦。”
然而，这些女性传教士关爱那些异教环境下的女性同胞，主动靠近她们服侍她们，不仅给她们带去属天的好消息，还带着巨大的热情倡导女权，投身到“女性服务女性”（Woman’s Work for Woman）的伟大事业，为中国女性争取教育权，废除缠足陋习，并且身体力行收养弃婴，创办女学，致力于提升女性的文化水平。她们所撒下的一粒粒种子在中华大地到处开花结果，最终汇聚成女性解放运动的洪流，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女性的面貌。
（廈門女校師生）
她们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胡适先生对此给出了高度评价：“忽然从西洋来了一些传教士。他们传教之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他们给了我们不少的教训，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
是的，“把女人也当人看待”，这个在今天看来再寻常不过的真理，在一百多前却是令人称奇的新教训，这是由那些传教士带来的，更是在那些女性传教士服侍中国妇女大众的过程中活生生地彰显出来。
虽然她们后来离开了，甚至连她们的名字也被淹没了，但她们所撒的种子已经在这块热土上生根发芽。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John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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