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口7000亿，史上最大“退休潮”来了

史上最大“退休潮”来了

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话题，早已被舆论广泛讨论，老龄人口退休也是每年都在进行的事。

最近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从现在开始至未来10年间，平均每年将有2000万人退休，中国迎来史上最大“退休潮”。

这种说法，源自今年退休人口数量的激增，“每年将有2000万人退休”的数据推算，则主要参考了我国现行退休制度和对应年份的出生人口数量。

其实，在我国古代，“告老还乡”、“致仕”等退休安排是官僚制度的组成部分，普通百姓通常是没有现行意义上的退休制度的。

现代社会的退休和养老金制度，最早是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建立的，主要为适应现代社会化生产模式和实现社会风险集中管理。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始于1951年，政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性职工为50周岁。

1955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增加规定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殊工种和岗位的提前退休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此后便没有就退休年龄政策进行过重大修改。

所以，按60岁的退休年龄简单往回推，今年退休的人群，对应的是1962年出生的人口。更确切的说，在5年前或更早之前，就有相当一部分1962年左右出生的女性已经退休。

从出生人口数量来看，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三轮“婴儿潮”，而上世纪60年代，正好又对应了第二轮生育高峰。

第一轮婴儿潮是1952-1958年，人口出生率一度达到37.97‰的高峰，不过，由于当时我国人口基数相对较小，仅为5.4亿，所以人口增量相对不大，年出生人口数稳定在2000万以上。

1962-1973年是第二轮婴儿潮。统计局数据显示，1962年，我国出生人口增长率达到了109.86%，1963年的新生儿更是多达2934万人。在第二次婴儿潮期间，我国累计出生的人口数量约3.2亿。

这个阶段的出生人口，在1978年后，陆续进入了劳动年龄，达到生产力高峰。自2012年开始，女性就达到了50岁，男性从今年开始步入60岁阶段。

如果以出生人口数简单推算，去年，全国迈入60岁的人口数不到1200万，而今年就要超过2000万了，明年则预计接近3000万。

这些数据反映到退休人口上，就表现为退休人数的激增，史上最大“退休潮”的说法也就随之产生了。

不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理论上来说，出生高峰未必就一定对应退休高峰。”

只有当社会制度等常量不发生变化，出生规模特征明显且持续时间足够长时，退休人口数才会呈现相应的变化态势，这是人口学变化的正常过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末，我国乡村人口约49835万。正如前文提到的，退休制度的实施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生产模式，而目前近5亿的农村人口，其实是并没有严格的退休制度和概念的。

尽管“每年2000万退休人口”数据的推算并不很严谨，但伴随第二轮婴儿潮的3.2亿人口陆续进入60岁，我国退休人群规模的扩大，是前期人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养老金能撑住吗？

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口数量增加，意味着全社会需要支付的养老金更多，庞大的数量无疑给养老保险体系带来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已建立由三个支柱构成的养老保险体系——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包括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包括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面向各类企业、社会团体等参保单位的从业人员，资金来源于企业单位和员工的工资比例缴费，目前企业缴纳工资的20%，个人缴纳工资的8%。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面向非就业人员，自愿参保，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补贴和个人缴费。

长期以来，我国都是第一支柱独大，二、三支柱发展相对滞后。根据人社部数据，截至2021年末，我国养老金第一支柱占比65.76%，第二支柱占比34.23%，第三支柱占比仅为0.01%。

第一支柱的参保人数仍在不断扩大。2012年到2022年6月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从7.9亿人增加到10.4亿人，10年间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了2.5亿人。

从金额涨幅来看，2005-2015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保持着每年约10%的上涨幅度，2016-2020年为5%左右的涨幅，去年上涨幅度为4.5%。

今年5月26日，人社部和财政部发布了《关于2022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明确2022年的养老金涨幅是4%。

4%的增幅，虽然是十八年来的最低水平，但在疫情反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也算不容易了。

我国基础养老保险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即当代劳动力人口缴费用于当代老年人口养老金给付，简单来说，就是“在职的人养退休的人”。

因为是劳动年龄人口纳税或缴费，所以现收现付的养老缴费水平的高低，受到了当下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和比重高低的制约。而且受养老金改革因素影响，很多实际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之前并未向社会统筹账户缴纳费用。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开始出现下降，年均减少300万以上。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净减少3500万人，新退休人数将超过4000万人。

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退休人数在增加，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在增多；而劳动人口在减少，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在持续下降。

近年来，财政补贴金额逐年增加，在基本养老保险金当年收入中的占比逐年上升。2013—2020年，社保基金累计结余的规模总计增长110.6%，同期财政补贴规模增长185.1%，社保基金对于财政补贴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目前看来，全国社保基金整体上还是收大于支的。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今年2月表示，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社保基金滚存结余4.8万亿元，可支付月数在14个月以上。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不管是在哪个省，在哪个市县，都能确保及时足额发放，都有保障。

另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作，也已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可以进一步缓解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带来的结构性矛盾。

不过，2021年，我国基本养老金缺口已经扩大到了7000亿元。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 《中国养老基金精算报告2019-2050》指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预期在2035年将消耗殆尽。

只靠社保养老，可能不太够

截至2021年，我国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平均值为3100元。

尽管人社部已经多次给出“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没问题”的定心丸，养老金发放水平也在持续上调。

但平均不足3000元的退休金，大概只能保证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如果再负担看病费用，很可能就不够用了。也就是说，基本养老保险还面临保障水平不足的问题。

在“老有所养”的基础上，更好的情况是“老有善养”，如果只靠保障水平有限且目前负担较重的基本养老金，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基本养老金是保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如果需要更高的生活水准或者更高的保障水平，则需要第二支柱、第三支柱。

国际上通用的衡量老年生活水平的指标是“养老金平均替代率”，由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计算得到。

根据世界银行组织建议，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个人养老金替代率需不低于70%。

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指出，55%是养老金替代率的警戒线，养老金替代率低于55%，退休生活水平将会严重下降，保障基本生活都很难。

如果以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7343元为基数，我国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2%。

有文献测算显示，近年来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企业员工退休后的收入远低于工作时的收入。

不过，全球范围来看，即使是很多福利政策相对完善的国家，养老金替代率下降也是普遍存在的。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就曾在2020年全球财富管理首季峰会上介绍，在养老金制度建立已久的国家中，美国和加拿大“第一支柱”替代率在30%-40%之间，欧洲高福利国家“第一支柱”替代率高，多为50%-60%。

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不够，依靠第二、三支柱就成为必然选择，而且越是高薪收入的群体，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越低，也就越需要自己补充养老金。

在我国，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近年来虽然有一定发展，但覆盖人群仍然有限，一般是中大型国企或者盈利水平较高的企业，国企中仅一部分有，民企基本上没有。

2021年底，我国城镇就业人数为46773万人，全国有11.75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的职工为2875万人，企业年金的参与率仅为6%。

企业年金增长有限，而且覆盖面窄，只能改善一小部分人未来的改善型养老需求。相比起来，发展第三支柱则显得更为有效。

从此前OECD发布的养老金二、三支柱的金额占比情况来看，在披露的32个国家中，有20个国家（包括波兰、韩国、西班牙等）的第三支柱养老金占比已超过50%。

我国第三支柱养老金起步较晚，目前基本处于缺位状态，但扩容潜力巨大。

从政策层面来看，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设明显提速。

所谓“个人养老金”，简单来说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个人自愿多交一笔钱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作为养老金的补充。

个人养老金制度最大的特点是个人自愿公平参加，而且参与方式灵活。

今年4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发布，意味着我国养老金体系中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将从蓝图走向实施。

9月26日，国常会还决定对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所得税优惠：投资收益暂不征税，领取收入实际税负由7.5%降为3%，这对个人养老金而言无疑是有力的激励。

退而不休，也是解决办法

实际上，从退休年龄来看，我国规定的退休年龄是总体偏低的，近年来“延迟退休”的话题也持续引发关注。

从国际上来看，延迟退休年龄也是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以上。

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是在20世纪50年代，依据建国初期社会发展状况制定的，到现在近70多年没有调整过。

政策制定时，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比较缓慢，人才综合素质和劳动力的初始年龄也较低。

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设备和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了2021年的78.2岁。高等教育的普及和职业教育的推广也使我国青年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有所延后。

人均预期寿命增加、劳动力进入市场的年龄延后，而退休年龄不变，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国家养老财政支出和社会的负担。

现行退休年龄政策与当下经济社会情况越来越不匹配，因此，延迟退休已势在必行。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延迟退休一般是指在本岗位上延迟，但涉及面太广，单独的政策方案也不一定能够满足所有退休职工意愿。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刘廷曾建议“第二人生职业”作为延迟退休方案的补充。

所谓“第二人生职业”，就是在正常年龄退休后，退休职工可自愿选择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领域，从事相关方面工作，“多出一个这样的选择，退休职工从心理层面更容易接受，这其实也就相当于退休年龄自动延迟了”。

在60后退休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独生子女的父母，由于缺少多子女供养，他们能依靠的主要是养老金。

对于部分身体条件尚可、尚有余力的“轻龄”老年人来说，退而不休，再找一份工作挣一份收入补贴生活，也的确不失为一项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解决办法。

对于过去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所谓的“法定退休年龄”概念的老年人群来说，他们的经济压力较大，继续工作的动力更强，通常能干到多久就干到多久。

另外，据媒体采访，除了能多挣一份收入，很多老年人都视“再就业”为一种丰富晚年生活、充实自我的方式，而自愿在工作岗位发挥余热。

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提到，根据社会需要和可能，鼓励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情况下，依法从事经营和生产活动。

今年8月，由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息中心主办的“中国老年人才网”已经正式上线，标志着我国老年人才信息库和老年人才信息服务平台正式启动建设。

不过，我国在老年人再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尚处于原则性设计和讨论阶段，劳动保障也亟待健全完善。

比如一旦超出法定退休年龄，便不在劳动合同法适用的范围内，退休后再就业的劳动者与企业只能签订劳务合同，确立的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不仅无需缴纳五险一金，也没有工伤保险。

所以，作为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未来超龄劳动者的就业劳动保障也将是退休政策改革的重要方向。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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