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爸爸去了古巴，和我分隔两地一辈子 | 故事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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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故事的讲述者叫黄卓才，他是暨南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目前从事着华侨研究的学术工作。他几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但是从识字的那天开始，他就一直试图在一封封远渡重洋的家书中拼凑出父亲的人生。

黄卓才的父亲叫黄宝世，广东台山人，20 来岁就跟着亲戚一起去古巴谋生，从 1925 年到 1975 年，他在古巴度过了人生中的 50 年。

这期间，他只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回国了一次，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生下了儿子黄卓才。几个月之后，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的飞机也出现在台山的上空，黄宝世不得不匆匆忙忙地赶回古巴。

之后的几十年里，直到父亲去世，黄卓才都没能再有机会见到父亲，但是他们之间却靠一封封家信，互相交流和关心，建立了特殊又深厚的父子情谊。

■ 黄宝世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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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程古巴

我父亲叫黄宝世，他 1898 年出生，1975 年在古巴去世。

他是一个大帅哥，长得很端庄，眉目清秀的，用我们家乡话叫「靓仔」。

他出生于一个私塾老师的家庭，有 4 个兄弟 2 个姐妹。因为家里很穷，所以他 14 岁左右就出来做小货郎了，一个扁担挑着两个竹萝，村过村、巷过巷地去卖东西。

■ 黄宝世先生

我们家乡是很有名的侨乡台山，而台山去古巴的人特别多，资料上说，古巴的老侨民里有 45% 都是台山人。

我父亲是 1925 年去古巴的。那个时代古巴的经济状况非常好，可以说是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个顶峰时期。我的外公就是古巴归侨，还带了一笔钱回来，他也建议我爸爸去古巴，说「古巴比美国还好」。

父亲在古巴最开始的工作是做理发匠，后来在一个西班牙人家里做管家，在此期间他学会了西班牙语，基本可以与当地人顺畅地交流了。这份工作给了他第一桶金，他用这些钱开了一间自己的杂货店，这一做就做了几十年。

■ 黄宝世和他的商店，摄于 1936 年或 19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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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生子

中国到古巴最早的大规模移民开始于 1847 年。有记载说在清朝光绪年间，还曾经派过一位大臣到古巴考察当地华工的情况。1870 年，古巴政府宣布废除华工契约，很多中国人重获自由身，开始在古巴做生意。

随着美国的排华法案出台，古巴的华人移民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甚至有十几万人。到了 20 世纪初，中国政局动荡，百姓生活穷困，很多广东人在亲戚、朋友的带动下去了古巴谋生，黄宝世就是其中之一。

在那个年代，从中国到古巴是一件很难、也很有风险的事，大多数人都是坐船去，航期要三四个月，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对身体健康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不是所有人都能撑到上岸的那一天。所以对于当时的黄宝世来说，回国是一件很奢侈、也很危险的事情。

我父亲是 1925 年去的古巴，直到 1937 年才回来。

他这次回来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和我母亲一起生下了我，中年得子，非常开心。第二是在家乡建了房子，是一栋两层的小楼，虽然不大，但建得非常漂亮，到现在还保存得非常完好。

■ 黄宝世 1937 年回国时亲自设计兴建了这座房子，中立者为讲述者黄卓才

我妈常说，他们生下我不容易，因为当时她已经是中年了，而且生产那一天找不到接生的医生，所以最后是我父亲接生的。

我出生后，我父亲非常开心，每天都带着我到村口看火车。那个时候我们台山到江门有一条铁路，是侨资建设的股份铁路，火车天天都经过我们村边，所以我父亲每天都抱着我去看火车，火车呜呜叫，我很高兴，父亲也很高兴。

那时我才几个月大，没有留下什么记忆，但是每当大家跟我讲起我与父亲相处的那段时间，他们都会说，「那几个月是你最幸福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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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寄回家的信

在当时那个年代里，交通不便，也没有电话，我和母亲在广东，父亲在万里之外的古巴，我们之间只能靠写信交流。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顾家的男人，他非常频繁地往家里寄信，询问家里的状况。小时候我不会写信，就妈妈回信，后来我会写信了，妈妈就叫我写。以前我保留了有 100 多封父亲寄来的信，但是后来因为搬家了多次，现在能找到的只有 40 多封了。

■1957 年 12 月的一封信

这 40 多封里最早的一封家书是 1952 年 4 月 28 日写的：

接来手札，妥收一切，勿念。

籍悉汝春季投考中学，名列廿六，经已入学读书，闻讯之余，无限快慰。我前信已经详细讲过，如进入每一间学校读书，是必须知道读书人的立场，求深造求上进，是为读书人的本色。

对于金钱的用途，还须时时谨慎。况汝母亲在家身体多病，倘得时间许可，不时回家照顾为要。

他这封信里对我最有教育的有两件事，我这一辈子都会记住：一是怎么读书，我就是按照他的指导，一直很喜欢读书，很认真地读书，我想我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教授和父亲的指导是分不开的；二是怎么对待和使用金钱，他会在金钱上支持我，但是也会告诉我要好好地、节省地用。

从我少年时开始，父亲就把我当作朋友般对待，他深受西方观念的浸润，我们之间的书信对话是很平等的。

在一些信件里，父亲甚至对我用「您」来称呼，广东人其实很少使用「您」这个字。我小时候一度以为父亲是用了错别字，直到多年之后，将父亲的家信整理出书，出版社的总编辑看了说，「这个您字最好，不只是父子平等，他还把你当成了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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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古巴的生活

■ 黄宝世寄给儿子的大萨瓜市的照片

我的父亲住在大萨瓜市，在古巴算是一个较为富裕的地区，也是中部的农业、工业、交通中心。在最高峰时期，这个城市里居住着 7000 多位华侨。

前些年，我曾和家人一起到大萨瓜市寻根，找到了我父亲当年开的商店的旧址。古巴人看到我们来了，小孩和大人们都围过来。

其中有两个骑车路过的老人，听到我们讲父亲的西班牙语名字 Fernando 就停下来了，跟我们说，他们小时候常到我爸爸店里买糖，我爸爸人很好，让他们先拿，有钱了再来付钱。

我问他，「我爸爸在这里有没有家？有没有女朋友？」因为几十年离家，很多华侨在当地都会有另一个家。他回复我说，「你父亲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他是中华会馆的主席，他不能这样做。」

■ 黄宝世后人瞻仰大沙华中华会馆

大概在我父亲三四十岁的时候，他就被选为中华会馆的主席，一直干到他去世，他的威信很高。他非常乐于助人，除了帮助华侨，如果有失业者或是当地的朋友来投靠他，他都会招呼他们。

我在古巴还探访了我父亲义子的后人。我父亲的义子从小就跟着我父亲生活，大了就在我父亲的商店帮忙，一直到 1958 年去参加革命。后来他牺牲了，古巴把他封为烈士。

■ 这张照片拍摄于 1958 年，中立者为黄宝世，其义子兄弟在场

他义子的家里很穷，兄弟姐妹很多，我父亲对这一家人一直非常照顾。

当时这个家族中第三代的一位后人特别赶来见我们，跟我们说，「你父亲当年对我们特别照顾，每个星期天都到家里做一顿饭给我们吃，平时我们没钱了，他也会给钱，而且我出生的时候，他还买了一条金链给我，我永远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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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革命之后

1959 年 1 月 1 日中午，革命者格瓦拉率领一个纵队攻陷了黄宝世侨居地的省城克拉拉，同一天晚上卡斯特罗率军队攻克圣地亚哥，宣布古巴革命胜利。

而新政府成立后开始实行一系列国有化政策，华侨们的日子开始一天天难过起来。

此前黄宝世就已经盘算过回国的事，但是因为路费昂贵，儿子黄卓才还在暨南大学读书、没有工资，回国的事迟迟难以提上日程。

古巴革命 1959 年取得胜利，刚开始古巴的华侨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因为像古巴和一些南美的小国家常常会发生政变，华侨们生意照做。

但后来的一系列政策让他们的生意和生活开始变得艰难起来。

比如不准用美元，家里的美元通通要换成比索，否则违法。有些华侨不信，觉得政变维持不了多久，就是不换，但后来被查到了就会被没收。

1959 年 4 月，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不是经济充足，我虽年高，我日常仍抓住两餐。如到了祖国，长此下去，毫无生产，是成问题……您须知由古巴回国的费用，统计用一千二百元……我所知有许多侨胞年老龙钟，积有三几千元不敢动程，其情可见。

今又遇到古巴新政府成立，施行国家主义，它对于外人诸多不利。同时竞向工商界加重税捐，连实业暂时冰结，未许出卖。

■ 黄宝世 1960 年寄给儿子的瑞士手表，现存广东华侨博物馆

古巴新政府成立后开始实行一系列国有化政策，因为我父亲是中华会馆的主席，负责做华侨的工作，对古巴政府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政府对他也还算照顾，直到 1968 年国有化运动最后阶段才没收他的商店。

那时他已经 70 岁了，被迫要退休，一个月只有两个多美元的退休金，生活很难。公家一个月会给他配几斤米、几个鸡蛋、一斤糖、一斤油，但显然这是难以维持生活的，他只能到黑市上买必需的生活资料。

1968 年，我已经结婚了，家里的生活也很困难。文革中我的工资被降到 20 元，这是仅够一个人吃饭的钱，而妻子 48.5 元的工资还要分给同样生活拮据的娘家。

父亲在生活艰苦的情况下，还是想方设法地往家里寄钱，每年都会寄 100 多到 200 多的古巴币。那个时候人民币对古巴币汇率很高，也正因为父亲寄回的侨汇，家里的孩子才不至于喝西北风。

但我心里十分不安，我问，「爸，你还有钱回来吗？」他回复，「我已经没多少钱了。」到最后一封信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手上只有 1000 多块钱。」

看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流泪了，一个这么爱国、爱乡、爱家庭、爱亲人的华侨，最后却是这样的处境。

■ 1965 年的黄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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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父亲的鼓励

文革时，我正在广东的中山纪念中学教书，才 20 来岁，就被扣上了学术权威的帽子，过得很悲观。周边有受迫害的老师上吊自杀，情况惨不忍睹，现在想起也是不堪回首。

我只能偷偷地给父亲写信，我写不了的时候就让太太帮忙写，他感觉到了我处境困难，于是就写信来安慰我、鼓励我：

二月十五日发来手札，内夹小孙雅凡近照，经妥收，勿念。小孩子长得精神奕奕，令人可爱，感觉无限欢喜。

谈及你目前处境和境遇，勿抱着过分悲观……你夫妇二人身怀才干学识，时刻争取机会就可能解决你的生活。

你须知外面生活程度高得非常厉害，虽赚到一千几百元薪水，结月计算，毫无所存。我几十年留在海外，所得较为彻底。你在祖国，妻子朝晚相见，何等快乐。总之俗话讲，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

■ 航空信信封

那时，我总胡思乱想。我想，我做不了老师了吧？那我以后做什么呢？

我会理发，也许我可以给别人理发？我会照相，也许我可以开一个照相馆？我还会补鞋，塑料鞋用火一烧，我可以把它补好。那么我还是饿不死的。

我甚至会想我能不能去古巴，我写信问爸爸，「我能不能以继承产业为由申请去古巴？」他说没可能的，哪有什么产业等着我继承呢？

都没有希望，我只能慢慢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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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终还是没能回来

到了 1970 年，父亲已是古稀之年。但是因为从 1966 年开始中古关系持续交恶，黄宝世的回国之路变得异常艰难。

他在 1970 年的家书中写，「我目前年纪太高了，是否可能达到回国目的，为敢预料。」但是为了宽慰儿子，这些年来他几乎寄回的每一封信的结尾都写着，「我目前身体安好，勿远念」。

■ 黄宝世 1971 年摄于大沙华中华会馆

尽管当时我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但我还是在国内四处打听古巴华侨回国的办法，去办手续、搞证明。与此同时，父亲在古巴也不断地跑动，在中华会馆等候回国的名额，最后也到处找朋友、求人关照。

但是都没有结果，父亲一直回不来。

其实，他本来是有机会回国的。因为中国的货船从古巴回程的时候往往是空船，古巴除了糖也没有别的物资可以运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空床位，而中华会馆会安排老华侨免费坐船回国。

那时候想回国的人很多，需要排队。我有一次问一个成功回国的老华侨，「我父亲怎么不回来？」

他说，「他很想回来，但是他品德很高。每次排队，他都说他身体好，让身体差的老伯先回去，他还可以再等等。」

父亲在 1974 年的信中写道：

卓才吾儿，前后两封信收到了，请勿念。未得及时答复，事因年事太高，精神上未免太差，执笔如负重担之故……

我失业将近六年，所入不敷支出，所余不过一二千元。长期下去好容易用清。关于老侨一件，至月前未见半个人出口，对此非常失望……

有小部分亲人由香港或美国付来美金、飞机票，返国事情亦不容易，起码要候二三年，然后轮到。

教育儿女长大，自然有出路。

我目前身体如常，请勿远念。

他自以为身体很好，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一直有高血压，古巴医药资源缺乏，也得不到很好的控制，最后还是因为这个出事了。

1975 年，我的父亲因为脑溢血在古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