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时我们多了个心眼

1968年，这年的年底，全国初高中红卫兵的身份，突然在一夜之间，转化为“知识青年”。从此，“知青”作为一个特定概念，载入历史。

我所就读的乐山二中，按上面部署，成建制分往八区。大家一窝蜂往乡下走时，我和杨宗遨多了个心眼，决定不随大流，先考察一番再下户口。

一

我们跟随大队人马从斑竹湾过河，在车子公社停留了片刻。这是一个不大的乡场，距城区约10华里左右，背靠背就两条窄窄的小街。公社机关在一条主街的中部，如果不是有人指点，它的门脸和普通民居几乎没有差别。进门后是窄窄的过道，过道后坦然敞开，形成一个院落。选择落户车子的同学就聚集在院落里，等待分往各个大队。我们来不及进一步了解，又追上前面的人群，一同前往安谷。

安谷是区所在地，距城20里，乡场规模比车子场要大了许多。与车子一样，除少量山地，大部都是田坝，主产水稻，沟渠纵横，便于农作。当时报名留在安谷插队的同学，都等候在水田包围的一幢房子里。这房子应该就是乡公所吧，其建筑如同别墅，从大路上遥远一看，绿树掩映，白墙黑瓦，伞形屋顶，显出几分洋气。

几百人的队伍，车子分一部分，安谷留一部分，余下仍有相当人数，朝着更远的观榜、踏水一路前进。我问了一下路程，有人告诉说观榜还在20里外，踏水就更要远些。66级2班有个同学，姓柳，就落户在踏水，因为地域遥远，大家后来都叫他柳踏水。我对杨宗遨说：“我们不看了，还是回车子。”车子与城区仅一河之隔，比安谷方便。至于观榜、踏水，简直犹如边区，不考虑了。

返回车子，所有插队的同学已经分配就绪。茶山去了一批，红星收了不少，革命、胜利都分别安插了知青。战斗大队要的最多，它的书记姓杜，来公社就一句话，会跳舞的都跟我走。也有大队一个不收的，譬如大佛坝，蔬菜产区，土地少，靠国家供应口粮，也就没有安插任务。当时各个大队，如果不是强行摊派指标，没人愿意接收知青。有些大队，接收知青时就多了个心眼，专挑漂亮女孩。老岗坝原来一个不要，有人特别托了关系，才同意接收两个。临了书记走来一看，两个都是男知青，坚决抵制。结果磨到黄昏，换了两个天仙一般的女子，才打起电筒接了回去。农民的算盘很简单，男知青将来一结婚，两个就变成了四个甚至六个。女孩子不一样，一嫁人就走了，特别是长相漂亮的，不愁嫁不出去。

这时才彻底明白，哪里是你选生产队，而是生产队选你。知青下乡，在农民看来，纯粹就是负担，肩不能挑，活不会干，却要分一份口粮。尤其对于分粮水平原本就低的生产队，无异虎口夺食，能不抵触？如果不是上面有硬性指示，鼻子大压着嘴，谁愿意把知青往生产队领？我们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错过了分配，现在再想人家接收，就只能四处求人。

当时印象，感觉车子场最好，一打听，叫东风五队。这生产队有户金姓人家，就住在场口外的小山嘴上。一对老夫妻，膝下两儿两女，大儿子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我们找过去一问，金家人就很热情，还招待我们吃饭。说到插队落户，金主任答应帮忙，但我们三个人，要求分在一个生产队，金主任不免颇感为难。他委婉解释说，分散比较好安插些。我们以为他是主任，安排人应该没问题，打个招呼就成了。被我们一激，他这才透露说，真正主事的是一个姓朱的书记，接收与否要他点头才行。

于是转身来找朱书记，朱书记个子不高，但面相精悍，说话总带笑容。找到后，费了一番口舌，好歹同意接收，但只能安插在六队。我们高高兴兴地返回金家，报告消息并表达谢意。金主任闻听后表情有点尴尬，吞吞吐吐说了句：可以可以。再看金家老夫妻的神情，也是怪怪的，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们原以为六队就在五队旁边，这时一问才知道，东风大队六个生产队，五个在坝上，一个在山里。六队确实是在五队旁边，但却是在五队旁边的山里头。

当时的感觉，如同掉进了冰窟窿。原来朱书记答应接收，暗地里却藏了个包袱。他让我第一次明白，不能小看了农民的智慧！好在我们的户口还在城市，还有回旋余地。同时也想，既然同属一个大队，差别不应很大。见我们抱如此想法，金家人也就附和说，这六队虽然是在山里头，但从距场口不远的堰塘口进去，爬一个缓坡，里面便是平地，用不着翻山。又因为山沟里多是冲田，庄稼好做，主产水稻，和通常所说的山区口粮大多为包谷红薯洋芋不同。而且这地方有一个田坝没有的优势，就是不缺烧柴。这么一分析，似乎不算糟糕。为求稳妥起见，我们商量还是先进山考察一番再做决定。

进山后，和山里农民一交谈，才知道和坝上的生产队差别有点大。主要问题是亩产量低，分的口粮少，连农民自己都不够吃。我们三人一去，岂不雪上加霜？更直接的感受，是到了晚上，我们被临时安排在生产队仓库里睡觉。四周一片黢黑，伸手难辨五指。山里人家都散落在不同的冲里，我们住的仓库与农家不生联系，只有一盏油灯，在无边的黑暗中闪闪烁烁，如同鬼火。时值冬天，山沟里的寒风，越过坡上的松林，在寂静中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啸。这情景让人联想起京剧中的一段唱词：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只不过剧中人物少剑波表现得慷慨激昂，我们却是满心悲凉。当即商定，明天一大早就出去，重新选择个地方。

第二天，离开堰塘口山口时，我看见高高的岩壁上刻着三个大字：放生池。这三个字我记了一辈子。

二

还没等走到场口，就碰见杨宗遨他大哥了。他兴冲冲的告诉我们说，户口已经替我们下了。我们一听，立刻就瘫倒在了坡上，半天不能吭声。这人真是莫名其妙，居然不征询我们意见，就擅自到各家去拿了户口本，到派出所办了迁移手续。这下真是逼上梁山了。

在金家，我们刚一诉说，金大娘就替我们高兴。她解释昨天为什么不好讲真话，是怕传到书记耳朵里，会被认为是在挑拨。我们在金家吃过两顿饭，感觉这户人家厚道善良，一家子和和睦睦，但也明显看出他们说话处事小心谨慎。聊着聊着才明白，原来金家是外来户，在当地有点受人欺负。我观察了一下他们的生活环境，单门独户的院落，木结构的瓦房，房前是宽敞的地坝。地坝里植两株大树，一株为梨树，一株为黄葛兰树，看其树龄，都在几十年的光阴。地坝外是一片水田，屋后则林木葱茏。整个居处一尘不染，干干净净。如果能插队落户在这样的地方，就太满足了。

我们请金主任务必帮忙，希望能在五队落户。金主任面有难色，说这个忙他帮不了。他说他想过了，这外边的五个生产队，劳动单价，分粮水平，都相差不大。但一、三、四、五队已经收了知青，不可能再要人了。现在只有二队，队长姓程，过去是造反派的，和他关系不错，他可以帮忙联系。“你们现在最紧要的，是先把书记说通，只要他不反对，事情就能办成。事不宜迟，你们这就抓紧去说。”于是我们赶紧告辞，临上路，金主任又特别叮咛，要我们千万管好嘴，别让书记知道是他出的主意。

也是老天看成，我们刚走到惠安桥，就看见矮个子的朱书记，沿河边走了下来。我迎上前去大倒苦水，说六队根本无法安插我们三个知青。朱书记就笑，后来我在他手下待了十年，彻底熟悉了他的这个招牌笑容。论长相，这个大队人才济济，相貌堂堂者车载斗量，偏是他面貌显丑，脸上还有麻子，却能镇住堂子。六个生产队长，个个都有权力，但最大的权力只能归他，不服不行。我说书记吔，能不能重新换个生产队哟。他瞅了我们三个一眼，心里也明白山里同时安插三个知青负担太重。所以他带点教训的口吻说：“昨天我不讲了吗，要你们分散走，你们非要一起。这外边都已经安了人了，往哪儿去？”我说：“二队没人，就等你答应。”他表示有点为难，微微摇了摇头说：“这个年轻队长不好说话。”我说只要他答应收，我们自己联系。他终于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我们这两天在乡下跑，对问路已经比较在行。前面不是提到了惠安桥吗，对了，这个大队过去以桥得名，先是叫惠安村，公社化后叫惠安大队，文革破四旧，又改称东风。五队的农户大多住车子场上。出场口过一大黄桷树，沿白滩堰下来的小河往上游走，五个小队五四三二一顺序排列。每个生产队的田土都在河岸左侧的坝上，与坝子平行的是一线山峦。后来才知道，这样有山有坝的村落最具优势。田土绝大部分都在坝上，沟渠纵横，灌溉方便，好做庄稼；坝子后面有山，山上有树，也不缺烧柴。在这样的村落外行走，满目青山，绿水长流，阡陌交通，屋舍俨然，很有几分桃源景象。

三

先是，打听到二队队长在大队小学修校舍，就一路拐弯抹角的寻过去，见坝子里几个木匠正在干活。人家瞟了我们一眼，不搭理。我只好主动上前说话：“请问哪位是程队长？”

没人吭声，当时感觉非常难堪，又不能发火，只能压抑住情绪又问了一遍，这才有人答话说：“这儿没程队长。”

“不是说他在这儿修大队小学吗？”

“是啊，刚才有事走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你们找他干啥？”

我说了原因。有个目光射人的壮汉立刻马起脸色，很不高兴的说：“你们还是找别的生产队吧，干嘛来二队！”幸好旁边一位木匠师傅面貌和善，指点我们说：“他今天不会来了，你们去他家里找吧。”他指了指一里以外的村落。

我们道了声谢谢，又继续前行。途中路过一处水碾坊，问碾坊主人，已是二队地界。继续前行，在绿树村边合的竹林丛中，我们找到了程队长的家。他母亲，我后来叫她程大娘，把我们领进堂屋背后她儿子住的小屋中。程大娘一路走一路喊：“三娃子，有人找你。”没人应声。进屋一看，才知道不在屋里。

我心里暗暗着急，表面却说：“没关系，我们等他。”

程大娘怕我们久等，招呼她小女儿说：“老五，去看看你哥，是不是在山砭上，叫他赶快回来。”

坐等时，我们打量了一番队长的居室。屋里陈设简单，唯一床一桌一椅而已，但墙上却居然挂了把二胡，桌上还搁着一支笛子。床头枕边是一本翻开的书，没想到还是伏尼契的《牛虻》，世界名著，文革禁书。这队长看来不是一般的农民。

正猜想中，一位青年走进屋来。彼此一聊开，很快毫无间隔。这程队长基本就一文艺青年，目光炯炯，英气勃勃。说起来年龄比我和杨宗遨还小点月份，喜欢操琴弄笛，笛子二胡全是他自己做的。说这话时，很有几分得意，而且一拉一吹之间，也小有架势。恰遇着我们都是学校宣传队的，杨宗遨是首席二胡，我也能吹笛子。三句话下来便拿了二胡笛子切磋。就连最小的冯玉文，也可以把二胡拉得抑扬顿挫，让程队长啧啧称赞。

说起枕边小说《牛虻》中的人物，亚瑟、琼玛、蒙泰尼里，彼此也很投机。程队长显得格外兴奋，他滔滔不绝的说着，我们也滔滔不绝的听着，但我心里一直在想，金主任和他联系了吗？怎么聊了半天，完全不提这码事呢？正不知如何开口，程队长却说：“快下午了，你们也别走了，待会儿就在我这儿吃饭。”就大着嗓门朝外边喊叫说：“娘，多煮点饭！”

我到底放心不下，憋不住问道：“程队长，我们想来你这儿插队落户可以吗？”

他扫视了我们一眼，豪爽地说：“可以呀，来就是了。”

没想到如此顺利，完全没费口舌，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几十年后，回忆起当初的这一幕，不免感慨良多。几百万城市学生，在正当求学的年龄，一夜之间，一个指示，全部下乡。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极少数抗拒下乡的学生，因为拒绝响应号召，从此失去招工机会，影响终其一生。而绝大多数下乡的知青，一开始便面临黑色幽默：这个国家所有的招工、招生、征兵，事前都必须通过严格的政审、体检，合格者方能进入工矿企业、机关单位、部队。唯独知青下乡，无需任何政审体检，完全零条件。所谓“广阔天地”，它的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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