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传承是明月

中国人讲门第，重出生。祖上剪径大盗，今日帝王将相，最后大抵都要附庸风雅，往书香门第和行善积德人家靠近。

晋明帝时，丞相王导侍坐，晋明帝问起祖上得天下的情形。王导不加隐饰地叙述了司马懿创业时的勋劳和种种残忍手段，又说起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时的所作所为，晋明帝耳不忍闻，非常羞愧，把脸埋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晋朝的天下怎么能够长久呢？）

晋明帝的这种表现，说明他良知未泯，对祖先篡夺天下的狠毒手段和阴谋诡计深感羞耻，并推断东晋的国运不会长久。

所以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传统家庭，婚姻都看重出身，育儿都注重家教。

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家教，是千千万万家庭中的一个。

1901年，东南沿海的福建厦门，一个叫钟世藩的男孩来到人世。也许上天要刻意磨炼他，当这个男孩还不到9岁时，父母便已双双亡故。

9岁那年，他被人带到上海，给一户有钱人家做仆人。

寄人篱下的钟世藩，并未消沉自己的志向，他一边给主人家做工，一边刻苦学习，到后来居然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由美国人创办，实行严格的淘汰制，钟世藩这一届，考入协和的学生有40人，最终只有8人拿到学位，钟世藩就是其中之一。

1930年协和医学院毕业生合影

1930年，钟世藩从协和毕业，越洋跨海去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留学，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后，又回到中国，在协和医学院担任助教。

这期间，钟世藩遇到了也是来自厦门的廖月琴。廖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廖小姐是大家闺秀，从小浸染诗书，在鼓浪屿毓德女中毕业后，即考入了协和高级护校。两人身处异乡，在交往中彼此仰慕，相互吸引，结下了深厚情感。

1933年，清风送爽，瓜熟蒂落，钟世藩与廖月琴结为了夫妻。

第二年，钟世藩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学习病毒学。两年后，回到国内，出任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任。1936年，大儿子钟南山出生，产房就在父母工作的南京中央医院。医院地处钟山以南，景色优美，钟氏夫妇为纪念儿子的降生，也希望儿子将来能像高山般稳健厚重，遂为儿子起名钟南山。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遭日机疯狂轰炸。钟家房屋炸塌，才一岁零两个月的钟南山，被压在了废墟底下。死里逃生的廖月琴脱险后，突然发现孩子没了，心慌意乱中万般焦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幸亏钟南山的外婆很是镇定，她带着女儿找到外孙所在小床的方位，在一片瓦砾堆里，把钟南山扒了出来。廖月琴见到失而复得的儿子，喜极而泣，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钟南山后来回忆往事，讲述他当时脸色发紫，再晚一步可能就救不活了，是外婆和母亲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决定中央机关内迁。钟氏夫妇带着儿子离开南京，一路颠沛流离，先是来到湖南长沙湘雅医院，后来又与医院同事辗转来到贵阳。

此时的钟世藩，担任贵阳中央医院的院长兼儿科主任。

1941年，廖月琴生下小女儿，取名“钟黔君”，其中“黔”字代表孩子的出生地。从此，钟南山有了一个需要他呵护的小妹妹。

钟世藩整日忙于医院工作，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落在了廖月琴肩上。自幼饱读诗书的廖月琴知道，教育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夫妻二人以其自身对工作的敬畏，对患者的悉心诊治，以及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让钟南山兄妹从父母身上，得到了润物细无声般的滋润。

在贵阳，这个下江人集聚的城市，有段时间物价飞涨，绝对应了那个“贵”字。艰难的日子，一言难尽，作为母亲的廖月琴，以坚韧的毅力，承受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却能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心安即是家，两个孩子，连同父母，全家四口，相守一方，虽说生活不易，却也其乐融融。

从1938年到1946年，整整八年时间，贵阳记录了钟世藩夫妇难忘的岁月，也留给了钟南山兄妹一口道地的贵阳口音。抗战胜利后，钟世藩出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卫生署高官，让钟世藩携带全家及医院现金，连夜撤往台湾。钟世藩几经权衡：选择了留在广州，还把13万美元现金保存了下来。广州解放后，钟世藩将医院所有财物，全部上交给了当时的军管会。如今广东省人民医院档案室里，还保存着一份已经发黄的档案——《1950年中央医院财产移交清册》。在这本410页的移交清册里，从医疗器械、仪器到药品，从一本书到一分钱，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1953年，钟世藩调任中山医学院儿科主任。儿科是医院最忙的科室之一，很多时候下班回家，钟世藩仍得不到休息，有些家长会带着孩子到钟世藩家求医，钟世藩从不拒绝，有时甚至还会出诊，亲自到病家诊病。

那时，年纪尚小的钟南山觉得父亲太累，为何不能委婉拒绝，让病人去医院门诊。钟世藩对儿子语速缓慢的说：“所谓医者本分，就是治病救人。”这句话，在钟南山脑海里记了一辈子。

钟世藩任儿科主任期间，有两个习惯。一是抽查病历。谁写的病历不规范不整洁，都会受到他的严厉批评。钟世藩有一句名言：“病历是写给病人看的，人家都看不懂，你写来干嘛呢？”病历是医生的名片，也是医院的名片。从一个医生所写的病历，就大致可以看出他的医德和医学水准；看一个医院的质量，首先看它的病历。病历能反映一位临床医生的临床思维和学识水平，是临床医生的基本功之一。

钟世藩书写的病历

种世藩的第二个习惯：是喜欢查房。中山医学院的儿科医生，最怕钟世藩查病房，因为钟主任查房时，要求医生把病历和检查报告先交上来，医生必须脱稿作陈述报告。如果报告时结结巴巴或言不及义，钟世藩会立马中断查房，掉头而去。对当事医生而言，这是一种极为严厉的批评，所以没有一个医生敢于粗心大意。

钟世藩是中山医院的一级教授。现在中山医院的老教授，很多都是他的学生。中山医院老教授开的处方里，低于10元的有8万多张。他们看病有一个习惯，能够吃药就不要打针，能够打针的就不要输液，能够用便宜药的就不要用贵药。这样的看病习惯，就来自老师钟世藩的教导。

有学生曾问：“老师，什么是医德？”钟世藩回答说：“用药简单有效，价廉安全，就是医德。”

1950年代，科研条件非常有限，科研资金也非常紧缺，为了研究乙型脑炎病毒，钟世藩省吃俭用，用省下的钱买回三四百只小白鼠，在家里建起了实验室。当时有个笑话，如果有人问：“钟世藩的家在什么地方？”马上就有人答：“你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浓，那就是他家。”

这个小白鼠实验室，给钟世藩带来了两大收获：首创了用胎鼠作为分离病毒的工具，也让儿子钟南山喜欢上了医学研究。钟南山天天帮父亲喂养老鼠，在父亲的熏陶下，他慢慢喜欢上了医学，并把做医生作为自己人生的理想。

小时候，钟南山很淘气。妈妈给他钱，让他交学校伙食费，他竟然把这笔钱拿去买零食和玩具。终于有一天，事情露馅了，钟南山以为大难临头，父亲一定会把他痛打一顿。结果钟世藩没有动手，而是把儿子叫到跟前，告诉他说：“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你自己想一想，你这么做是不是诚实？”

这样的质问，比打一顿让钟南山感受更深。他后来回忆说：“这比打我一顿对我刺激更大，父亲这句话让我明白了，人生在世，诚实比机灵重要。”

1955年，19岁的钟南山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医学院。在北京念书期间，钟南山体育成绩好到爆。1958年第一届全运会，钟南山以54.4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400米的跨栏全国纪录，不仅如此，他还夺得了男子十项全能亚军。全运会结束后，北京体委找到他说：“你来我们这里做职业运动员吧！”

那时候，搞体育当明星是很风光的，钟南山有点动心了，回家征求父亲意见。钟世藩回了儿子这样一句话：“钟家的优良传统有两个，第一就是要永远有执着的追求，第二办事要严谨要实在。”

听完这句话，钟南山脸红了。这种来自羞惭的内省，使中国少了一个优秀运动员，却多了一个呼吸病学专家。

1960年，大学毕业后的钟南山，正准备大展拳脚时，“运动”来了。由于钟世藩在美国留过学，还做过国民政府医院的院长，所以成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钟南山受父亲牵连，被下放去做校报编辑、做锅炉工……

这一做就是11年。1971年，钟南山终于回到了广州。钟南山回到广州后，一度有点灰心丧气。一向沉默寡言的钟世藩，有天突然问钟南山：“你今年几岁了？”

“35岁。”

钟世藩叹了口气：“喔，都35了，真可怕。”

那天晚上，钟南山失眠了，他知道父亲这句话的意思，“都35了，还一事无成。”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钟南山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

离开医学11年，要从头开始实在是太难了。在广州四院上班的钟南山，第一次出诊就出现了误诊，将一名胃出血病人误诊为“结核性咳血”，成了医院的大笑话。但在父亲的鼓励下，钟南山没有气馁，他坚持每天最早去医院最晚下班，在一年时间里，写下了四大本医疗工作笔记，体重掉了12公斤，很快就胜任了临床工作。

在“追回时间”的钻研中，又是父亲的一句话奠定了钟南山的治学态度。有一次，他跟父亲一起出诊，遇到一个尿血的孩子，钟南山说：“这应该是结核。”钟世藩听了，很严肃地反问：“你怎么知道他是结核？尿血可能是结核，也可能是膀胱炎，还可能是其他炎症，你凭什么说他是结核？”

一句话就把钟南山问得哑口无言。接着，钟世藩说了一句让钟南山永生难忘的话：“医者人命，没有十足的证据，不可轻下判断。”这句话，从此成了钟南山的座右铭。

1970年代，中国流行慢性支气管炎。当时全国搞了一个普查，结果显示3.82%的中国人患有慢支炎。周总理发出号召：“开展群防群治。”但当时的医生都不想参与，因为“治咳不治喘，治喘不露脸。”这句经验之谈告诉临床医生，没有谁能真正治好慢支炎，去做这个工作做不出成绩，医生们都不愿去。

组织上就找到钟南山。钟南山开始也有点不愿意，他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钟世藩说：“捡难的事做未必是坏事。”于是钟南山去了慢支炎防治小组。在五年的研究中，他与侯恕合作，

写下了论文《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

1978年，在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上，这篇论文获得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钟南山名声大振。1979年，钟南山获得了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的机会，这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被国家派出去深造的留学人员。

钟南山从这里起航，一步一步地成了中国顶尖的呼吸内科专家。听从父亲的话，选择难走的路，再次成就了钟南山。

1970年代，广州市图书馆，多了一位白发老人，他每天最早到，最晚离开，这个人就是钟世藩。退休后的他，天天在这里查资料、做笔记。钟世藩想干嘛？他说：

“中国广大基层医院很难用到先进仪器，儿科门诊还停留在很原始的症状、体征问诊上，所以我想写个册子，把这辈子积攒的经验留下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当时，钟世藩的视力已经不行了，他两眼有复视，看东西重影，所以只能用手捂着一只眼睛写，累了就再换另一只眼睛。后来视力实在不行了，他就把整个脸贴在桌面上。钟南山见父亲如此辛苦，非常心疼，劝父亲不要再写。钟世藩有点生气，回答说：“不写了我干什么？等死吗？”然后，他对钟南山说了一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能留下点什么东西，那他才算没有白活。”

已经不惑之年的钟南山听到这句话，浑身一震，从此，这句话也成了他的追求。

耗时四年，钟世藩终于完成了《儿科疾病鉴别诊断》。钟南山看完父亲的序言后建议：“在序言中加上一句语录吧！”

钟世藩坚决不加：“这是医学著作，不是政治宣传。”

“有时候需要讲点政治。”

“对医生而言，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

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售罄，之后再版了5次。钟世藩也拿到了1500元稿费，他把稿费分成两份，一份1000元，一份500元，多的这一份，他给了帮他抄写手稿的人。

1987年，钟世藩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两天，他还在跟儿子探讨磁场是否对病毒毒性有作用。临终时，他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他反复叮嘱儿女，一定要把他的骨灰与妻子廖月琴的混在一起，同时投入大海……廖月琴此前因不堪羞辱，已死于文割。钟世藩把妻子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的卧室里。

廖月琴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廖月琴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高级护理专业。49建国后曾担任现在的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曾被派到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钟世藩、廖月琴都是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抗战时期夫妻二人曾在国立贵阳医学院工作过。从这个渊源上说，今天的贵州医科大学，她的主要“血脉”就来自协和，故有“小协和”之美称。我是因为撰写这篇文章，才知道钟南山是贵州医科大学的名誉校长。当我敲入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为贵大追根溯源的求实精神，感到由衷的敬重。

1987年6月22日，钟世藩离开了这个他救助过无数患者的人世。而作为一个家族的精神风貌，已经在几十年的岁月里，深深地浸润在了儿女的血脉之中。

“真药救人，真话救世。真话和真药一样重要。”这是父亲钟世藩留给儿子钟南山的最珍贵的遗产。

84岁高龄的钟南山，这次武汉肺炎，又一次逆行出征。在与央视《新闻1＋1》的直播连线中，一锤定音，以真话向世人发出警示：新型冠状病毒肯定存在人传人的现象。由此正式揭开了封堵围歼新冠病毒的序幕。

材料及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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