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压抑

高中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少年时期的性压抑

父亲给我起名的原则是，要让孩子从小会写自己名字，也容易被人记住——姓高的，生在中国，于是乎高中。这名字也是中性的中，中庸的中。

　　三十四岁前我从未和女人接过吻。有其父必有其子。我父亲恐怕是天下最本分的男人。妈妈去世前说，最对不起爸爸的，就是从没让他碰过别的女人。我知道，爸爸是心甘情愿的。他们共有七个孩子，五女二男，男的我排第二。哥哥生性腼腆，优柔寡断。妈妈对我说：红灯没停，不能绿灯先行，哥哥没找女朋友没结婚，你就不能抢先。我十分孝顺，可最终还是先结了婚。哥哥至今未娶。

　　包括幼儿园部，我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待了九年。考初中填写志愿，我在父亲的好友汪宝熙（八中教导主任）家坐了一晚上，在四中和八中之间犹豫不决——我哥在八中，可四中名声大，我第一志愿还是报了四中。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九年，我在北京四中度过了七年的光阴。

　　性压抑在所有男校是普遍现象，在禁欲的时代更是如此。性压抑往往可以其他方式转移或释放，比如刻苦学习。文革爆发后，性压抑就跟着转到政治上去了。

　　小时候玩“过家家”什么的，对性却一无所知。在实验二小，我喜欢上石玲玲，她聪明活泼。四十多年后，在巴黎换乘地铁去中国城，问路时觉得眼熟，一细问，果然是她。

　　在实验二小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妈妈将口粮分给孩子们，自己因营养不良而浮肿。每次开饭，我用筷子敲着碗碟念念有词：妈，我饿，我要窝头！早上出家门，妈妈塞给我的饼子，半路被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从身后抢走，两口就吞下去。考初中的作文题目是“一天的早晨”，我写的是一个衣衫褴的人，早上去偷军属老大娘仅有的一只鸡，被我发现并制止。大概基于亲身经历，写得真切动情，我得了满分。

　　上四中第一年，粮食紧张，体育活动暂停。我们班生活委员张大力，他父亲是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研究员。有一天，张大力带来一盒蛋糕，让大家分享。大家狼吞虎咽后，他宣布这蛋糕完全是用苍蝇做的，蛋白质丰富，且无菌。我们全都傻了。

　　我的初恋情人叫香莲，两家父母是好友常来常往。上初一那年，一天晚上我躺在自己房间，听大人在外屋聊天。母亲们说到香莲和我是天生的一对，将来结婚就成了亲家。一句戏言引发我的性冲动，想着香莲的可人之处，我头一次手淫，把床单弄湿了一片，第二天早上妈妈不声不响拿去洗了。

　　一个同学擅长画画，他寥寥几笔就勾出女人胴体。我觉得很神秘，转身告诉别的同学，他却告诉他家长。于是家长会有了对班主任的质疑：为什么学生在校画裸体画。我很不自在——由于传言导致一场风波。

　　班上教政治的女老师，年轻漂亮，皮肤白嫩，胸部高耸。她举手投足，引起同学们内心的躁动。一个同学在课堂上所答非所问，在团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检查：他上课时走神，没听见老师讲什么，夜里总是想着老师的胸部手淫。于是大家上纲上线，一顿狠批。这个同学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虽说我并没太注意那位老师，但引以为戒——克己自律，关键是守口如瓶。后来那个可怜的同学才知道这是青春期最普遍的生理现象。在校友聚会上回首往事，他大呼上当。

　　“抄家”开始不久，华一家倒了大霉。她父亲辛野是正骨医生，曾任国民党骑兵中将，起义后改行行医。我自幼淘气，伤筋动骨是常事儿，都是他治好的。华内秀矜持，深居简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是我心目中的公主。红卫兵来“抄家”，先把她母亲剃成了“阴阳头”，罪名是嫁给了起义将领。他们全家被关在后院阁楼上，大门贴上封条，全家手脚被缚，大概挣脱时弄出噪音，邻居以为有坏人撬门，通知那帮抄家的红卫兵。她们遭到毒打。她母亲自认清白，激烈抗辩，被打得奄奄一息，在运往火葬场的卡车上还一息尚存。

　　文革打破了男女校的隔绝状态。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我实验二小的同班同学，文革初期担任师大附中革委会主任，常到四中看大字报，与我互有来往，我们也到邻近女校串门。有一天，一个女孩到四中找熟人，闯到我单人独处的教室。我们攀谈起来，甚是投机。她身穿崭新“国防绿”军装，当时是最时髦的。大概是出身名门的缘故，她比同龄女孩子早熟得多——嘴唇红艳，秋波顾盼，散发着奇异的体香。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她滔滔不绝，讲到与男友私奔。她身体离我越来越近，目光变得呆滞，突然轻声问我：你说，拥抱和接吻犯法吗？我呆若木鸡，毫无反应。时间好像停滞了，直到她离去。

　　第一次肉体接触终身难忘。那女孩是我妹妹同学的姐姐，叫瑞香。全家兄弟姐妹八个，女孩在我们那一带最出众。她母亲是国民党某战区司令的五姨太，住深宅大院。一天，我带俩妹妹和瑞香的妹妹一起去游泳。进陶然亭游泳池深水区收费一角，我是大哥，门票自然由我包了。回来瑞香不肯，撕扯着非把钱还给我。她两手握住我的曲池穴，一股电流直冲头顶，后来当赤脚医生，才知道那是“得气了”。我一礼拜神不守舍，那臂弯滑腻的感觉挥之不去。

　　有人说，游泳池男女混泳可致使女孩怀孕。我还真信了，游泳时我尽量避开瑞香，却一不小心撞上了别的女孩。四十三年后，日本电视台报道，瑞香在日本非法居住十七年，涉足滚珠赌博店、按摩、汽车修理等行业，家财过亿，却不幸遇刺，死在东京六本木的豪华公寓中。

　　在男校除了智力，还得比肌肉。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比我们高几年级，全市中学生比赛铅球第一。那天，他在球场练投篮运球，我不知好歹上前断球，被他健硕的身躯弹到场外。我参加舢板队，与高三同学一起划舢板，胸大肌、肱二头肌有了明显长进。我家住在西单附近，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学，我把重达五公斤的铁砂袋绑在腿上。每周至少一次，我带着绑腿绕操场跑二十圈，汗流浃背。可体能消耗对性压抑并没多大缓解作用。

　　“大串联”给我带来和女生接触的机会。外出要“校革委会”开介绍信，被拒绝了，让我坐立不安。三个姐姐外加邻居的张晓燕姐姐，还有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几位女同学结伴而行，把我也捎上。第一站上海，再从那儿搭民主五号轮船去青岛。谁料到我扁桃体发炎，持续高烧，躺在上海某中学教室地铺上。男女宿舍分开。在空旷的大教室里，我嗓子冒烟，脑袋昏沉沉的，无助地望着天花板。忽然一只小手放在我额头，原来是师大女附中的孙某某。她为我买面包打开水，体贴备至，整整陪了我两天，直到痊愈。虽朝夕相处，我却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回到北京，生怕别人说闲话，我从未去师大女附中找过她。

　　女一中有个漂亮女生，姓庞，我们管她叫“螃蟹”。她经常带几个女生到我们“战斗队”来玩。她机智幽默，性格开朗，总是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那时候辩论会很多，多半在高校。我哥是北航毕业的，我们常去北航听大学生辩论。那次辩论会一拖再拖，直到晚上十点才开始。与我们同行的是“螃蟹”和几位女一中同学。辩论会两点半才结束。当晚已无公交车，我们又困又累，决定在北航的教室席地而睡。“螃蟹”咯咯笑个不停，说她爹肯定今夜睡不着了，她模仿着她爹的口气：“夜不归宿啊！”我们俩找了个墙角，用桌椅围起来，为御寒保暖。我们各自盖着大衣，她紧挨着我，背过身很快就睡着了。我似睡非睡，心神不定。她忽然转过身来，和我面对面，气息扑面，秀发飘拂。更出人意料的是，她在梦中突然抱住我，把我吓得直冒冷汗，浑身僵硬。我最终轻轻推开她，翻过身去，却一夜无眠。

　　戴士和在文革中以画毛主席像出了名，一进四中正门的影壁，总是贴着他的巨幅画作。一九六八年某个冬夜，我去戴士和家，请他画毛主席与陕北农民交谈的插图，做油印校刊的封面。没有钢板，我们到附近的民族学院附中去借。民族学院附中坐落在西单的仿古深宅大院中，从西厢房的耳房透出光亮，我们推门而入。屋里坐着一位身穿彝族服装的妙龄美女，唇红齿白，目光深邃，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中，在幽深冷清的大院里，她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我和戴士和全都看呆了。

　　我首先打破窘态，说明来意，她很随和，于是攀谈起来。我突然问，你是黑彝还是白彝？这问法极有挑衅性：在彝族，黑彝是奴隶主，白彝是奴隶。解放后我党将不少奴隶主的后代招到京城进行教育，除了进行改造，或许还有某种人质意味？她扫了我一眼，抿嘴微微一笑，反问道：“你说呢？”

　　回忆这一幕，多年后我和戴士和一致认为，她是我们一生所遇到的最美丽非凡的女人。

　　本文选自《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曹一凡、维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