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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23日，几个人来到北京朝内大街203号，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一份平反决定。宣布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关露平静地听完了平反决定的宣读，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激动。她的汉奸罪名是和潘汉年的反革命集团案连在一起的，只要潘案没有彻底解决，她的罪名就永远留着一个尾巴。源于1955年的那场潘案，有2500人遭到逮捕，也有回忆说是3000人。关露只是其中之一。说到关露，许多人会一脸茫然，不知所云。但说到老电影《十字街头》，上世纪的中国人几乎无人不晓，片中的主题曲《春天里》，脍炙人口，被广泛传唱。民国过来的许多人，就是唱着这首歌曲成长的。它的原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但极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就是女作家关露。关露，原名胡寿楣。1927年，20岁的她，先后就读于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23岁时，在南京《幼稚周刊》发表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后成为著名作家，与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那时候的关露，在一般文学青年眼中，已经需要仰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梅益，1936年第一次去见关露，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家中，关露身穿一袭曳地白色长裙，手拿书本，很优雅地坐在一张扶手椅里，温和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刚从北平来的文学青年。整个谈话过程中，梅益一直双手扶膝，连椅背都没敢靠。此时的关露才29岁，已经凭借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上海文坛。她的另一个秘密身份是左联成员，并且早在4年前即已加入了地下党。抗战爆发，关露用手中的笔参加战斗，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使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1939年底，是关露一生的转折，从文化人转入了间谍工作。关露有个妹妹叫胡绣枫，与汪伪政府特工总部“76号”头目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是复旦同学。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捕后，叶吉卿走投无路，是胡绣枫接待了她，李士群对此一直心存感激。因为有这层关系，党组织决定派胡绣枫去南京策反李士群。适逢胡绣枫在重庆有事，脱不开身，于是向组织推荐了姐姐关露。她没想到，此一推荐，竟让关露陷入万丈深渊。毫不知情的关露，此时正在创作她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已进入最后修改阶段。这天夜里，她接到一纸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关露知事情紧急，即刻放下手中的写作奔赴香港。到达香港后，有两个客人拜访了她。其中一个就是廖承志，另一个人则自我介绍说：“我叫潘汉年。”潘汉年带来的任务，是命令关露返回上海，策反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关露接受了这个任务。对此潘汉年特别叮咛说：“今后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事情就糟了。”关露说：“我不辩护。”谁也不知道，当关露答复“我不辩护”时，她是否真正明白了前途的艰险，和这四个字所附加的沉重。但她当时面临的现实，却是必须和恋人王炳南分开。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王炳南时，王炳南送给她一幅照片，背面题词：“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关露则以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相赠。王炳南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从大局出发，两人都只能放下个人私情，握手道别。而关露也在来去香港这段时间，完成了令人惊讶的转身，从一个受人喜爱的左翼作家，突然变身为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家中的常客。在上海，关露开始频繁出入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因为有过去妹妹胡绣枫一层的关系，关露也常常和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一起逛商场、进戏院、出席各种聚会。这样近乎明目张胆的卖身投靠，让许多昔日的朋友侧目而视。当时地下党负责文艺的领导，指示主管诗歌工作的蒋锡金说，今后不要再让关露参加活动了。而关露为了更好的进行策反工作，也主动疏远了与朋友的联系。此时的关露，在昔日的左翼作家眼中，已经成了投靠汪伪政权的汉奸。曾经有段时间，关露想要摆脱这种生活，她给妹妹写信，提到想去延安。接到来信，胡绣枫立刻跟邓颖超汇报了此事，但没有获得批准。随后胡绣枫给姐姐关露回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就这样，继续顶着汉奸帽子的关露，在忍辱负重了两年之后，终于有了收获。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心照不宣的对话。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很快，潘汉年通过关露牵线，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此后，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改由其他同志联络，关露又接受了新的任务。1942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加强文化侵略的需要，日本军部在中国占领区新办了很多中文刊物，大肆招聘汉奸文人。这年5月，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新来了一位女编辑，身材姣好，穿着入时，她就是此前在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公馆进进出出的关露。作为编辑，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关露也做一些掩护进步文化青年的工作。1943年7月，《女声》杂志决定派关露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来自中国的十几名代表要全部登报，并附照片。事关重大，关露很是犹豫，她知道，一旦登报，白纸黑字，自己的“汉奸”罪名就再也洗刷不掉了。就在这时，潘汉年派人送来一封信，要她带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当时在华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而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友人中，就恰好有秋田教授。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关露只能把自己再次和汉奸捆在了一起。在日本开会时，日方要求中国代表每人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关露分到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借口范围太大，将题目换成了《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新题目只谈如何克服语言障碍，以利交流，而回避了吹捧军国主义的内容。会议期间，关露利用交流的机会，不动声色地将信交给了秋田。应该说，上面两件事，于公于私，关露都做得很好。等到返回上海，却意外听到两个消息。一是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暴毙于家中；二是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报上有文章痛斥她是“无耻作家”。两年后，日本宣布投降，日月重光，对汉奸的清算拉开序幕。在国民政府《汉奸惩办条例》尚未出台以前，社会上已有人散发小册子，将关露置于“文化汉奸”之列。此时上海地下党接到密报，关露的名字，已经列入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名单。因为担心关露一旦被捕，会暴露我方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于是采取紧急措施，安排关露暂避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将她雪藏起来。起初，关露以为回到自己人身边，可以堂堂正正做人，昂首挺胸做事，却没想到，她的敏感身份，会从此如影随形依附于她。在新环境中，她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却被告知必须更换署名。《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对她说，如果在党报上出现关露的名字，会造成恶劣影响。朋友也纷纷劝她，为了党报的荣誉，应该忘掉关露这个名字，不要计较个人得失。闻听此话，关露忍不住当场失声痛哭。心情尚未平复，更大的打击又接踵而至。6年前互赠信物的恋人，1946年再度相逢。此时，王炳南已与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婚，39岁的关露还是单身一人，6年前的相期相许，眼下正是瓜熟蒂落，谈婚论嫁的时候。但两人谁也没想到，在他们面前，会有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那年，王炳南身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可常乘军调处飞机来往于南京与苏北根据地之间。有一次，王炳南乘飞机去看关露前，按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夫妇汇报了自己与关露的恋情。王炳南离开后，周恩来感觉两人的结合对党不利，邓颖超闻听，立刻赶到机场将王炳南拦了下来。邓对王炳南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经历特殊，被群众认为是文化汉奸。你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如果你们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王炳南随即给关露写了绝交信。关露这才明白，自己失去的，并不只是政治地位，连个人情感也被剥夺。哀莫大于心死，从此，这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彻底封闭了自己的情感世界，选择一人孤独终老。然而悲剧这才刚刚拉开序幕。曾经，她遭遇的只是不能公开身份，还她一个清白，只要隐姓埋名也就罢了。然而到了1955年，那个说服她从事特工的潘汉年，在上海市副市长位置上突然翻船，因“汉奸”“日本特务”等罪名遭到逮捕，牵连到关露。1939年，潘汉年派遣关露到李士群处卧底，目的是为自己亲自出马铺路。因关露的出色工作，才有了潘汉年和李士群的秘密会面。再后来，潘汉年被李士群领到南京去见汪精卫。这次未经请示也没有汇报的见面，为后来埋下祸根，连累关露也被作为潘案成员逮捕下狱。1957年，在关押了两年后，关露被释放出狱，但不给结论。10年后，文革兴起，关露再次受潘案牵连，被囚禁在秦城监狱，时间长达8年。1975年，关露终于获得释放，出狱时，档案上写的是“定为汉奸，不戴帽子”。审查处理报告写的是：“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的作用。”出狱后的关露从补发的1万多元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在香山东宫村买了房子。这是一座带小院的平房，条件简陋，连自来水都没有，但遍植绿树香花。那段时间，她的单位关系被转到了文化部，每月只能领取打了折扣的生活费，直到平反后才发给她全工资。她是1930年代参加革命的，定的工资仅仅是文艺11级，而外甥女婿却已是文艺3级。为了能够继续写作，她坚持在香山跑步，虽然步伐很慢，但身体看上去还显得“轻健而匀称”。1980年“五一”节，她突然中风，事前并无预兆。郊区不方便看病，不能再住东宫村了。经多方努力，好说歹说，文化部终于答应借给一间宿舍。宿舍位于朝内大街203号筒子楼一楼，阴面，其中一面墙紧挨公共厕所，因受潮白灰脱落。冬天暖气不热，必须另生一只煤炉。地面是坑洼不平的土地。屋内安两张折叠床，一张是关露的，一张是保姆的。胡绣枫一辈子深感内疚，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不是她向潘汉年推荐了姐姐，去“76号”的人应该是她，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应该是她。可这一切，都是姐姐关露替她做了。“关露中风后，没有偏瘫，就是全身疼痛，经常说疼得像刀割一样，无法入睡”。在协和医院查不出病因，托人找来一位大夫做按摩，大夫按摩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关露的疼痛主要是心理上的，不是生理性的，治疗和按摩都收效甚微。大家给关露买了一个洋娃娃，保姆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关露很喜欢，把娃娃放在枕边，替娃娃盖上被单，有时抱起来看看。有段时间，十一二平米的小屋，安放了3张单人床和最简单的用具之后，就再也放不下一张小书桌了。自愿前来陪伴她的结拜姐妹陈慧芝，只能靠在床上写字，这让关露于心不安，为此写了几次申请，希望能多一间房，但一直没有解决。最让关露痛苦的，是她发现记忆力不行了，也写不了字了。进入49年后，除了《苹果园》和狱中诗，33年中，她没有发表过一部作品。“第一次出狱后写的长篇小说，抄家后没有了下落。第二次出狱后她曾经雄心勃勃要大写特写，但中风让这个希望成为了泡影”。1982年，“潘案”在陈云和廖承志的过问下终获平反，最终还了关露所有的清白。当丁玲亲自上门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关露的眼圈红了，她叹息说：“真的吗？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然而，又是一个谁都想不到，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安眠药自杀了。她忍死以待数十年，尘缘已了，这个世界对她来说，已经生无所恋。她的外甥女李康将和李稻川都记得，这一天极冷。两人接到电话分别打车赶到朝内203号时，天色已经黑了。屋里只有关露一个人，身体还是温热的，是保姆小金回家后首先发现关露出事的。关露躺在床上，穿戴整齐，衣着洁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平静而苍白。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两个小药瓶。大家本想给关露守灵，但天气实在太冷了，只好锁上门，各自回家。陪伴关露的，只有那个她喜欢的洋娃娃。12月16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简单地举行了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因为是自杀，没有致悼词。有个不属于文化部的老人，站在圈外，一言不发，默不作声。从关露的遗像前走过时，他深深地俯下身来，连续三鞠躬。他应该还记得那幅照片，那照片背面有他的题词：“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他没有做到。这照片的背面，也有关露题写的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参考资料：
1、黄卫《红色女间谍、著名作家——关露》
2、关露：一个红色女间谍的“无间道”
3、沈芸《祖父夏衍与隐蔽战线》
4、百度百科《关露》
5、百度百科《李士群》
6、《传奇经历：女特工背43年汉奸骂名，平反后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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