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座丰碑，他叫颜福庆

原创徐敏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他说：真正的医生赚不了钱

张文宏毕业的上海医科大学，首任院长就是颜福庆。张文宏在谈到自己从事医疗工作的贡献时说，“和颜福庆老先生比起来，我做的一切都不值一提”。

我们曾经是一个十分懂得感恩的民族。对于家族，我们有宗族祠堂；对于地方贤良，我们有乡贤祠；对于施行惠政的地方官，我们有名宦祠。以至于修桥筑路，开堰灌田，都会记名于功德碑，命名以主持者。何也？吃水不忘挖井人也。

然而，我们又曾经忘恩负义，以破四旧的名义，摧毁传统文化，将所有感恩的对象，一概推翻打倒。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人物，是亚洲第一位耶鲁博士，他为现代中国留下巨额遗产，经他之手，创建了一流的医科大学，建成了一流的私立医院，培养了无数的医学人才。但他的结局令人心痛，他86岁时，需要住院治疗，却被自己创建的中山医院拒之门外。

那个毫无人性的社会忘了，他就是创建这所医院的首任院长，他叫颜福庆。

颜福庆

他这一生，奉献医学，百折不回，因为他的家庭经历，给过他惨痛的记忆。

6岁时，父亲颜如松感染伤寒去世；10岁时，三哥因患脑膜炎死去；16岁时抚养他长大的伯父颜永京，因糖尿病离开人世。一连串的不幸遭遇，让他立志学医，以解救和他的亲人一样，在疾病中痛苦挣扎的患者。21岁那年，他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进入上海同仁医院做实习医生。第二年，清政府招募劳工去南非挖掘金矿，需要医生同行，颜福庆毅然作出决定，报名前往南非。1904年，颜福庆搭乘轮船，与华工一道，来到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

颜福庆在南非多本金矿担任矿医。金矿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环境危险，常常有尸体从矿井抬出，而在两三百米井下劳作的矿工，会感染多种疾病。作为一个从医不久的医生，他深感自己的知识不够。1906年秋，颜福庆决定前往美国留学深造。

临行前，一群曾经接受过他治疗的矿工，和他握手道别，依依不舍，充满感激地赠送给他一枚金质纪念章，让颜福庆感动得热泪盈眶。

来到美国，颜福庆进入耶鲁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读书期间，为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他利用课余时间到餐馆帮工，到图书馆当管理员，赚钱补贴生活。他还把从上海带来的中国茶叶，装进漂亮的礼品盒，用英文写上“帝国牌”的商标，挨家挨户上门推销。

有一次他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大门，主人家看也不看，直接说“不需要”就拒绝了他。关上门后，主人回到沙发上休息，又听到有人敲门，跑去开门一看，还是刚才那个敲门的年轻人。

颜福庆热情地说：“我的茶叶和一般的中国茶叶不同，都是新品种，特别芬芳，您可以尝尝。”

美国人看他一脸的真诚，感动了，就掏钱买了茶叶。

1909年，27岁的颜福庆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

1910年，颜福庆回到祖国，应聘到湖南长沙雅礼医院担任外科医师。雅礼医院最初成立时，仅只美籍医师胡美一人。颜福庆加入该院后，胡美博士感觉如虎添翼，称颜福庆是“上帝送给长沙的礼物”。

辛亥革命后，谭延闿任湖南省督军。有一年，其母患大叶肺炎，病势沉重，百医无效。后延请颜福庆上门诊治，热退痊愈，让谭延闿看到了西医的非凡之处。颜福庆利用这个机会，说服谭延闿以湖南省的名义，与雅礼会合办一所学校，定名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合约为期10年。最初，合约送至北京立案，被驳回，后经多方斡旋，合约终获批准。

经过一番筹款和购置地产，兴建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又将教会办的雅礼医院扩大为湘雅医院。医校、医院迁入新址后，望衡对宇，面貌焕然，相得益彰。医校毕业生毕业，由湖南省发给毕业证书，通过雅礼会经美国康州大学授权授予医学博士学位。那段时间，学校气象日新，蒸蒸日上。

1926年秋，北伐革命军抵达湖南长沙，当地爆发了学潮、工潮，一些学生投身北伐革命军，学校动荡不安，外籍教师纷纷离校，颜福庆也被迫离开长沙，应邀前往北京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职期间，颜福庆深感寄人篱下，决心要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规模较大的、设备比较齐全的医学院。

当时，正值第四中山大学计划设立农、工、医、法、商等8个学院，经颜福庆与第四中山大学校方商议，将医学院设在上海，校方邀请颜福庆担任首任院长。

1928年6月，颜福庆辞去北京协和医学院职务，乘火车回到上海，正式到上海医学院接手工作。

学校创办后，便与中国红十字会协作，接办了该会的总医院，作为学校的教学医院，由颜福庆兼任医院院长。

这时，颜福庆有了一个更大的计划，他要创办一家具有更大规模的属于上海医学院的实习医院。1929年，颜福庆完成了建设医院的计划书。1930年，颜福庆正式向社会发出创建中山医院的倡议。

1931年1月17日，中山医院发起人会议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实业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孔祥熙、孙中山之子孙科、沪上名流王一亭、刘鸿生、史量才等27人与会。会议郑重宣告，上海中国医院筹备会成立，颜福庆担任总干事。

从此，颜福庆开始了他艰巨的筹款征程。

这一年，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逝世，全国各界赠送了巨额丧仪。丧事结束后，颜福庆上门拜访。提到昔日光阴，颜福庆说：“老太太小时候寄居在吴虹玉家，吴虹玉是我的舅舅，我们还是有渊源的呢。”一番寒暄后，颜福庆诚恳地对宋氏大姐宋蔼龄说：“贵府收到的丧仪，如果能用于建造医院，这是替老太太造福啊！”

宋蔼龄同两个妹妹一说，都很乐意，很快，这笔巨额丧仪就转入了中山医院的账户。

犹太人嘉道理，是和哈同、沙逊齐名的世界级富翁，今日的上海少年宫就是他当年的豪宅。颜福庆专程上门拜访嘉道理，希望他能为医院捐款。开始，嘉道理明确表示，医院捐款不在他的考虑之内。颜福庆也不着急，只是告诉他谁谁谁捐了多少，谁谁谁又捐了多少，还夸他是如何的富有仁慈之心。最后嘉道理被打动了，捐赠了中山医院皮肤科的建立款项，成为中山医院的捐款大户。

在颜福庆的不懈努力下，中山医院的筹建得到了宋氏家族、嘉道理、沙逊、张学良等社会名流和浙江政府、海关、银行公会等机构的大力资助。1936年4月，中山医院、国立上海医学院新校舍同时奠基。

3年过去，1939年4月1日下午2时，枫林桥边，举行了国立上海医学院新院舍落成暨中山医院开幕典礼。孔祥熙、段锡朋、朱恒璧先后致辞，接着颜福庆作开幕报告。他激情洋溢地说：“我们认定做医师的人，须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服务医界，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如在学院或医院服务的同人，皆有此决心，则医疗事业，定有相当进步。……”颜福庆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掌声。

当时盛况，上海《申报》和沪上英文媒体都有详细报道，《大陆报》以权威口吻评价说：“这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医学院，与欧美同类医学院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医学中心之一，它将成为中国的新骄傲。”

有段时间，蒋介石曾到中山医院就医，颜福庆安排专家给他做了检查，还拔了几颗牙。从蒋介石入住中山医院那天起，上海的《申报》就有新闻报道，但不是头版头条，而是在第9版牙膏广告的旁边。蒋介石看了报纸，微微一笑，并不觉得自己受到轻视。

此后，星移斗转，天地变色。49年新政权建立，上海医学院被上海军管会接管，并成立了临时管理委员会，颜福庆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1951年，上海医学院改组，颜福庆被任命为副院长。从此，颜福庆工作的政治色彩就越来越浓，已经不能再全身心地投入他的医学医疗事业了。甚至，像对台宣传这样的事情，也会拉他出面。

1956年9月，九三学社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台广播宣传工作的通知》，决定每月安排三到四位社员参加对台广播，九三学社上海市委邀请颜福庆等三位社员参加这项工作。74岁的颜福庆按照上面布置的宣传要求，带着亲自撰写的广播稿，来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音，用浓重的上海乡音普通话，向对岸宣传大陆的建设新面貌。

也是这一年，毛泽东曾在北京宴请全国知识界知名人士，颜福庆受邀坐在毛泽东右边。毛泽东进入宴会厅后，刚落座就对颜福庆说：“30年前，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我就认识你了。”颜福庆一脸茫然。

毛泽东笑道：“当时你是一个知名大学的校长，我是一个无名小卒。”

这一说，颜福庆隐约记起来了，那天下着瓢泼大雨，颜福庆正在办公室，助手进来说：“有一位青年求见，他的妻子刚生下孩子就得了妇科病，希望能免费住院，他穷，没有钱。”时任湘雅医学院院长、湘雅医院副院长的颜福庆说：“让他进来吧。”

随即，一个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诉说了事情经过，希望医院能免费让他妻子入院治疗。颜福庆答应了他的要求。不久，年轻人的妻子病愈出院。颜福庆没有想到，这个年青人会是毛泽东，那位受到免费治疗的女子就是杨开慧。

颜福庆能免费提供治疗，是和他提倡“公医制"的理念相吻合的。他主张不计功利，为社会、为民众服务。他说，医疗“应大众化，不论贫富，村民或城居，均能平均沾益。”20世纪30年代，他邀请知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为校歌作词：“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反映了他的“为人群服务”的思想。他反对在校教师私人开业并以身作则，他极力主张预防为主的方针。在他主持下，学校形成了治学严谨的优良校风，培养出了一大批成绩卓著的医学家和公共卫生学家。

晚年，为了跟上形势，颜福庆仍坚持参加学校内外的各种会议和各项社会活动。到文革前，他已经83岁高龄了。毕竟年岁大了，做政治宣传不是他的本行，专业内的知识他可以记得很清楚，但政治术语他会常常失忆，会重听，会讲错话。有一次，颜福庆面对全院讲话，结束前对着扩音机呼喊口号，本来交代他喊“共产党万岁”的，结果一紧张，就喊成“国民党万岁”了。

全场大惊失色，党委书记陈同生赶忙表态说：“颜老的大节是好的，他大事清楚、小事糊涂。”这才遮掩过去。但到了文革，这件事就成大事故了，被揪住不放，严厉追究。

1966年，84岁高龄的颜福庆受到冲击。6月，上海医科大学贴出了第一张批判颜福庆的大字报，随后，各种帽子，什么“美国特务”、“卖国贼”、“洋武训”等等，就铺天盖地扣在了颜福庆头上。8月31日，几辆卡车开到了颜福庆家门口，跳下来一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颜家大门，在每间屋子翻箱倒柜，野蛮搜查。

然后，又将老人拖到大庭广众之下，横加批斗，头上被扣上一顶超高的纸帽，上书“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祖师爷”，胸前则挂上“我是混蛋”的纸牌。然后逼迫颜福庆左手拿一只铁皮撮箕，右手拿一根短棒，在他创办的校园里边走边敲，口里不断地糟蹋自己：“我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是医学界反动权威的祖师爷，我是牛鬼蛇神。”紧跟在他身后的七、八个教授，同样头戴高帽，手敲撮箕，口中念念有词地咒骂自己。

在批斗会上和游斗途中，颜福庆不断受到拳打脚踢。有一次，有人把写大字报用的墨汁浇在他的头上，顿时墨汁淋漓，连鞋袜也都墨迹斑斑……

家人怕颜福庆想不开，想方设法宽慰他，他却反过来安慰大家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没什么了不起，以前在湖南早看到过‘痞子运动’了，这次也是一样的，革命么，过去了就会好的。”

1968年秋冬之际，工宣队进驻颜福庆的家，对他宣布说：“从今天开始，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你只准呆在卧室里，不能乱说乱动，家属不能进你的房间。”

从那天开始，谩骂声、口号声、朗读语录声，便在颜福庆的卧室里时时响起。一天，一个工宣队队员责问颜福庆：“老家伙，你为什么不自杀呢？”

颜福庆平静地说：“我为什么要自杀？我问心无愧！”

颜福庆原本身板硬朗，走路不要人搀扶，但经过两年多的折磨后，他变得骨瘦如柴，终至卧床不起。

一天，颜福庆肺气肿病复发，家人用藤椅将他抬到隔壁的中山医院急诊室。医生看到“颜福庆”三个字后，向工宣队请示，在工宣队的授意下，医生仅仅给了一点药就让抬回家去。

家里人看见颜福庆呼吸困难，要求医生说：“我们借个氧气瓶行吗？老人回家可以吸氧。”

医生面无表情地拒绝说：“不行！”

颜福庆在藤椅上目睹了这一切，对家人说：“我们回家吧……”

回家的路上，颜福庆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他没想到，人心会变得这般冷漠，自己创办的学校，竟然冷酷到拒绝了自己的治病诉求。从此，他拒绝再去医院。

此后两年，颜福庆再也没有踏入过他创办的中山医院，尽管医院和他家仅仅一墙之隔。

1970年11月29日，老保姆跑来告诉颜福庆的小儿子颜瑞清和儿媳：“老人家大便失禁了。”

儿子和儿媳妇赶了过来，把老父亲扶进卫生间，又把他扶回卧室的床上。

儿子媳妇关切地问他：“不舒服吗？”

颜福庆摇了摇头。

“要不要去医院？”儿子媳妇又问。

颜福庆还是摇了摇头，然后就没有了反应。再看时，老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此时，墙上的挂钟，刚好敲响了十一下。

这一年，他88岁！

就在老人离世前半小时，隔壁上海医大的围墻，无缘无故，突然坍塌。

参考资料：

1、上海故事周末茶座《颜福庆：一位不能忘记的中国医学教育家》

2、百度百科《颜福庆》

3、阿舒《颜福庆：真正的医生赚不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