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不相别

原创何可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顾准：一个不受待见的经济学奇才

顾准

1、

1974年12月3日，一个特别寒冷日子。顾准在期盼中反复挣扎后，终于在子夜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已经扩散，无法医治。顾准心中，死亡并不可怕，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瞑目，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子女竟然与之“死不相别”，没有一个来看他。

回望顾准跌宕起伏的一生，也曾有过常人难以企及的辉煌。他父亲陈文纬原居苏州，后随兄长到上海做棉花生意，娶了苏州一对顾姓姐妹。1915年7月，顾准出生，身为二房长子，他随外祖家姓顾。父亲不善经营，顾准在黄炎培办的学校学习会计，勉强读了两年，家里再也无力供养。毕业后，12岁的顾准就到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了练习生，这个事务所是潘序伦先生创办的。潘序伦是哈佛博士，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

顾准人很机灵，到了事务所，看似做一些简单的杂事，却处处留意，渐渐熟悉了会计事务。有一次事务所开会，顾准忍不住插嘴，语出惊人。主办会计后来对潘序伦说：“顾准这个小学徒，很有造诣。”潘序伦不信，便叫来顾准：“你把你的看法讲一遍。”顾准讲完，潘序伦心头一惊，天下竟有这般早慧的奇才？

于是，潘序伦推荐顾准到会计夜校做讲师，那年他才16岁。顾准凭借惊人的学习能力，没多久，就编写了《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17岁，他便与潘序伦合著《政府会计》。19岁，他跑遍上海所有银行，看账本、借单，写出专著《银行会计》。后来，此书成了中国第一本银行会计学大学的通用教材。

这个19岁少年，已经在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等几所高校兼任会计讲师。每月的版税、授课费、工资加起来，收入足有300大洋，已然是上海滩的高级白领，名副其实的青年才俊。

一间会计事务所，早已装不下顾准胸中的激荡。20岁的顾准抛弃功名成就，走上了革命之路。顾准的革命生涯开始于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后转入武卫会。1930年10月，武卫会组织被破坏，顾准流亡去了北平。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后，他一路官运亨通，历任中共各类高官，还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2、

1949年，中共接管上海。不久，沪上就出了三个名声最响的干部：第一是市长陈毅，第二是公安局长扬帆，第三就是有“布告局长”之称的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

当时，上海有1万2千家工厂，事务极其庞杂，国家需要迅速稳定各类财税制度。顾准每天四处调研，听人家作一场报告，他可以一边听一边写，能写出68页材料。调研结束，还要发布各种公文，不停地向公众解释财税政策，因此成了上海发布公告最多的局长。随着一张张公告发布，很快，顾准就稳定了上海的局势。

当时，上海的公交公司、自来水公司、轮渡公司、煤气公司，四大公司全部亏本。为了提高管理，顾准提出“经济核算”，从会计事务所找来会计师，做特约查账员。然而中央则要求用解放区的老办法来“民主评议”，让行业来评定税收数目。顾准认为，所谓“民主评议”，本质就是摊派，而上级却以为，资产阶级的账目不可信。

由此，顾准和中央产生了冲突。中央一再申斥顾准，他却一再坚持自己的方法，还在辩论中以激烈的方式回应。1952年3月的税收统计，上海入库税收比1950年增长了10倍，是中央税收的三分之一。时至今日，中国税务还立足于他建立的大框架下。

顾准聪明，当会计，他能一边跟人聊天，一边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当局长，能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一边摘记发言。

1951年，中财部有意调他进京任预算司长，陈毅征求他意见，他表示愿意留在上海。同事们就此打趣，问他何时“入阁”，他回答：“入了阁，就成为盆景，长不成乔木。”

3、

从天才少年到传奇局长，因为恃才傲物，顾准得罪了很多人。连顶头上司谭震林的文章，他也敢于删改。1952年2月29日，顾准的人生，迎来了巨变。没有任何征兆，顾准被列为“三反”斗争中的“大老虎”被撤职。随后，《解放日报》在头版公布了顾准撤职的缘由：“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无端免职，顾准到底不服，他要求复查，结果被驳回。顾准找来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并自学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历经三年，顾准的思辨能力更上一层楼。

骆玉明曾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年代的集体名誉。”1957年，顾准发表文章：《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当时，举国上下正在加快推进计划经济体制，顾准却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顾准独立思考的代价是，57年被划为“右派”。

接着，1958年4月顾准被开除党籍。在家“闭门思过”，顾准仍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对妻子说：“希望孩子们长大以后，还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敢想、敢说、敢怒、敢骂。”

顾准认为，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良知。如果知识分子对社会的错误、不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1959年3月，顾准被遣送到河南省信阳地区劳动改造，这里曾经诞生了中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然而，1959年秋冬，信阳在4个月之内，就饿死农民近百万。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劳改队和农民被饿死，甚至全家饿死的情况。

1961年，顾准摘掉了“右派”帽子，重回科学经济院。他发现当时采用的苏联会计制度有很多弊端，通过多地调查，写出了《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副司长杨纪琬警告他说：“谁要是在根本上反对现行的会计制度，谁就得准备戴上右派的帽子。”顾准听了，说：“我不怕再戴一次帽子。”

1962年秋，顾准在苏州和张秀彬、徐文娟夫妇彻夜长谈。说到历次运动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灾难，说到“大跃进”和“共产风”时，顾准悲从中来，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

4、

1964年，康生罗织罪名，将经济所所长孙冶方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平日里，顾准与孙冶方相交甚深，常一起切磋学问，因此，康生认为顾准是孙的“启蒙者”和“黑智囊”。

祸不单行，顾准的外甥宋德楠此时和清华、北大同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列主义的学生组织，该社团被定性为“大学生反D集团”，顾准被认定为幕后人物。一天夜里，顾准被人从家中带走，这次他的罪名是极右，他因此成为中国唯一两次被划成右派的人，发落到北京房山大韩继村监督劳动。消息传出后，在101中读书的幼子顾重之马上被扯去了红领巾。

顾准和夫人汪璧于1934年结婚，在艰苦的环境里，汪璧一直支持着丈夫的事业。但1966年文革开始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汪璧十分痛苦，她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日子，顾准继续留在家中，只会给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67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汪璧向顾准提出离婚，孩子们早已不再理他。顾准觉得亏欠亲人太多，愿意今后独自承受苦难，同意了妻子的要求。

多年来，四面八方受敌，家是顾准唯一可以避风的港湾，妻子是他唯一可以倾诉的人。在商城劳改时，妻子信中平淡的话语，能让他半夜哭出声来。离婚时，汪璧说：“一旦摘了帽子，还可以复婚，现在是为了保护儿女的安全。”顾准从此每周给妻子写信，痴痴地盼望着破镜重圆。

一天，他偷偷跑回家。看见妻子满口牙齿脱落，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心痛不已。汪璧却厉声呵斥他：“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顾准无言以对，只好默默离开。

冬天，顾准写信给妻子，说要回家取衣服。一到家，发现房门紧闭，衣物都放在门外。敲门无人应声，他只好把粮票从门下塞进去。

1969年，顾准预感到妻子可能出事。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不影响我改造：“只求求你们告诉我。”直到此时他才被告知，妻子已经死了。但“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原来，顾准被带走后，家中还有一大摞“探索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稿。汪壁将那些材料沤烂后，扔进了抽水马桶，结果资料太多，下水道发生了堵塞。财政部造反派因此抓住不放，说汪璧“长期包庇反革命丈夫”、企图“销毁反革命罪证”。汪壁有口难辩，痛苦不堪，十多年来所遭受的一切，彻底压垮了她。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死时54岁。她的绝笔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得知消息，顾准向张纯音借来布票，买了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他说：服丧从白，自古礼也。

1970年10月15日，顾准在日记中写道：“悼念亡妻，无法自己。1967年前，半生经历，处处与秀有关，此生所有一切欢乐场面，都是秀给的。这几天，梦中有时出现这样一二个欢乐镜头，醒来悟秀已离开人间……”汪璧原名方采秀，所以顾准在日记中以“秀”相称。

5、

离婚以后，顾准形影相吊，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顾准与汪璧有5个子女，长女小名稖头，二子小名小米，三子小名高粱，四女小名棒头，五子小名重之。顾准常感亏欠儿女，每次挨完批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他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他们。1969年，他买了一只表，准备给稖头。他把孩子们的照片珍藏起来，粘贴在照相簿中。他不知道，孩子们已经把父亲从生活中抹去，甚至把他从幼年起的照片，全部毁弃了。他痴情地托人，一次次联络儿女，一次次托人传话，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1967年底，顾准终于收到一封家书，里面只有一纸简短的声明：断绝父子关系！约定“生不相见，死不相别”。声明最后，是四个孩子的签名。

顾准从此家破人亡、孑然一身。但他始终没有停止过思想上的探索，“黑暗如磐，一灯如豆，他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1972年夏，顾准回到北京，他阅遍历史、宗教、经济、政治各类书籍，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文稿。平反之后，这些文章重见天日，其中闪耀的思想光芒，令所有的学者深深折服。

李慎之感佩道：泰戈尔的一首诗，其中有一节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顾准。

然而，独立思考、一身傲骨的顾准，在临死之前，还是签了“认罪书”，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这么做，只是想在离开人世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1974年11月，顾准病危。临终前，他企盼着能见到儿女一面。为完成顾准的心愿，弟弟陈敏之在11月9日写了一封长信给顾准的儿女，顾准在信末加了一句话：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顾准的幼子顾重之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最终，顾准的儿女一个没来。

11月16日，经济所领导派人来找顾准谈话，拿出一张预先写好的“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对顾准说：“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就可以马上完成‘摘帽’手续。”顾准说什么都不肯签：“我本来就没有错。”对方闻听，提醒他说：“摘了帽，你的子女就会来看你了。”

听到这话，顾准伸出颤抖的手，在认错书上签了字。他老泪纵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这是奇耻大辱。”

弥留之际，顾准告诉吴敬琏：“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12月3日，顾准离开了人世，守护在他身边的，只有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尽管经济所为使顾准的子女放心，打消他们怕受父亲影响的顾虑，已经完成了对顾准摘帽的手续，但他的子女，仍然没有一个来见上父亲一面。

他们真的做到了“死不相别”……这亲情的异变，也真的让人不可思议。

参考资料：

1、闽南秀才《他这一身傲骨，挽回了民族思想界在那个年代的集体名誉》

2、易中天：《“死不相别”的顾准之殇》

3、赵一刀：《自古英雄多孤独——思想家顾准的家庭悲剧》

4、百度百科《顾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