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得住两个爱他的女人

原创徐敏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茅以升：他对得住两个爱他的女人

茅以升

1989年9月，93岁的茅以升病情时重时轻，一直不能完全恢复。咳嗽、气喘、痰涌一直伴随着他，咳嗽需要用吸痰器帮助吸出。因为吞咽困难，又重新插上了鼻饲管。几个子女一个都不来看他，只有小女儿茅玉麟始终陪护在他身边。这天，他突然对小女儿说：“我要走了。”茅玉麟以为父亲想要出院，一边热牛奶一边问：“你又要到哪儿去？”茅以升有点生气，责备地说：“唉，你还不懂，我的病好不了啦。”

说这话两个月后，躺在病床上的茅以升突然心律失常，血压过低。医生护士匆匆赶来，拿着各种抢救仪器轮番使用，站在旁边的茅玉麟心都碎了，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眼睁睁地看着心脏监视仪上的浪线，从乱跳的小蝌蚪，变成了一条笔直的绿线。

茅以升就这样走了，他走得心不甘、情不愿，到临终也没等来子女的谅解。

这一切，都源于茅以升背叛了他们的母亲戴传蕙。

戴传蕙与茅以升是结发夫妻，戴、茅两家是亲戚关系，戴传蕙的三婶是茅以升的姨妈，就是这位姨妈撮合了这桩婚事。戴家在当地属于诗书人家，彼此联姻，也是门当户对。虽然仍脱不了那个时代包办婚姻的性质，但新婚之夜，揭去盖头，并未发生像鲁迅、郭沫若那样的嫌弃。茅以升固然是温文尔雅，一表人才，而戴传蕙知书识礼，生得秀丽端庄，温柔贤惠，也堪称妩媚动人。所以婚后生活，倒也琴瑟和谐，十分恩爱。

这一年，戴传蕙19岁，茅以升18岁。

茅以升自小就是那种学霸级的人物。他6岁入私塾，7岁读新式学堂。新婚不久即离家北上，回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继续完成学业。1916年，20岁的茅以升以全年级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随即参加了清华学堂招收留美官费生的考试，名列第一，获得了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学习的资格。一年后，茅以升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金质研究奖章。校方对此深感惊异，校长在向他颁发文凭时，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生来康乃尔做研究生的，可以免试入学”。

随后，茅以升又用两年时间，拿到了卡耐基理工学院的工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以其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

茅以升留学期间，戴传蕙独自带着大儿子在婆家生活。每逢佳节，家家团圆，户户笑语，戴传蕙却只能写信寄托相思。她曾在寄给丈夫的一幅照片背面题诗：“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何时才能依偎窗帘，擦干彼此相思的泪痕。

1920年茅以升结束了留美生涯回到国内，受聘为母校唐山交通大学教授。数年间天涯两隔的夫妻这才得以团聚，却也从此开启了戴传蕙动荡不定的一生。

从最初担任母校教授开始，茅以升以其出色的工作，很快受到各方重视，各种聘约纷至沓来，他的工作机构也频繁变动，先后出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工科主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校长，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北洋大学校长。

因为他是桥梁专家，他的工作范围并不局限于学校。1930年，他担任过江苏水利局局长。1934年，又出任浙江省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在自然条件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设计、组织修建了双层公路、铁路两用大桥。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在中国桥梁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1937年12月23日，钱塘江大桥在建成通车后不到三个月，为了阻止日军攻打杭州，茅以升亲自参与了炸桥。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年3月，钱塘江大桥恢复通车。

在频繁的工作变动中，妻子戴传蕙率领儿女寸步不离，一家人先后搬家30余次。因为事务繁忙，茅以升从不过问家事，全由戴传蕙一力承担，租房退房，购置家具，孩子退学转学，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但也是在这样高度紧张的氛围中，戴传蕙的神经开始出现状况。1934年，茅以升受命建造钱塘江大桥，一家人迁往杭州。开初，戴传蕙为丈夫能施展抱负感到高兴，但随着施工进程，戴传蕙获悉钱塘江水势的凶险后，她不免替丈夫担心，整日忧心忡忡。在工程最紧张的时候，时常传来有关险情的消息，使戴传蕙忧心如焚，焦虑失眠，竟至患上了忧郁症。

当时，茅以升忙于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工作十分繁忙，妻子生病，让他万分牵挂。好在亲友众多，有母亲和岳母轮流照顾，压力才稍感缓解。为给妻子治病，茅以升求医、拜佛，都未见效。但奇怪的是，一有客人来家，戴传蕙便立即恢复如常，平时出门在外也一如常人，唯独见到亲友就立刻犯病。直到钱塘江大桥建好，戴传蕙的病才不治而愈。

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她是把自己同茅以升拴在了一起，吉凶祸福，休戚与共。

自从结婚那天起，戴传蕙就很自豪自己有个好夫君，和那个时代的多数女性一样，她放弃了自己作为独立女性的追求，而选择了做家庭的贤妻良母。

男主外，女主内。茅以升把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桥梁事业上，戴传蕙则一门心思操持家务，生儿育女。

戴传蕙一直都把茅以升当作她的天，直到有一天，茅以升又做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天，戴传蕙才知道自己的天塌了。

这另一个女人叫权桂云，1925年生于苏州，父亲曾做过苏州某警察局局长，因患肺病早逝。权桂云是家中的老四，姐妹五人靠母亲替人帮工一手拉扯长大。权桂云性格温顺，容貌秀美，身材娇小，讲一口吴侬软语。1946年，茅以升在上海工作，妻子戴传蕙居住南京，夫妻不在一处。有一天，50岁的茅以升经朋友介绍，与21岁的权桂云偶然相逢，立刻就被眼前的女子吸引住了。

如果只是单向动情还好，偏偏权桂云也喜欢上了茅以升。这凡间的男女，一旦互生情愫，有时会勇敢到不顾世俗的种种约束。尽管年龄悬殊，甚至伤害到一方的妻子儿女，两人也会不管不顾。

从此，茅以升在南京有个家，在上海也有个同居的妻子，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女儿茅玉麟。权桂云温柔体贴，通情达理，安于现状，不计较名分，从不提任何过高要求。这也使茅以升在最初的几年，与南京的妻子戴传蕙一如既往，相安无事。

1951年全国开展“忠诚老实运动”，茅以升见不能再隐瞒下去，于是主动坦白了他有外室的情况。

这一坦白犹如晴天霹雳。戴传蕙一直信任丈夫，认为谁家的丈夫出轨自己的丈夫也不会出轨。即便在和权桂云缠绵的日子，茅以升也从未嫌弃过结发妻子，始终与戴传蕙相敬如宾。直到茅以升将自己有外室的真相坦诚相告，戴传蕙才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戴传蕙毕竟是知书识礼的女性，她没有哭也没有闹，从小接受的教养让她把痛苦压抑在了心里，而没有采用撒泼的方式发泄。

不过从此后,戴传蕙的心情一直不好。在外孙女徐依协印象中，外婆从来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虽然，戴传蕙从未对她的六个子女讲述自己的委屈，也绝口不提那个和丈夫相处的女人，但已经成人的子女们还是都知道了。这使得茅以升在晚年始终被子女和亲友误解，并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有段时间，茅以升真是腹背受困。1950年代，茅以升作为党外人士，因为有人大常委的身份，一直享受着高级干部的待遇。但政治运动一来，仍然免不了受到冲击。1957年，茅以升在会上发言，建议党政部门不要过多干预科技工作的问题。原本，这一建议并未列入右派言论。不料到了58年，他任职的铁道研究院，却发起了批判他名位思想的全院运动，来势凶猛，为时达一个月之久。

事情的起因，是研究院一个名叫王翔的干部，在一次发言中说，他要走“茅以升路线”，成名成家。于是针对茅以升的大字报和大批判，就在全院铺天盖地地开展起来。这件事本来不关茅以升的事，但茅以升是党外人士，有人胆敢走“茅以升路线”，岂不是大逆不道！

那个年代的逻辑就有这么怪，矛头就指向茅以升来了。并且再结合他过去说过的一些话，那内容可就丰富了，批判他的大字报，前后多达500多张。人们来到茅以升的办公室，把大字报贴在办公室的四面墙上。这还不罢休，,大小批判会更是接连不断。茅以升前后三次在大礼堂向全院干部做自我检讨，直到6月底才检讨过关，宣布运动告一段落。他的侄子，在同一单位工作的茅于轼可就没有这么幸运，除茅于轼外，茅于恭、茅于榕，都被划为右派。

反右运动使茅以升心力交瘁，也使生性胆小、敏感的妻子非常恐慌。整日坐立不安，幸亏子女们百般劝慰，总算挺了过来。但平静了不过几年，文革又来，戴传蕙这次终因惊恐，导致心脏病复发而撒手人寰。

茅以升的长女茅于美说，母亲是因惊吓丧命的。1966年，茅以升在单位接受批斗。每天上班，进了大门颈子上就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或别的罪名的黑牌子，然后在院内游走一番。造反派可以在任何时候批斗他。下班前，再把黑牌子放在传达室，第二天再接着戴。戴传蕙每天送丈夫上班，总担心晚上回不来。当时街上正在抄家，戴传蕙就同茅以升商量，把居住的三间正房腾出来，两人去住厨房旁边的一间小屋子。所有家具、书籍连同家用物资，都开列清单准备上交。茅于美有次偷偷回家探望父母，发现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母亲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也脱落不少。

1967年1月13日，茅于美再次回家，母亲已于当天清晨遽然去世。她和闻讯赶来的四妹茅于燕，进入小屋，见母亲静卧如安睡模样，只是浑身已经冰冷了。两人不禁失声痛哭，跪在母亲床边，久久不能站立。

茅以升告诉两个女儿，12日晚上，她们的母亲还好好的，上海一个娘家的外甥来家向她辞行，两人谈得还很高兴。但就在这天夜里，宿舍院内突然传来嘈杂喧嚣的人声，一群红卫兵敲开宿舍院的大门，呼啸而过。戴传蕙大受惊吓，以为是来抄家的，惊恐万分，彻夜不能成眠。后来声音渐趋平静，保姆过来说是隔壁人家被抄，连被褥都抢走了。戴传蕙同邻居关系很好，想到寒冬腊月，邻居家怎么御寒，不免替邻居着急。茅以升见妻子难过，竭力安慰她，好容易才使她睡着。清晨茅以升起来洗漱，轻手轻脚，想让老伴多睡一会儿，却发现戴传蕙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嘴唇发紫，情知不对，赶忙打电话叫急救车。偏偏打了好久才打通电话，等到救护车来，医生把脉听诊后说，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没有救了。

茅以升说到这儿，已经泪如雨下；父女相拥，泣不成声……当夜，茅于美陪父亲对坐了一夜，这也是父女俩与戴传蕙同住的最后一夜。戴传蕙享年72岁。

后来，茅以升把戴传蕙写给他的信件编为一集，装订成厚厚的一册，题签为“蕙君遗墨”珍藏身边。

此前，戴传蕙过70大寿时，曾这样评价茅以升：“你脾气好，从不吵架；你生活规律，做事有始有终；你好东西舍不得吃，要等烂了以后……

茅以升抢着说：“你克己待人，总把好东西给人；你每日操劳，力求家庭整洁；你善揣人心，知道我想要什么……”

这段记载在《蕙君年谱》中的文字，读来让人感动，恰是两人一生相濡以沫的写照。

戴传蕙走后，茅家姐妹下了干校，再下一代则要么知青插队要么去了兵团，一个团圆的大家庭，四处流散，难以再有团聚之乐了。到了70年代初，日本首相访华，指名要见茅以升，经周恩来过问，茅以升的处境才有了改善，又可以正常工作了。1977年，继主持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之后，茅以升又主持设计了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随着政治的昌明，他的处境也越来越好，各种头衔越来越多，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

人生步入这种境遇，可谓功成名就，美满幸福。然而晚年的茅以升，却因深陷家庭矛盾而不能解脱。

茅以升这辈子，如果不是娶了第二个妻子，基本堪称完人。他对两个妻子的做法，相比同时代的郭沫若、梅兰芳、鲁迅，有很大不同。他虽然背着妻子戴传蕙在外面娶了权桂云，但与戴传蕙依旧伉俪情深，相敬如宾，不离不弃。面对文革冲击，两人更是彼此牵挂，相依相守。直到戴传蕙病逝，茅以升给予结发妻子的，都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而居于外室的权桂云，带着女儿茅玉麟一直住在上海，不消说是有些委屈的。曾经，在“忠诚运动”之后，迫于家庭和社会压力，茅以升问过权桂云是否愿意离开。当时，权桂云才26岁，还可以再嫁，但权桂云选择了坚守，即便承受孤独，也宁肯等待。

站在权桂云的角度，作为女人也不容易。对于来自茅以升家庭的排斥，她始终默默承受，不求名分。这也让茅以升觉得对她负有责任，不能撒手不管。

在两难的处境中，茅以升尽了最大的努力，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来自两面的情感。可以说，两个女人都深爱着茅以升，茅以升也同样深爱着两个女人。

原以为，随着戴传蕙的离世，权桂云终于可以搬来与茅以升同住了。为此，20年来，权桂云一直悄悄地躲在一边，带着她和茅以升唯一的女儿，在遥远的异地想着丈夫，也绝不上门给他增添任何麻烦。当这一天在漫长的等待后终于到来时，她从苏州来到了北京。这是她第一次与自己的男人一起生活，第一次拥有了正常的家庭。然而迎接她和女儿的，却是不被接受。尽管权桂云尽心尽力料理家务，帮助戴传蕙的子女带孩子，仍然不被认可。不但自己遭受白眼，就连茅以升也不被子女谅解。每当一个人静下来独处时，权桂云总会认为这都是她带来的纷扰，为此常常自责，郁郁寡欢，结想成病，仅仅相聚了八年，便在50岁时，匆匆离世。

短短八年，两个妻子先后病逝，让79岁的茅以升倍感伤痛。权桂云的死，对茅以升打击很大，他深感对不起这位跟了她二十多年受尽委屈的弱女子。

原本，权桂云的死，应该给这个家庭带来和解，茅以升也曾多次寻找机会，试图弥补过去留下的裂痕。然而事与愿违，几个子女始终不能原谅父亲有过外室的行为，他们认为是父亲造成了母亲的痛苦，父亲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表面看，茅以升晚年享有各种荣誉，在外面非常风光，但他内心的痛苦、孤独和挫折感却非常强烈。他本就有胃痉挛的毛病，只要精神紧张就会犯病，因家庭矛盾，茅以升不止一次疼痛不已。

面对子女对他的不谅解，茅以升不知如何才能摆平这一关系。直到他93岁病逝，他也没能求得子女的谅解。

参考资料：

1、臆说历史《茅以升：因家外有家，妻和外室都抑郁而终，长子至死都不肯原谅他》

2、北庵文史客《茅以升：公然养外室，背叛相濡以沫的发妻，至死未获子女原谅》

3、谢流石《茅以升的夫人和子女后代》

4、茅青《我的叔公茅以升的苦涩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