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七八年

原创何可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走进大学

1978年，听说我要报考大学，除了我的父母，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在旁人眼里，我就是一个初中生，文革十年，什么也没有学到，拿什么去参加高考？我弟弟甚至调侃我说：“如果你真考上了，我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

更直接的反对者，是我的男朋友衣瑞龙。他是辽宁大连人，西南交大67届毕业生，在乐山城区嘉乐造纸厂工作。那时我们确定恋爱关系已经两年了。他人长得高大英俊，健美壮硕，是个体操运动爱好者，厂里许多青工都崇拜他，称呼他老衣。春天的一个周日，风和日丽，他送我去太平镇上班，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几十里山路，春风作伴，美景不断，我们却一路无话。周六约会时，我告诉他，我找了两本中学数学，准备下周开始复习。他没有回应我。到了厂里，安排老衣去男工宿舍住下，我就上夜班去了。周一他走时，挺高兴的样子，几天来的不愉快好像已经随风而逝。等到我下班后去找书看，两本数学书已经不翼而飞，问遍同寝室的女工，都说不曾拿过。我心里一凉：肯定是他拿走了！顿时，全身好像浸泡在冰水里，簌簌发抖。

一段时间以来，只要和老衣谈起高考，双方都会很不愉快。他已经32岁，如果我考上大学，他还得等我4年。可是我现在的工作，是我压根儿不想干的。我所在的这个工厂属于二轻系统的小厂，地理位置偏僻，设备和生产方式都很落后，属于家长式的管理，而且回趟家要走六七十里的山路。看起来是有了工作，实际生活比当知青还苦。要想摆脱这个恶劣的环境，除了考大学，我没有第二条出路。

我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在离城不到十华里的老岗坝。干了两年农活，就被大队书记安排到学校上课，成为一名乡村民办教师。随后，工厂开始招工，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眼看着同学一个个当工人、上大学，我却因为出身不好，不被推荐。我也索性不去奢求。我落户的老岗坝是岷江和大渡河汇流后形成的第一个江中小岛，全是河沙地，主要种植小麦、花生、玉米，也种一些蔬菜，比其他大队富庶，每个劳动日单价将近一元。那时候在乡下做民师，国家每月补助10元，大队一年再补助3000工分，算下来我每月收入有三十多元，相当于一个中专毕业生的工资。相比其他知青，我的处境很不错了。

而且环境也好，小岛遥对大佛乌尤，与乐山城隔河相望，绿水环绕，民风淳朴，鸡鸣桑树颠，犬吠深巷中，身居其间，犹如世外桃源。教书的日子，倒也悠闲自在，每天上半天课，余暇时读读书，练练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颇有点“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清静。如果不是户口在农村，我真想在那里教一辈子的书，就像《早春二月》里的肖涧秋和陶岚。

没想到就在粉碎四人帮前夕，二轻系统向社会招工。来我们公社招工的，是乐山县太平镇铁器社。公社的知青但凡出身好的、有门路的都走完了，公社就想起来我们八个老知青，推荐给了铁器社。我父母的历史问题在74年已经有了结论，所以，这次政审很容易就通过了。文革前，我憧憬着做作家、教师或是考古学家，从没有想过要当工人，更没有想过是在离家六七十里的小镇的一家小厂，当了一名小工。我当时很不想去，可是老衣的话很有说服力，他说：“单位虽然不好，但毕竟是城镇户口呀！如果你一直呆在农村，将来我们的孩子岂不就是农民吗？”这理由在几十年前，简直就是一枚炸弹，其震撼力让人没有选择。为了以后出生的儿子或者女儿，享有城市户口，我别无选择，只有进厂当工人，从学徒工做起，每月挣18元的工资。

1976年的金秋10月，我走进了太平镇铁器社，这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那时候，铁器社已经改名叫太平农机厂了，农机厂在当时安谷区的太平镇，太平镇地处山区，位于大渡河畔，与大文豪郭沫若的故乡沙湾镇隔河相对。

我们坐着一辆破旧的客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经过六七十里的颠簸，来到了太平镇上。当我和同伴们提着行李走进厂子的时候，都傻眼了。一进门，左边一堵砖墙，中间是个100平米左右的土坝子，右边是一排破旧的房子，厂长办公室、财务室、工会都集中在这里。看见我们，从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年近三十、眼睛有点斜视的女人，把我们领进旁边一间低矮的平房。这间屋子的房门正对着厂门，她交代说：“你们女生就住这儿。”一看，房间大约有十七八平米，靠墙一周摆了五张上下床，还有一张床摆在屋子的正中间，我们六个女生，刚好每人一张。女人又交代说：“你们睡下面，行李和日常用品放上边。”临走，交代我们尽快到车间报到。

过了十多分钟，厂长来了。厂长姓胡，叫胡志高，四十多岁年纪，精明强干的样子，脸上轮廓分明，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不苟言笑。他给我们简单讲了几句，大意是：厂里这几年业务不错，正需要人手，招了你们这批知青很高兴，都是有文化的人，把你们全部分配到机修车间。说完就领着我们，走过短短的走廊，来到机修车间。

车间低矮、破烂，地面高低不平，墙壁四面透风，屋顶盖着小青瓦，没有天花板，只有几片长长的玻璃瓦作为采光。一个宽大的门框永远敞开着，没有门；正对大门的墙上有一排木栅栏似的窗，没有玻璃。车间里七零八落地摆放着五六台车床，一台铣床，一台刨床，房顶上吊着几盏暗淡的日光灯。机器轰鸣着，厂长就在轰鸣声中大声叫了一个人的名字，走过来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他就是车间主任。他摘下油腻腻的手套，用锋利的眼光扫视我们，很快就给我们安排好了车床。不知为什么，他把我带到了一台最陈旧最肮脏的车床前，说：“你就在这里吧。”后来我才知道，操控这台最破旧最落后的车床，其实是车间里比较轻松的活。这台床子专门加工饲料粉碎机的外壳，上好工件以后，可以有半小时左右的闲暇。

我环顾四周，好像穿越到了中世纪刚结束不久的欧洲，眼前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手工作坊。心中五味杂陈，委屈失望，巴不得立即转身，还是回到我那可爱的江中小岛，继续做一个乡村教师。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在这儿决不会有好日子。

后来我在这里经历的一切，证实了我的预感。

我们进厂不久，受大环境影响，厂里生产的饲料粉碎机销路特别好。订单多，任务紧，厂里就实行两班制。工人们每天上对班，夜班从晚上12点上到中午12点，白班从中午12点上到半夜12点。无论白班夜班，都在黑暗中上下班，每天如是，辛苦劳累，不人不鬼，身心疲惫。厂长和车间主任的眼里只有利润，工人只是他们追求利润的工具而已，完全没有人权，常常连周日也要加班，连续上半个月班才能休息一天。

1977年秋天，我终于有了出差的机会。机修车间的刀具不够用，厂里四处求购无果，动员大家想办法。老衣是大连人，他二姐就在大连造船厂的工具科上班，可以帮忙买一些刀具。我给厂里说了这个情况，厂长很爽快地给了我假，叫我和老衣一起回大连探亲，顺道买些工具，算我出差。得到这个消息，我和老衣都很兴奋，漫卷行李喜欲狂。我们选择走水路，即从巴峡穿巫峡，途经重庆、武汉、九江、南京、上海，国庆之前回到了大连。

买好工具，托运回乐山，我和老衣就在大连耍探亲假，11月中旬才返回乐山。在大连的日子，整天海浪沙滩，寻古觅胜，乐不思蜀。回到乐山，才知道世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年秋天，国家恢复了终止十年之久的高考。这消息于我，比粉碎四人帮还要震惊，可惜我回来太晚，已经错过了报名时间。

机修车间有个和我们一样的学徒工，叫沈国武，比我们早半年进厂。他是乐山一中高67级的学生，父母都在太平镇医院上班。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军医，政权更替前夕随部队起义投诚，结果还是被抓去劳改了几年，释放后就安排在这偏远的乡镇医院。沈国武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字，吹拉弹唱样样会。我们进厂时，正值粉碎四人帮，太平镇成立了宣传队，抽调我们去搞了一个多月的宣传，彼此有了更多认识。

我从大连回到厂里，他第一个来和我讨论高考。那天正值隆冬，我上夜班，半夜12点接班后，上好工件，正无聊地看着那风机壳在破旧的机器上转动，沈国武满面笑容地走了过来，他上白班，该下班了。

我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

他很兴奋，说了一大堆话。他告诉我说，他报名参加了高考，今天，教育局的熟人帮他查了分数。没想到竟然考得格外好，打算第一志愿填报西南交大。他的强项是理科，语文并不冒尖，却居然考了93分（那时候各科满分都是100分）。他鼓励我78年也去参加高考，他说：“你虽然只读了初中，但是文学功底比我好，报考文科没有问题。只要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考好了，总分就上去了。数学一科弱一点，关系不大。”他这一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78年春节过后，沈国武收到了西南交大的录取通知书，特地到车间来和大家告别。他走到我面前的时候，以鼓励的眼神盯着我说：“你今年一定要去报考，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我顿时热血沸腾，回答他说：“我一定去！”

沈国武考上大学的消息，如同在这个封闭落后的王国里扔了一颗原子弹，一时间厂里议论纷纷，人人都在说高考。好几个和我一样的青工，心里都燃起了希望，积极准备复习应考。但厂里的领导却异常紧张，生怕哪个工人不安心上班，也学沈国武高考走人。

一转眼又过去了两个月，我在厂里，像鬼魂似的活着，心却做着追寻光明的梦，这个梦就是考上大学，离开这个鬼地方。母亲那时候在五通桥竹根中学上班，见我一心想上大学，就在学校里给我找了一摞复习资料。

四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好容易倒班有了一天休假，我约上好朋友刘映华，一起骑车去五通桥拿复习资料。一路上春风拂面，我们怀揣着大学梦想，谈笑风生，几十里路不知不觉就甩在了身后。返回时走到大石桥附近，天色已近黄昏，老衣骑着车迎面而来。他是怕我们两个姑娘走夜路不安全来接我们吗？我心里一阵感动。到了眼前，我才看见他脸色不对，我说：“怎么啦？”

他劈头就说：“谁叫你们到五通去了，把书包给我！”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夺过我手里的书包，一转身骑上单车绝尘而去。我和刘映华一下子懵了，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骑上车往家里赶。那时候我家住在岷江东岸的任家坝小学，一进校门，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满心喜悦背回来的复习资料，正在台阶下火光熊熊燃烧着，我的大学梦正在化为灰烬！老衣就站在火堆旁边，大火映红了他的脸庞，神情木然，面容冷漠。

发生这样的事情，父母不能接受，家里人开始反对我和老衣恋爱。在父母看来，报考大学，追求自己的理想是我的权利，作为我的男朋友，理当理解支持。老衣不但不支持，不帮助，还烧掉母亲辛辛苦苦替我收集的复习资料，实在是自私到了极点，这样的人何以托付终身！

我心中也是矛盾重重：在农机厂上班，干着高强度的工作，拿着微薄的工资，生活完全没有希望。我们的现状是：他在城里工作，住单身宿舍，两人一间；我这边更惨，六人一间房。两人相距六七十里，要想结婚成家、养育子女简直不可想象，只有通过高考，才能改变命运。然而站在他的角度思考，他已经33岁，我们交往了几年，好容易有了工作，可以谈婚论嫁了，我却要去考大学上大学，让他再等四年。且不说读书期间，会平添许多不确定因素，他能放心吗？能不反对吗？

思来想去，为了让他彻底放心，换取他的支持，我毅然决定，瞒着父母和他登记结婚。应该说，这个决心下得也很艰难，然而时不我待，已经到了1978年5月，还有两个月就将进入考场，我不能再拖。

5月15日，我和老衣领取了结婚证，我的高考终于从希望到可以付诸行动了。没想到的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取得了老衣的理解，仅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回到厂里，我开始复习迎考，每天下班以后，就拿着数学书看。如果上白班，下班已经是半夜了，为了不影响室友休息，我就拿着小板凳到走廊去，在昏暗的路灯下看书。很快，我复习迎考的消息传到了厂长那里，厂长怒气冲冲，放出狠话说：“她要去高考，想都别想！我们好不容易招了点有文化的人，去年已经放走了一个沈国武，今年一个都别想走！”

厂长指示车间主任立即调整我的工作，车床不让上了，叫我和何益梅去抬风机壳。这项工作就是把饲料粉碎机的风机壳从翻砂车间抬到机修车间，再把机修车间加工好的风机壳抬到组装的地方，算计件。翻砂车间到机修车间大约有两百多米的距离，中间还要爬一个约莫60度的斜坡，风机壳的重量有七八十斤，体积庞大，我们先要用棕绳把风机壳套起来，再把绳子穿在一根又粗又圆的木杠上，才能抬着走。说实话，我们在乡下也没有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更要命的是，何益梅身高只有150，我却身高160 ，我俩有10公分的落差。当我们抬着风机壳走的时候，绳子就会往她那边滑动，风机壳就会撞着她，重量也会压着她。她身体瘦弱，根本无力承受那个重量，所以我们走着时，我就必须使劲地拉着那绳子，不让它滑向何益梅，这样一来，我们就走得十分艰难。车间主任给我们规定，每天必须抬够规定数量的风机壳，才算完成任务。如果哪一天没有完成规定的数量，主任就大会小会地批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拼命干。一天十二小时下来，已经肩膀红肿，腰酸背痛，哪里还有精力看书！厂长主任要的，就是逼我累到放弃复习。但工作越是艰苦，我考大学的信念就越是坚定，即使半夜下班，我也要看一两小时的书才去睡觉。

六月，高考报名开始。厂里想要报名的青工有四个，其中一个和我一样，是文革前的初中生，另外两人是70年代初期的高中生。我们一起到太平镇招办去报名，招办告诉我们，需要厂里开个介绍信。回到厂里，厂办说什么也不配合，说必须要厂长和书记同意，他们才能出具介绍信。可厂长、书记呢，只要看见我们，转身就走，全然不理。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心急如焚，我们只好回头求助于镇招办。那时候，镇招办的老师都是从太平中学抽调去的，了解情况后，他们二话没说就给我们报了名。

报名以后，心里稍稍安稳了一些，正想抓紧时间复习，厂长却派人来把我喊去谈话，说：“我们工厂有前途，要发展，需要培养有文化的人，所以特地到车子公社招了你们这批知青，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安心？”又和颜悦色地承诺说，“安排你去抬风机壳是暂时的，只要你不去高考，我们可以调整你的工作，安排你去精密机床上班，多学点技术。”我理解厂长的一番苦心，但也表示：“既然国家有政策，允许我高考，那我决不放弃。”厂长最后使出杀手锏：“考大学要高中毕业才行，你一个初中生凭什么去报名？你把高中毕业证拿出来！”我据理力争：“国家的政策是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都可以报名。”厂长以为抓住了把柄，反问我：“你凭什么说自己具有高中毕业的同等学力？”他这一问，竟然把我问懵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厂长见我无言以对，起身就往招办走，边走边说：“简直是乱整，高中都没读过还报了名。”显然，他是要去镇招办把我的名字拿下来。我心里一紧，这下完了，经过了那么多艰辛的努力，决不能功亏一篑。想到这儿，我赶紧跟了出去。

我人还没有走拢镇招办，就听到厂长在里面大声咆哮，指责镇招办不讲原则，竟然允许初中生报名高考。招办老师给他讲道理，国家经过十年动乱，人才奇缺，恢复高考就是为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所以才有同等学力一说。厂长责问：“你们凭什么说她何可具有同等学力？”招办老师可没被问倒，从容答道：“那么，请你讲一讲，你又凭什么说她不具备同等学力呢？”这下，轮到厂长说不出话来了，只好悻悻而去。我的报名资格总算保住了。

但是，厂里却不准我们几个考生请假复习，我每天的工作依然是抬风机壳。眼看还有二十多天就要考试了，我还没有时间复习政治、历史、地理。语文可以凭着老本去考，数学要赶上去也来不及，只有凭着初中学过的知识，能答多少算多少。可是政史地三科是绝不能放弃的，必须抓紧时间啊。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七月初，我突然病倒了，高烧不退，厂里见状，只好准我回乐山。回乐山的第二天，我到红会医院看病，医生给我开了药，嘱咐说：“多喝水，好好休息两三天。”我心想，厂里能够允许我休息吗？必须要假条才行啊。我望着医生，欲言又止，医生似乎察觉到了，问道：“你要假条吗？”想到即将来临的高考，我豁出去了，说：“医生，你可以给我多开几天吗？我要去考试，没有时间复习。”医生抬起头，笑了，“你要去高考吗？该支持，该支持！”他拿起笔，想了想，可能算了一下时间，“我给你开10天吧。”

拿到医生开好的假条，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心中的谢意，只是对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声谢谢。就这样，我得到了宝贵的十天时间。我的高考之路仿佛经过了一条漫长而黑暗的甬道，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78年的高考，于我而言，就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一战。还在报名时，厂里已经舆论四起：一个初中生，想要去考大学，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考不上，脸怎么放？还有脸上班？面对舆论压力，我对自己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定要考上。接下来的十天，我几乎没日没夜地看书，背一切可以找到的复习资料，我的历史、地理、政治几乎全靠那十天的恶补。面对高考，我的时间太过仓促，但我付出的努力却是高效率的，也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

1978年7月20日，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早上7点30分，我走进了乐山县第八区设立在安谷中学的高考考场，铺开语文试卷，从容答题，开始了为期三天的高考。我的室友罗明珍是和我一起进厂的，她男朋友孙晓峰是安谷镇人，知道我们要在安谷考试，他俩便邀约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住在他们家。高考那几天，孙家人对我们照顾得极为周到，我们在他家吃得好，睡得好，应考时也格外精神。我有从小喜欢看书的习惯，文科类的许多常识性的问题于我都不难，整场考试下来，我已经感觉到胜券在握。考试结束以后，我径直回到家中，不再去厂里上班。

很快，成绩下来了，超出当年文科录取线21分。成绩不算优秀，但是，那么仓促短暂的复习时间，还要排除那么多的干扰，于我已经很满足了。我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太平镇是决意不再去了，我必须填报一个确定能够录取的稳妥志愿。我的父母都是教师，当一名教师，也是我从小的理想之一，加之自己在乡下已经有了五年的从教经验，我决定报考师范院校。母亲说：“你不是怕冷吗？西昌是个冬暖夏凉的城市，你就去那里读书吧。”

体检以前，我发现八月份的例假没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身体健康，例假一向准时。我意识到，我一定是怀孕了。得知这一消息，老衣非常欣喜，他终于要做父亲了。而我，全然没有年轻女子初次怀孕的喜悦，反而愁绪万端，陷入了矛盾之中：体检能通过吗？如果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怀着孩子上学，学校允许吗？孩子生下来怎么带？种种问题萦绕于心，夜不能寐。老衣开导我说：体检一定能通过的，国家为了选拔人才，高考政策没有限制婚否，那么也不会检查是否怀孕，先体检了再说。到了学校，如果学校说不可以妊娠，再去手术。结果如老衣所料，体检顺利地通过了。

78年国庆以前，我收到了西昌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捧着这封来之不易的通知书，我百感交集，喜极而涕，历经千辛万苦，生活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通知书是我的朋友李静兰给我拿来的，她在太平镇邮电所上班，知道我体检合格以后，她每天都要查看所有的信件，生怕我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厂里后，被厂里扣留。她那天一看到我的通知书，立即就请假回乐山，亲自给我送到家来。我很庆幸，我的人生路上总有一些真诚的朋友，她们和我一路相伴，在关键时刻，总是给予我无私相助。

西昌师专所在的西昌市，海拔较高，四季如春，蓝天白云，空气清新，到了夜晚更是天空湛蓝，仿佛伸手就可以摘星星、揽月亮，是著名的月亮城。西昌师专就坐落在泸山脚下，邛海之滨。她的校址是前四川林学院的校址，背靠泸山，面朝邛海。校园内林木森森，曲径通幽，建筑古朴，非常美丽。大学梦终于成了现实，我又重新走进了校园，每天听课、看书、写作业，和同学探讨人生、交流哲学，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可是我又内心忐忑，毕竟已经有了身孕，纸是包不住火的，学校知道了怎么办？这个孩子能不能出生，还得看学校的态度。开学两周后，我豁出去了，决定向学校说明情况。

我去了校长办公室，找到甘校长。甘校长五十来岁，是个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面容清瘦，他和气地请我坐下，专注地听我说话。面对他，我就像面对自己的父亲，把自己的状况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诉了他。了解情况以后，他问了我的年龄，又问了我丈夫老衣的年龄，然后说道：“你们的年纪都早已过了正常结婚的年龄，是文革把你们耽误了。你们现在结婚和怀孕都是正常的，你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国家现在要搞建设，正需要人才，学校不会为难你。”他很细心地问了我的预产期，我回答他大概是79年的四月底。他想了想说：“你可以在三月初请病假回家，把讲义和课本带回家自学。等孩子出生满月后，你再回校复习，参加期末考试。如果多数科目都过了，你就继续跟着78级学习，如果你挂的科目多了，就下去进入79级学习。”

我没有想我们的谈话会这样轻松，甘校长会如此善解人意，在我看来很棘手的问题，他却心怀大爱，很人性化地就轻松解决了。临走，他还提醒我，这段时间不宜上体育课，回家之前，记得到他那里去批假条，拿上假条到总务处退伙食费。听了他的话，我望着他，眼里不禁噙满了热泪。和太平镇的胡厂长相比，同样是人，关爱之心却是天差地别。几十年过去了，甘校长那精神矍铄、略显消瘦的面容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和我父亲一样，都是从民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以人为本，爱惜人才已经融入生命，成为他们生命和思想的一部分。

1979年5月2日，我的儿子出生了。迎着清晨灿烂的阳光，医生高高地举起他，我看到一个婴儿，浑身散发着金色的光芒，舞动着他有力的四肢，大声呐喊般啼哭着，宣告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我相信，他的人生定然和我不同，他们的道路定然不会荆棘密布，因为，他们出生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回校以后，同学们争相看他的满月照，儿子那胖乎乎的小脸可爱极了，同学们都说他是我们中文78.1班的班宝宝。

6月1日，我把刚刚三十天的儿子托付给母亲，就返校上课了。我每天的生活轨迹只有寝室、教室、图书馆，生活内容就是听课、看书、抄讲义、查资料，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快乐。最开心的就是读老衣和父母的来信，看到他们在信中描述儿子的成长趣事，我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期末，我各门功课全过。三年后，我以优异成绩毕业。而今回首，四十年过去，仍还忘不了，我的一九七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