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船王，想吃只鸡却没有钱

他这一生，充满了奇迹。

出生贫寒，却靠白手起家，在内有军阀割据、外有西方轮船公司强力竞争的背景下，仅用十年时间，便统一了川江航运。

抗战时期，他亲自指挥了宜昌大撤退，仅用40天时间，就将上百万吨物资紧急运往大后方，保住了中国工业的命脉，被誉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

还是他，在抗战出现粮荒之际，临危受命，出任国家粮食局局长，仅用了一年时间，便扭转了粮食紧缺的供应状况。

他一生爱国、救国，“公而忘私，为而不有”，是有史以来极其罕见的好人、完人。

一、天降大任于斯人

1893年4月14日，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四川省合川县北门外。这天，长年以贩卖麻布为生的卢家，一个男孩呱呱坠地，取名卢作孚。幼年时，没人能预知他将来会出息得名闻天下，但都发现他酷爱学习，尤其对数学悟性极高，小学阶段便已将初中数学全部自学完成。读书期间，有次生病，因用药不当造成失声，不得不辍学两年。恢复说话功能后，又继续求学，仍能赶上进度，在14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合川中学堂的老师，已经没有人可以教他数学了。

考虑到继续留在合川，会阻碍自身发展，所以15岁这年，卢作孚决定只身出门，步行前往成都，上一所补习学校学习数学。后来觉得补习学校教的内容过浅，上学是在浪费时间，于是又返回合川会馆自学。为减轻家庭负担，他一边自学一边辅导学生赚取生活费。17岁时，便已经编写了《卢思数学全解》《中等代数》《三角》《几何》等几部著作。这一年，四川掀起保路运动，卢作孚也投身其中，加入了同盟会。

自学数学的成功，令卢作孚信心大增，旋即开始自学古文、历史、地理、化学、物理，以便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他特别喜欢韩愈的文章，前后费时两年通读了《昌黎先生文集》，这为他日后讲话、作文奠定了坚实基础。

1914年秋，二十岁出头的卢作孚踏上蜀通轮，只身闯荡上海。在沪期间，卢作孚晚间常去商务印书馆阅读，引起书馆员工黄警顽注意，向黄炎培报告。黄炎培当时任江苏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听说有这样学习刻苦的青年，晚间特地来书馆找卢，了解到卢来自四川贫困农村，志向远大, 一心报国，于是主动推荐卢作孚到书馆任职，以解决生计问题。但卢作孚谢绝了黄的好意，仍愿意在沪读书、考察、交友。黄炎培遂介绍卢作孚参观学校和社会组织，卢作孚从中受到启发。1915年秋回到四川后，即着手从事教育事业，主张教育独立，走“教育救国”之路。

此后20年间，卢作孚做成了三件大事。一是以民众教育为中心，创办通俗教育馆，开启民智。二是在北碚进行乡村建设，从动员民众入手，开展基础建设，创建产业，发展教育，完善各类服务设施，将北碚营造成为模范试验区。抗战时期，重庆被定为陪都，内地先后有二百多个机关、团体、学校迁到北碚，北碚人口激增至十万，但一切秩序井然，受到众口一致称赞。

第三件大事，是创建民生公司。1925年，卢作孚约集十多位朋友，凑足3万5千元购买了第一艘轮船，从此开启了民生公司的漫长征程。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7艘轮船，基本控制了长江中上游的航运，外国船运被迫退出。

这一切，似乎都是天佑中华的刻意安排。

二、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沦陷，淞沪弃守，上海、南京、武汉相继落入敌手，所有内迁的军工、轻重工业设备、战争物资，以及大批难民，全都拥堵在湖北宜昌码头，等候调运，形势万分危急。

这其中，有十三万吨战略器材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厂、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全部集中在宜昌，这些工业器材如果不能及时入川，不仅影响到大后方军事工业和轻重工业的重建，而且万一落入敌手，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迫于形势，蒋介石已经下令，凡是来不及撤走的物资，就全部炸毁，绝不留给日军。

自古蜀道艰难，当时入川公路有限，铁路完全没有。沿长江向大后方撤退的难民，和80多家企业的工厂设备，连同军队物资和武器弹药要想入川，只能选择川江航道。而当时的宜昌，可供运输的船只，只有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其他公司的轮船，按照正常运力，要全部运走聚集的难民和物资，需要一年的时间。

更为严峻的是，日本飞机在宜昌上空不断进行轰炸，地面部队正节节逼近宜昌，形势万分危急，刻不容缓。而长江水运还有40天便会面临枯水季节。也就是说，要么在40天内完成所有运输任务，要么只能忍痛炸毁所有剩余物资。

在此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卢作孚挺身而出，亲抵宜昌，紧急召集公司高层会议，亲自坐镇指挥、部署物资入川的抢运工作，并一反以往拒不做官的态度，临危受命，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负责战时最艰巨的水陆交通运输任务，承诺在40天内完成所有人员和物资的转运，运价只收平时的十分之一。

军中无戏言，所有人都替卢作孚捏了一把冷汗。但卢作孚成竹在胸，几乎是立刻就做出了决定：“增加码头设备，增加港口木驳数量，增加装卸工人，增加工人工资。”又紧急征用了1200多只民间木船，用于运送轻型物资。

从此，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宜昌江边喊声震天，2000多名装卸工不停地换班工作，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物资搬上轮船。

为对付日机轰炸，在晚上日机飞来时，整个码头作业区骤然灭灯，一片黑暗，工人们放下工作，就地防空。敌机一过，又灯光齐明，热火朝天。民生公司的指挥中心内，电报机24小时不停工作，所有电文卢作孚均亲自处理，庞杂的运送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力求了然于胸。

图：1944年的朝天门码头，宜昌大撤退的终点。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运输大撤退中，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向四川运送了100多万吨货物，仅抢运的军工设备就有兵工署的22厂、23厂、24厂、25厂、巩县分厂、汴厂和金陵兵工厂、南昌飞机厂等14个，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业设备，以及政府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北京故宫的物资。

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抢运的这些器材物资抵达后方后，很快组建起钢铁厂、兵工厂、纺织厂，每月生产手榴弹30万颗，迫击炮弹7万发，炸弹6000颗，子弹几百万发，军用十字镐20万把，为抗战胜利和大后方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发动反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物资，卢作孚还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其中光是抢运入川的学校就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专等数十所学校。

为了运输尽可能多的难民，卢作孚下令将二等以上舱铺全改为坐票，让达官贵人与平民同舱，这样能增加一倍以上的载客量。又特别指示降低票价，公教人员半费，难童免费。当满载着几百名战争孤儿、难童的船只离开宜昌港时，卢作孚亲自到码头送别，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此情此景，令船上岸边的观者无不为之动容，泪水盈盈。

四十天过去，到12月初，江水跌落之前，宜昌堆积如山的货物终于全部运走，这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卢作孚承诺的时间内顺利结束，创造了中国抗战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然而，这场运输大撤退，也使民生公司遭受了重大损失，付出了巨大牺牲。在整个大撤退中，民生公司的轮船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在机油、煤炭均大幅涨价的情况下，民生公司运输各种器材，平均每吨只收费60元左右，另有许多难民还是免费乘坐。

对比同时期的几只外国轮船却大发国难财，只运商品，价格还是平时的10倍以上。为此，卢作孚不断调集民生公司其它产业的资金，顽强地支撑着这场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撤退。

据童少生回忆，在抢运人员、设备的过程中，民生公司牺牲员工116人，61名员工伤残，16艘轮船被炸毁炸沉。至于民生公司被敌机炸毁的厂房、仓库、机器设备，以及被损坏的码头、趸船、货栈等，更是数不胜数。

最惨的一次，是1938年11月，“民裕”轮从三斗坪去重庆途中，在青石洞遭到几架日机的袭击，当时即被炸沉。船上人员除7人生还外，其余全部牺牲。

卢作孚听到报告，强忍着眼泪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是上前线去了。”

图：民康轮溯江而上运送物资

1943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应邀到民生公司讲演，他第一句话就说：“今天到民生公司来讲演很是光荣啊！因为很多人称赞民生公司是救国公司。”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蒋介石尊称他为“作孚兄”，赞誉他是“民族英雄”。

卢作孚当之无愧。

二战时期欧洲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的。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著名教育家晏阳初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数十年后，央视特别节目《记忆卢作孚：1938》回顾这段历史，说了这样一段话：

“1938年的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航道抢运到四川的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的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然而，卢作孚对于国家抗战的贡献，并不仅止于此。

三、粮食大调运

卢作孚一生创造过无数奇迹，其中三大奇迹，最为值得称道。先是在上世纪初，将一个匪患猖獗的西部小镇北碚，建设成为中国西部誉满世界的第一个现代化市镇。1938年，卢作孚指挥完成的宜昌大撤退，堪称中国版的敦刻尔克。1940年卢作孚再度临危受命，出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又一次创造奇迹，仅用了一年时间，便解决了大后方和前线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

1936年到1937年，四川连续大旱，粮食严重歉收。1938年，大量人口迁入四川，粮食需求猛增。值此非常时期，水路入川的通道宜昌又告失陷，导致战时首都的重庆和其他重要城市，相继面临困境，粮食供应紧缺，库存量急剧减少，即将陷入无粮供应的局面。

到了1940年，抗战前线，尤其是湖南前线，由于军粮供应不上，已经到了将要断粮的地步。如果不能紧急往前线运送军粮，前方将士将陷于饥饿之中，后果很难想象。

7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全国粮食管理局，以统筹全国粮食的供求关系，决定卢作孚在担任交通部常务次长的同时，兼任国家粮食管理局局长。卢作孚再次当仁不让，就职后立即着手建立新的粮食管理局组织机构，仅仅过了三个星期，就形成了从上到下的粮食管理体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调查了12个专区中的30多个县，发现粮食供应不上的根本原因，既不是由于灾荒引起的粮食减产，也不是农村缺少粮食，而是分散在偏远农村的粮食，因为交通不便，很难运送出来。问题找到了，症结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出在运输环节。

为此，卢作孚面对地图，冥思苦想，经过仔细分析研究，用了几个不眠之夜的时间，亲自规划、挑选出最合理的粮食集中点和运输路线，提出了著名的运粮“几何计划”。将各个没有公路的偏僻地区的粮食，首先用人力运送到临近的公路或水码头，按规定地点集中起来；然后再从集中点将粮食用汽车、板车或船只，转运到重庆周边以及各个交通要道上的县城政府粮仓中。这样一来，粮食紧缺的问题，便会随着运输问题的解决，很快获得缓解。

就如同指挥“宜昌大撤退”一样，卢作孚亲自指挥了粮食运输的整个行动。

在卢作孚的调动下，四川成千上万勤劳的农民，冒着烈日酷暑，肩挑背扛，将成千上万吨稻谷从无数偏远农村，运送到公路沿线或航运线上指定的地点和位置。其中，仅巴中一个地区，就动员了30万人运输粮食。数以千计的汽车司机和木船船工，日日夜夜辛勤劳动，将粮食运进城市粮仓，保证了各地粮食的供应。

1940年以后，日军对重庆的空袭更加频繁，日夜不断。卢作孚为保证运粮畅通，常常不顾空袭的危险，坚守在城内办公室指挥运粮工作。即便晚上回到家中，仍还不停地对着长途电话喊叫，询问各地运粮情况，发出各项工作指令，指挥粮食购买和抢运工作的进行，有时忙到通宵达旦。

当时最重要的战场在湖南长沙。驻守湖南前线的第六战区司令部一再电催全国粮食管理局运送军粮到湖南前线。有一次最紧急的时候，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直接打电话催促卢作孚。卢作孚闻听迅疾行动，集中车辆和船只，在一个星期内将所需军粮如数运到了前线。

卢作孚智慧而充满效率工作，保证了战时首都重庆及大后方各个城市的粮食供应，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充足，成批的军粮一船又一船第运送到三斗坪，又从三斗坪转运往前线。

1941年初夏，卢作孚在完成了最艰难的粮食运输任务后，辞去了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职务，回到了交通部，继续集中精力处理当时最为重要的战时物资运输。

美国《Asia And The America's》杂志1944年6号刊登孙三文章，对卢作孚担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期间的工作是这样评价的：“其战时的意义，至少与宜昌大撤退的‘奇迹’相等，并且是以同样有效和激动人心的机敏来完成的。”

四、正欲大展宏图，岂料风摧巨柱

抗战胜利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作为向沿海远洋发展的基地，增辟由上海到台湾、汕头、香港及南洋的航线，由上海到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的北洋航线。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公司分公司或办事处。同时又与金城银行集资100万美金，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入海轮3艘，把航线延伸到了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

如果没有国共内战，以卢作孚一生所向披靡的航运韬略，必能创造他航运帝国的辉煌。此时正欲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卢作孚，又一次来到了人生抉择的重大关口。这次，他选择了一个绝不允许私人企业做大做强的巨人，关于这一点，卢作孚当时并不知道。朋友提供给他的信息，都是新政权将组建联合政府，实行英美民主的承诺。

那时候的卢作孚，是国共双方都在竭力争取的对象。

1949年3月7日，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找到从上海来港的黄炎培，请黄代中共向卢致意，表示愿意登门拜访。次日，黄以老友身份致信卢，转达中共美意。

十天后，何应钦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组阁提名卢为交通部长。同年5月，阎锡山筹组新一届行政院，也邀请卢作孚入阁担任交通部长。但前后两次盛情相邀，均为卢作孚所拒绝。

为避免纷扰，卢作孚离开广州，奔走于香港与内地间。其后一年时间，不断有人劝其离开大陆，赴台或是赴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俞鸿钧、外交部长叶公超还特地赴港劝卢，卢未为所动。而在北京的老友黄炎培和张澜等，则分别向卢转达中共邀其北上之意。

1950年，卢作孚将民生公司在海外的18艘轮船，分头驶回上海、广州。

6月10日，卢作孚从香港抵达北京。6月11日，前往黄炎培寓所拜访黄炎培。之后，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6月14日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当时民生公司面临经营困难，卢希望政府作为公股加入，资助民生，度过难关。卢的请求获得政府赞同，为此与交通部洽谈五次。1950年8月10日，时任部长的章伯钧代表交通部，卢作孚代表民生公司，签署公私合营协议书，政府派出七名公股代表加入董事会。

原本，以卢作孚的个人信誉及经营业绩，申请贷款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然而不知为何出资方变成了政府，经与交通部前后“洽谈五次”方才达成协议，可知谈判并不顺利，而且最终是以公私合营的形式，由政府派出七名公股代表加入董事会，这才达成了融资协议。

民生公私合营后，具体矛盾来了。卢作孚理解的协议，是政府只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使之度过难关；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管理。但政府语境中的公私合营，却是公替换私，与卢作孚的本意大相径庭。“我们党同意公私合营的目的，就是要让民生这艘资本主义的船，引入社会主义的航道，为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革民生公司”

这是自卢作孚投身航运事业以来，未曾经历过的大事变。

很快形势便起了变化。1950年9月30日，也就是协议签署之后的一个多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决定，由西南财委的何郝炬负责民生公司，随即增补何郝炬为民生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

从这个决定可以看出，卢作孚名义上还是总经理，但在人事任命权上，已经被边缘化了。

刚开始，以何为首的公股代表与卢作孚为首的资方代表，合作还算顺利，卢对何优礼有加。但一段时间后，何与卢在公司业务、尤其是人事问题上冲突起来。何提出撤换公司高层的几位骨干，使卢作孚颇感为难，一直未表态同意。但即便如此，公司仍然作出了对郑璧成、陶建中撤职停薪的决定。郑、陶二人都是民生元老，也是卢的合川同乡，从创建通俗教育馆起就追随卢作孚几十年。对此，卢作孚心情沉痛，却无法阻止，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清除出民生。

在接下来的肃反运动中，一些民生的职工被捕。民生董事石荣廷是重庆袍哥的老大，石曾积极投身抗战，也掩护过共产党，但肃反时被捕，并当众处以酷刑致死。长年担任民生机器厂厂长的陶建中以“反革命罪”被处决。面对这样的场景，卢作孚大受刺激，痛苦万分。一年多前，这些人被他从台湾、香港带回大陆，怎么也没料到竟会是如此结局。卢作孚深怀内疚，感觉是自己害了朋友。

1951年11月24日，中央财经委发出通知，要求对民生公司实行民主改革。通知称：“由于该公司封建官僚制度根深蒂固，加以公股代表人数太少，以致形成该公司每月仍入不敷出。而目前负债已达七百五十亿元（旧币），到年底将达一千亿元。而该公司卢作孚经理等，则根据其（一）政府需要此企业；（二）政府反正不能使工人工资不开销，以及（三）借款始能纳税等的分析，企图把包袱加到政府身上来……为了掌握这一企业，必须帮助其改善企业管理，彻底进行民主改革……”

这样罔顾事实的严厉措辞，对卢作孚无异胸口插刀。

12月，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12月8日重庆召开大会，市长曹荻秋作报告，动员检举揭发。

按照上级要求，民生公司的船只必须每周停运几日，参加上述运动。与此同时，民生船只担负抗美援朝相关货物的运输任务，却不能减少。此时的民生公司，管理运作已经不是卢作孚可以调度指挥。抗战时期组织宜昌大撤退都难不倒的卢作孚，已经陷入自己无法把控的局面，鉴于内外种种原因，民生公司负债累累，经营愈难。

在三反运动开展前夕的11月，卢作孚被召到北京，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提出已给他在北京备好寓所，希望他迁居北上，到中央政府交通部任职。这样的安排，旨在将卢作孚调离民生。如果卢能接受，无疑将摆脱沉重的业务压力，同时也避开了三反运动。但这偏偏不是卢作孚的性格，不是他的做人处事之道。卢当时“婉谢了中央请他留京，在中央交通部任职的安排，返回了重庆”。

这一往一返，不过半月时间，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的“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已经如火如荼，民生公司本身的民主改革，也已进入高潮。1951年12月4日《重庆日报》发表文章，指斥“民生实业公司民主改革工作极不彻底”，予以公开批评，矛头直指卢作孚。

几个月来之种种阵仗，卢作孚今生今世，是第一次见。在从未有过的压力下，卢作孚开始回顾自己一生，认真检讨。想到年轻时，在“实业救国”理念感召下创办民生的初衷，他不肯颠倒是非，昧着良心给自己抹黑。1952年2月6日，卢作孚在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小组会上作“五反”运动个人反省检查，仍坚守底线，实事求是地说：“各位，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我是小资产阶级，读小学时对数学特别有兴趣……”

五、不能承受之重

然而，让卢作孚始料未及的是，他遇到了民国以来从未经历过的环境，这个环境可以使人性变得异常丑恶。民生公司上层某些人，开始与卢作孚拉开距离，甚至主动与他划清界限。公司中竟然挂出了“欢迎某某某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的横幅，此人是卢作孚长年培养的副手，后来又提升其为民生唯一的副总。大会上，另一位民生上层干部李邦典发言称：“群众意见说你卢作孚有贪污。”甚至说：“从前认为公司离开你就搞不好，现在离开你公司一样可以搞好。”

这些话像尖刀狠命刺在卢作孚心上。几十年来卢作孚历尽艰辛，排除万难，将民生建设为国内一流的航运公司。为抗战救国，民族复兴，他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功不可没。但凡与卢作孚有过交往的人都有一个共识，他办企业绝非为了个人发财致富。卢本人可谓俭朴成性，作为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和总经理，起初每月仅领取30元的薪水，他自己几乎没有什么物质追求和享受。国民党元老张群评价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有次甚至给他开玩笑说：“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1938年夏天，国民政府某军事大员邀请卢作孚去演讲。卢作孚穿着土布衣服坐在汽车前排，随从翁祥福穿着派力司中山装，头戴巴拿马草帽，手拿公文皮包，坐在汽车后排。接待人员不认识卢作孚，见翁祥福第一个跳下车来，人也气派，急忙迎上去热情握手，并一个劲说：“欢迎！欢迎！”后来经旁边人介绍，才知道是卢的助手。

图：卢作孚先生作演讲报告

卢作孚一生手握几千万资产，从没想过为自己买地、买房，既无财产，也无储蓄，真正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连兼职单位送来的车马费都分文不留地捐献出去。许多人慕名请他兼任事业或企业的董事、董事长，最多时达几十个，包括金融企业的董事。有些是请他个人，有些是请他代表民生，每个兼职都有可观的车马费、津贴费，有的比他工资还高。每次支票送来，他总是写上“捐中国西部科学院”、“捐兼善中学”、“捐瑞山小学”等字样，这些捐赠的字条、收据至今还保存在档案馆里。

身为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民生最初并没有股权，是刘湘等人凑了一笔钱给他入股，股东大会为感激他对公司的贡献，赠送给他一些干股。他自称“小小的股东”，并非自谦，而是事实，因为他的股本小至全公司的两千分之一。在1949年12月的《民生公司股东名册》中，他和家属名下的股权共两千股，但是他从未领取过分文红利，全家老少一直靠他的一份工资生活。1950年后，他名下股金折合3万元，全部交给国家，始终没拿过一文红利。

1942年春天，民生职员搬到重庆南岸的“民生新村”之后，卢作孚一家7口才住进红岩村2号，大约40平米的公司宿舍，厕所在屋外的菜地里，但这已经是卢家住得最宽敞、最好的时候。他家唯一的一件高级用具，是30年代初的小电扇。卢作孚不喝酒，不抽烟，客人来家，连烟灰缸都没有。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妻子想买一只鸡给他吃，却没有多余的钱。

周善培曾经和梁漱溟谈起卢作孚，对其人品称赞备至：“此人再好不过，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满腔里都是为社会服务。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找不到了。”梁漱溟评价卢作孚，也是以完人视之，认为他“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像这样一个舍己为公的无私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却被颠倒黑白，诬陷其“贪污”，这人间还有公道可言吗？

紧接着，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此前，公股代表何郝炬离任，更换为张祥麟。张在会上带头做检查，检讨自己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一起外出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立刻跳上台去，揭发张祥麟在北京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此时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卢作孚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卢作孚离港返京前，调他到身边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卢作孚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卢作孚让他住在家里，视如家人，亲自教他学习文化，对他可谓关心备至。没想到2月8日大会召开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突然搬出了卢作孚家，现在又挺身上台揭发，表面看是批张祥麟，实际矛头却直接指向卢作孚。

这显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事前策划的结果。

会后，卢作孚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在场。卢作孚劝导关怀说，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卢作孚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高傲。这让卢作孚大感惊讶，怎么几日不见，原本还算良善的青年，竟然变得凶神恶煞，面目全非，这还是正常社会中的正常人吗？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深恶痛绝。他无法容忍颠倒黑白的污蔑，他用私人工资招待同事，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的罪证？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居然可以翻脸无情，肆无顾忌，指鹿为马，混淆是非，把人性的险恶演绎得如此充分，谁给了他这份胆量！卢作孚一生视人格尊严为生命，面对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绝对不能接受。

几个月来所遭遇的一切，让他一忍再忍，但从这一刻起，他毅然决定，义无再辱！

他扫视了办公室内众人一眼，用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平静地说：“都散了吧，我想休息。”

黄昏时分，卢作孚回到家中，厨工温师傅过来问候，卢作孚告诉他，自己要睡一下，不要人来打扰。

当晚7时许，卢妻从外面回来，温师傅对她说，卢先生先前回来时，交代说要睡一下，不要孩子们打扰，便进了卧室没有出来。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卢作孚动静，温师傅便进房间察看，发现卢先生脸色有变，情况异常。卢妻遽逢大变，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挂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连挂了数次电话之后，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才带着医护人员来到卢家。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应把卢作孚立刻送医抢救，而仁济医院就在距卢家不到百米远的地方。但公司来人只是把悲痛欲绝的卢妻扶到另一房间，由医生给卢作孚打了强心针，此后经护士提醒，才发现卢作孚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这才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

卢作孚走后，检查他身边的遗物，发现他给妻子留有一纸简短遗言：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短短49个字，平静中有担当，有追悔，有切割，是大丈夫威武不能屈的写照，即便走，他也要走得坦坦荡荡，两袖清风，自尊自重自强。

资料来源：黄方毅《黄炎培与卢作孚之死》，刘重来《卢作孚与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卢国纶《卢作孚之死》。图片来源：网络

长按二维码添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