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乡场，划根火柴可以跑两个来回

图：在乌尤寺尔雅台远眺车子

这个乡场，旧名崑山场，清初创设。它是如何命名为崑山，又如何改名为车子的，县志上没有说明。倒是“车”的读音，在这儿要念作象棋“车马炮”中的ju。所以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稍稍感觉有点奇怪。场上的居民，大多为惠安村的农民，人民公社时期，属于东风五队。因为住在场上，许多人长得不像农民，其中几个姑娘，皮肤白皙，细皮嫩肉，容貌俏丽，搁在城里也是一等一的女子。

我在车子生活了十年。当年农村的乡场，各有其特色，安谷不同于车子，车子不同于杨家，杨家不同于冠英。不像今天，所有的乡场都修得千镇一面，酷似孪生兄弟。昔日的车子场就并排的两条街，一条宽些，一条窄些，都不长，有知青曾夸张地形容它说：划根火柴可以跑两个来回。可见其小。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公社一级的政府机关和社会设施，主要集中在宽街。由南到北顺序排列，有屠宰房、公社医院、乡政府、供销社、缝纫店、信用社。窄街在宽街的背后，街口是铁匠铺，整日里炉火熊熊，采用祖传的锻打方式，替乡下人制造锅铲、菜刀、镰刀、锄头。它旁边的小食店，堂口内摆几张方桌长凳，经营包子、馒头、臊子面。窄街最热闹的场所是茶馆，赶场日总会坐满，来自各个大队的茶客，相聚一堂，叫一声刘三爷，喊一句赵老二，招招呼呼，其乐融融，拿了东西南北的新闻，前朝今人的故事，吹几句牛，冲几句壳子，摆一通龙门阵，无聊的光阴就在有趣的聊天中，混过去了。

车子山的场期是二、五、八，几百年传下来的规矩，从未中断。偶尔遭遇农忙，公社会下发通知严禁社员赶场，但收效甚微，也就不了了之。

过去的乡场，场口处栽黄葛树，场上有戏台子，是乡场的标准特征。车子山的戏台矗立在场尾堰沟边，逢年过节会请戏班子上台演出。1969年知青刚下乡时，曾组织过一台会演。由杨宗括担任指挥，李晓佳手风琴伴奏。那次演出，何可跳了一曲《白毛女》，后来在乡间小路上行走，常有人喊一声：白毛女来了。我与蒋华、赵忠富共同演出《沙家浜》的“智斗”。蒋华饰阿庆嫂，赵忠富是车子中学教师，扮演胡传魁。

没有演出的时候，戏台下面的房子，就用来做了东风五队的面坊。戏台前面的空地，它的设计，当然是为了容纳看戏的观众，这也恰好可以拿它来作了晾晒挂面的坝子。

印象最深的是场口那块巨石，今天还在。它是车子场特有的标志。从场口一路过来，左边是隧山堰，沿山边一直流往金灯的大庙山，再流向杨家、冠英。右边是从安谷白滩堰下来的堰水，犹如一条小河，沿途有许多碾子，我最熟悉的，有安谷陈黄村的双水碾，进入车子境内惠安村的中碾儿，和杜家场村的水碾房。这堰水从场尾流向场口，再流经平安村、新民村，在杜家场汇入大河，完成借水还水的使命。堰水一路走来，形成放射状的灌溉网，让安谷、车子、杨家、冠英，成为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

我落户的大队，过去叫惠安村，在三队与四队交界处，有座著名的石桥叫惠安桥，用雅石铺砌，其材质和结构样式，与二十里外的苏稽桥一模一样。

我下乡插队时，曾做过一番考察，发现八区的几个公社，就车子、安谷几乎都是坝子，其余不但离城遥远，而且都是山区。两相比较，车子离城更近，仅大渡河一水相隔，地理位置还要优越一些。我落户的惠安村，与安谷的双水村临界。此地有一桥，叫双水桥，桥头有双水碾，沿了双水碾玉带似的小河斜斜地往下走，七星八斗般散落着几处村落，房前屋后，竹林树木特别的多，展眼一望，公然有几分秀气。这些村子背靠大山，前面是坝子，沟渠纵横，山清水秀，田连阡陌，如同桃花源中景象。

整个儿这片村落，就叫惠安村。天降恩惠，安居乐业，是为惠安。后来看得多了，才知道车子、安谷，就是中国的上等乡村。

我去大队上户口时，特别问了大队会计，我落户的生产队劳动单价是多少，分粮多不多。姓伍的会计说：一年分好几百斤口粮，都是黄谷；八九角的单价，不低。我暗自窃喜。后来干了一年，年中分红，才知道劳动单价几乎腰斩；倒是生产队的分粮水平，确实较高，加上瞒产私分部分，达到了七百多斤。

说到劳动单价腰斩，也是事出有因。主要是改田改土，把小田改成大田，把弯田改成直田，全靠肩挑背磨，没完没了。工分一下子翻了一番，产值却没有增加，原本八九角的单价，如何不降到一半？

公社南边的老岗坝就不一样了，江中小岛，冲积平原，改田改土，意义不大。所以坝上的劳动单价，基本能维持在九角上下。岛上两个知青，先后做过大队民办教师，每月工分值计算下来，加上教师津贴10元，有三十多元的收入，是知青中收入最高的。

下乡第一年，我分到过花生、塘鱼、牛肉。生产队在中碾儿有块沙地，特别适合种花生。罗湾口山脚，有块大田，蓄满水就是一口大塘。分花生分鱼，是应有之义。惟分牛肉纯属意外，两个孩子在山上放牛，两家养的都是牯牛，撞到一起，势不两立，在山坳上就斗起来了。结果一条牯牛被抵到了岩下，摔成奄奄一息，只好杀了。

第二年，换了队长。花生不种了，鱼也不养了。就连包粽子、搓汤圆的糯米也不能随心所欲，必须按上面规定的面积播种。其实天天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种什么，种多少，什么季节插秧、什么季节收获，他比谁都清楚。但上面自以为是，把农民视作阿斗，事无巨细都一包到底。以至于插秧的间距，䒵秧的次数，犁田的深浅、施肥的多少，都不厌其烦，反复叮咛。哪个大队不按规定行事，一旦发现，必严厉批评。有个姓汪的书记，观榜人氏，小眼睛，高个子，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训斥干部，大家都怕他，人称“汪冒火”。

那几年，公社书记每隔两年就换，都是上面任命的，从不通过选举，大家也不怎么关心。我之所以记得汪书记，是因为他叫汪冒火，好记，也容易记。

至于车子公社下属九个大队，每个大队的书记，姓甚名谁，我局促一隅，有些有耳闻，有些一概不知。但有两个大队书记，那是全公社著名，一个是战斗大队的杜品仲，一个是东风大队的朱泽华。杜品仲是杜家场人，说话利落，做事果断，人也长得高大英俊。知青第一天下乡，在公社坝子里等候分配。他亲自跑来接人，只要愿意跟他走的，有多少要多少，而且高声宣布，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他的大队特别欢迎。

与杜品仲的行事风格不同，东风大队的朱书记，个子不高，无论何时，总是满脸带笑。四清运动时，工作组提拔他做书记，在大会上向众人宣布这项任命。大家说：“朱泽华是谁，叫他亮个相。”他站起来说：“我在这儿。”大家一起叫嚷：“看不见。”工作组只好叫他站到桌子上去，这下大家看见了，却也从此落下个绰号，背地里都叫他朱矮儿。

这两个人，在自己的大队，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威信极高，或者更准确的说，他们都镇得住堂子，压得住人。

在车子场上，有几个人物，知名度比公社书记、大队书记还高。其中，公社卫生院的刘兆明、王本东、王必泰、伍嬢，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先说伍孃。她的身份就是个助产士，地位不高，但全公社的男孩女孩，一多半是她抱出来的。谁家的女人怀上了，几个月了，什么时候临产，胎位正不正，有没有异常反应，她一清二楚。她身材不高，偏瘦，只要一到时候，她便背起她的助产包，脚步利索的到产妇家去了。我当赤脚医生时，有段时间在公社医院进进出出，没听她说过几句话。她的话，胎儿呱呱坠地时都替她说了。

喜欢说话又医术高明的医生是刘兆明。基层医院的医生都是全挂子，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无一不通。后来实行计划生育，开展手术结扎，他又成了女扎手术的主刀医生。一个冬季下来，他领导的手术队替一百多个育龄妇女做了结扎。他的专长是在儿科，但凡到公社医院求诊的小孩，几乎都找刘医生处方治疗。我初学医时，常常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一个治疗原则：“能服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我记了一辈子。

乡下人称呼医生，侧重中医的一般多叫老师。王本东和王必泰，是师兄弟，中医外科出身。车子医院的院长，最初是王本东，后来换了王必泰。王本东行医，有自己的主见，别人不敢轻易做股动脉注射，他敢。有时甚至忽略青霉素皮试，药房邓医生问他：“王老师，你不皮试呀？”“没事。”结果真还出事了，患者出了注射室就站立不稳，吓得邓医生大叫：“王老师，快点来！晕倒了！”王本东过去一看，把患者扶到长凳上躺下，说：“睡一会儿就好了。”果不其然，患者躺了会儿，自己站起来走了。

王必泰和师兄不一样，学了很多西医，治病处方，也以西医为主。他有时也重操旧业，替伤者接骨斗榫。据说有次替人接骨，拿手腕骨折部位接反了，伤者说：王老师，手倒是接好了，可我扭着手，怎么端碗呢？王必泰一看，果然弄反了，赶忙又扯脱了重新接。

所以这师兄弟二人，口碑不太一样。有个两句话的段子，叫做“要得松，找王本东；死得快，找王必泰。”其实这话有点夸张，王院长比起今天的许多医生来，医德医术，要好了许多。人也厚道，没见他整过人。

这公社医院，还有一众人，像杜竹山、汪元清、邓荣华，同样值得记录，只是限于篇幅，不能展开描述。

倒是车子山场口屠宰房有一杀猪匠，漁龙村人，人称肖斗笠，不过这遮雨的“斗笠”，乐山话念成“斗林”，一叫，就成了肖斗林。他之大名鼎鼎，不是他的猪杀得如同庖丁解牛，而是他手中的那把刀，掌握着所有猪肉的销售。如果猪身上的所有部位，都没有肥瘦等级之分，他也就一杀猪匠而已。问题是当年的猪肉要凭票购买，都是一样的价钱，谁不想割一刀好肉呢？于是肖斗笠的地位就举足轻重了。凡是想割块好肉的，先就递上一支烟去，笑着套个近乎。肖斗笠照例是永远不笑的，烟却来者不拒，忙不上抽的，先拂到一边堆成小山。因为烟抽得厉害，脸色发白，身材精瘦。

次一等的名人，要排到车子中学的老师。这学校校址，是过去的祠堂，应该是杜祠堂吧，很气派。民国时期的乡村，只要大一点的家族，都有自己的祠堂。除了用来祭祖，也用它来做了家族子弟读书的学校。我祖母姓杜，嫁到我们徐家。因为家境贫寒，子女读书缴不起学费，祖母便找到族长，要求享受族人待遇。族长说：“我们这是杜祠堂，你孩子姓徐，读书要缴费用。”我祖母理直气壮地说：“我儿子头上有一半的头发姓杜！”族长觉得有道理，说：“叫你儿子来读。”

政权更迭后，祠堂收归公有，做了公立学校。1969年，各大队兴办小学，有祠堂的利用祠堂，没祠堂的就自己新建。我落户的东风大队，相邻的先进大队有陈黄祠堂，革命大队有胡祠堂，都用来作了大队小学，东风大队这片村子，没有祠堂，只能新建。学校的老师，有少量公办教师，更多的民办教师，来自农民中读过高初中的毕业生。高中毕业的教初中，初中毕业的教小学。有一年，公社中学的教师张德英，生小孩请产假，把我找去代课，我是初中毕业教初中。

车子公社中学，坐落在距车子场大约一里地的杜祠堂中。主要教师有高中毕业回乡的赵忠富、胡思贤，高中毕业的知青杨灿、陈玉禄。杨灿下在茶山，妻子也是知青，两人是知青中唯一在乡下就结婚的。没有举行婚礼，把各自的铺盖抱到一起，床一并，就算成了夫妻。陈玉禄来自战斗大队，教语文。杨灿教外语。赵忠富是惠安村人，胡思贤是老岗坝人，两人身份是民办教师。赵忠富长得一表人才，身材高大，鼻梁挺直，英俊潇洒。妻子是大队小学公办教师，个子不高，小巧玲珑。两人很恩爱，走在一起，如影随形，落差很大，构成一幅画面，就是高矮要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中，农村办了两件善事，时间都在1969年。一是大队办小学，全免费，学生读书都在本大队。二是成立大队医疗站，配备两名赤脚医生；每人每年缴费一元，生产队再补贴一元，然后看病吃药，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其余通通不要钱。

杜厚全，大队会计。有几年反复肠梗阻，医疗站无法缓解，只能抬专区医院手术治疗，全靠大队医疗报销。医疗站的账目是大队会计在管理，每月去城里药材公司购药，需要到会计处借款。我家在城里，一方带便，进城购药的差事，大多由我承担。一来二去，彼此便很熟悉。1978年我上大学，去会计处迁移户口。杜厚全翻开大队户口本时，顺口说了一句：“你看，这六零年前后，有三年时间，整个大队出生率是零。”那几年，民间俗称“粮食关”。人能免于死亡，已是万幸，哪还有精力生儿育女。

追根溯源，是上面号召大跃进，要和敌对势力较劲，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结果无数的原始森林砍伐殆尽，车子乡从甄刘碥到大庙山，上至几抱粗的百年大树，下到指头细的小树，无一幸免，全部剃成光头。后来经飞机播种，稍有恢复，又再次砍光满山的松林，遍种桉树。几十年反复折腾下来，曾经的森林已经完全无法恢复。

我生产队的房东，曾给我讲述过早年的生态环境。我落户的甄刘碥，1958年前，山上林木丰茂，遮天蔽日，柏树、杉树、松树、青杠、杂树，应有尽有。人入林中，不见天日，有些地方，大树密到背个稀眼背篓挤不过去，几抱粗的古树比比皆是，早年常有虎豹出没。有年秋收季节，一只斑斓大虎下山游荡，闯入农家，见孩童在地坝独自玩耍，叼上就走。适逢邻居挑草回家，疾呼救人，惊动四野，满田劳作者闻风而动，各操器械，奋勇拦截。老虎无路可走，情急中抛下猎物，窜入山麓处的蛮洞躲避。众人于洞外严阵呐喊，与老虎相持。后有智慧者出一主意，指挥众人搬来草料，堵住洞口纵火焚烧。就耳闻老虎在洞内狂呼乱撞，声音渐渐嘶哑，终至活活烧死。

房东的讲述，印证了一个现象。整个车子公社的民居，民国时期及大跃进之前修建的房子，都是木结构的青瓦房，说明山上的木材，完全足以满足建房需求。后来山成秃岭，被迫封山育林，就连烧柴都成了问题，才出现了茅草房、土坯房、石头房。

再后来，经济大发展，建立高新区，广征土地，离开原有老场，兴建街区，砖混结构的楼房，从过去的惠安五队，向四队、三队延伸，所有的房子几乎都造成一个模样，将失地农民集中居住，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一变而为厂房毗连的高新区，曾经的田园风光，从此成为昔日记忆。

我小时候在城里，米饭有两种吃法，一种是随手干，一种是甑子饭。乡下则家家吃的水碾米，户户蒸的甑子饭，饭一蒸熟，盖子揭开，饭香四溢。盛在碗里，泡哨疏散。麦收季节，新麦磨成麦面，锅里煮稀饭，锅边贴吊气粑；或是甑子饭上面扭几个羊角纠，比起今天的白面馒头，别有一样口感。农闲时节，亲戚走动，殷实人家，白肉豆花、甑子饭，是待客标配。平常时节，家常蔬菜，随季节变换，临到要做饭了，才去地里摘菜，到沟里淘洗。许多人家，门前屋后，就是水渠，洗衣浆裳，挑水做饭，就是几步的距离。

车子山田土肥美，主产稻谷，不是人为作践，可保饭食无忧。但在当年，也有部分人家，每到开年，二月光光，粮食短缺。为度饥荒，需要到老岗坝借些包谷，待收割了新谷，碾成新米，再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借一斤包谷还一斤大米，替对方挑到家里。老岗坝是江中小岛，不产稻米，盛产包谷，彼此交换，也算互惠互利。这种交易，从无文字协议，全凭口头约定。

在乐山，老岗坝远近闻名，主要是靠了萝卜。别的地方的萝卜，总是比不上老岗坝沙地出产的品质，融和、汤鲜、回口甜。

老岗坝还有一大优点，没有水田，许多农活，不用脱鞋，就可以把庄稼做了。惟四面环水，稍有不便，去公社开会，或赶场办事，都要乘船过渡。所以整个坝子，专门配备了一条木船，由胡思安担任船工。过渡人来到码头，见船停在对岸，放开嗓门招呼一声：“思安！”思安便解开缆绳，把船儿悠悠地划过来。思安撑了一辈子船，从小伙子撑成了老头子，直到修建了大桥，木船退出历史，思安才失去了工作。和木船厮守了一辈子，突然闲了下来，思安变得魂不守舍，无所事事，天天赶场。有天早晨，思安起床煮醪糟吃，察觉有点不对，告诉家人说：“我有点头晕，想去躺会儿。”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有人说：“如果没修桥，思安还能活几年，他是闲死的。”思安活了97岁，那桥如果晚修几年，说不定活到100岁。

思安这样的年龄，可谓高寿中的高寿。我前些年退休回到乐山，常去车子山旧地重游。不少过去熟悉的人，已经阴阳两隔；曾经熟悉的田园风光，正在消失成为记忆。但关于这块土地上前辈的故事，曾经耳闻的传说，至今仍还记得。县志上说：“（乐山）民勤耕耨，俗尚诗书。”也是车子这块土地的写照。乐山清代最后一个科举进士，就是杜家场的杜琢章。193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胡坤达，则是车子乡胡祠堂人氏。

杜、胡两家是车子山的大族，秀才众多，不但书香绵绵，经济也称雄厚。过去乌尤寺的管理，杜胡二姓出力不少。二姓在乌尤寺山足有坝地一份，“周围二三里，价约值千馀金”，每年可收租银百馀两，全部划拨寺庙开销。平常遭遇培修寺院，杜胡二姓也多有布施。故庙里寺僧剃度、迁单、交单、行止，都由杜胡二姓主持。每年正月，乌尤寺主持要请杜胡二姓的管事到庙里商议一年要务。春秋两季祭祖，乌尤寺庙里的主持要亲临二姓祠堂进香。

此中情形，在杜姓族人杜全璧撰写的《重镌乌尤山碑记》中写得明明白白。

车子山另有两个著名人物，一武一商。武者杨展，车子乡大佛坝人。崇祯时举武进士第三名。明末张献忠入据四川，杀人如草芥。杨展起兵抗击张献忠部，在彭山江口镇大败张献忠军，纵火焚舟，迫使其败退川北，领兵收复川西川东失地。在其控制区内恢复农业生产，蜀民赖以全活者数百万。今天川南一带多古音，多亏了杨展，赖他保全了部分乡人，没被明末战乱斩尽杀绝。

另一位经商者，乃张受之，车子乡人氏。他1920年创办的运输行，商号“品一公”，专替各地转运商品。鼎盛时期，品一公商行的年货运量高达一万多吨，几乎垄断了乐山货物流转量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在宜宾、泸州、崇庆、温江等地，均设立有分行或代办处。我当知青时，常听刘医生提起品一公，满脸的赞赏，近乎是神一般的人物。

更多普通人，是以良善的美德，维系着乡风民俗的延续。我在车子山十年，没看见过批斗地主。何可落户的老岗坝，有个地主叫胡泰青，也没见农民批斗过他。偶尔上面动员大家忆苦思甜，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有农民就回忆说，当年地主请人收割小麦，要把甑子饭、回锅肉摆在地坎上，随便大家吃，否则没人替他干活。大队书记一听，明显跑调了，赶紧岔开话题：“你说的我们都知道，不用讲，换一个人接着说。胡二哥，你来。”胡二哥大嗓门，上来就控诉旧社会，讲地主是如何剥削农民，农民生活是怎样穷苦。特别是三年粮食关，饿得人皮泡眼肿，走路都打翩翩。旧社会没吃的，还可以找地主借；那几年大家都缺粮，借都没地方借。扛不住的，只有活活饿死。这种控诉，说的全是实话，书记也不好怪罪，索性宣布散会。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个人叫罗保安，民国时期的保长。罗年纪大了，干不得重活。他女人患一种遗传病，走着走着，会摔倒在地上，需要有人帮忙，才能重新站立起来。这样的两口子，你不派他干活，他就只有倒差。他无钱补口粮款，你不称给他粮食，两口子就只有饿死。生产队处于这种情况，只能不讲阶级斗争：农忙时派他在晒场干活；农闲时收粪，让他负责记称。这些最轻省的农活，贫下中农都享受不到。

还有一个温馨的故事。我们大队的妇女主任，共产党员，丈夫因公死亡，守寡多年。杜家场有个鳏夫叫易伯康，人称打渔子，头上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有一年，打渔子易伯康决定结束单身，于是托人说媒，向妇女主任求婚。妇女主任并没有痛斥阶级敌人的胡思乱想，而是答复媒人说：“我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结什么婚？”易伯康碰了软钉子，掉头又找二队的寡妇。二队的寡妇没有那么多活思想，很爽快就同意了。对于这件事，没任何人出面阻拦，更没有任何人认为贫下中农嫁给了四类分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原本，天下无事，和睦相处，来去自由，没有城乡差别，也无刻意煽动阶级对立。1950年代，开展土地改革，分田分地，世道人心，始有变化。车子乡有些在城里上班的工人，受了分田的诱惑，辞职回到农村，参加土改。土地分到手里，没高兴几天，就收归集体所有。再后来，户籍固化，城市乡村，不得随意迁移，才知道当初回乡的举动，是干了一件最大的傻事。

傻事是傻子干的，其实聪明人也干傻事。公社秘书陈少华。红旗大队白堰坎人。印象中，其地位权力，除了公社书记，就得排他。当年知青的招工通知，全都是他亲手书写，下发大队。就连调我去公社中学代课，也是他亲自出面，确定人选。听说我不愿意教书，他又找到大队书记，一道上门敦促。1980年代，城市开始加快建设，兴建楼房，他辞职下海，买了打桩机，专替工地打桩。生意兴隆时，他雇了个助手，替他联系业务。后来助手脱离他自己单干，将他的客户全部抢走。陈秘书只好另起炉灶，跑到安谷淘金，结果金子没有淘着，却把过去打桩赚的钱也倒了进去，只好回头又来重操旧业。再后来，不过几年功夫，便听说患了肝癌。到他离开人世，计算起来，莫过也就五十多岁年纪。

像这样干傻事穷折腾的，屈指算来还有不少。单是车子公社九个大队，名称变迁就来回倒腾：先是平安变红星、新民变战斗、白堰坎变红旗、茶山变向阳、大佛坝变工农、老岗坝变东方红、金灯变革命、惠安变东风、漁龙变胜利。文革结束，又颠过来，红星变平安、战斗变杜家场、红旗变白堰坎、向阳变茶山、工农变大佛坝、东方红变老岗坝、革命变金灯、东风变惠安、胜利变渔龙。

1970年代，局势紧张，茶山碥在山脚一线，沿机耕道走向，挖过许多单人掩体的防空洞。乡村竹林中，还冒出一种鸟，反复哀鸣：“解放军——调枪——调炮。”村民说，是武斗中打死者的冤魂变的。

如今，一切已成往事，新街崛起，老场仍在。可惜缺乏规划，致使原有古镇，房屋毁败，满地荒草，变成废墟。如果当初目光远大，维护好老场，适当修复，古场古貌，与背后乌龟山上的洛都寺彼此呼应，互为一体，便是一绝好旅游景点。

又其实车子山景色，古已著名。大佛坝古称凤洲岛，清人张瑞《凤洲游记》云：“嘉州十景，凤洲为第一。”在此地的坝前河滩处，看乐山大佛位置最好。而整个车子坝子，平畴沃野，风光秀丽。明代安磐有绝句一首描写嘉城风光：“林竹斑斑日上迟，鸟啼花暝暮春时。青衣不是苍梧野，却有峨眉望九嶷。”这青衣江畔类似苍梧平野的风光，就是车子。如果你有雅兴登乌尤而临高台，往车子山遥远一望，安磐五百年前看到的景致，今天大体仍在，只是已经丧失多矣。

美哉！车子。地方州守，请好自为之。

图：天气晴朗的日子，70里外的峨眉三山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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