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大家尊称他为道公

今天的大陆中国人，知道张道藩这个名字的，恐怕极少。但这个人在民国、在台湾，无论是官场还是文化界，都声誉极好。他任立法院长达十年，虽官居高位，却清廉自守，一介不取，他长期担任文化主管，热心发展文化事业，也使圈内人士受惠甚多，人称道公。

他和徐悲鸿曾是挚友，读过蒋碧薇《我与悲鸿》和《我与道藩》的读者，都知道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但我们今天不谈这段往事，只说道藩先生的人品。

但凡和张道藩有过接触之人，都说他待人谦和，不摆架子。哪怕后来做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长，也初心不改，本色不变。

即以他奔丧为例。1946年，道藩先生母亲逝世，他回乡料理丧事，将夫人苏珊安排在云南曲靖（距盘县120多公里）住下，只身一人回家。治丧期间，他遍访亲朋好友、地方名宿，声明不收丧礼，对推辞不掉的亲朋礼金，在离开时亲自造册，全部捐献给学校作为教育资金。整场丧事，一切从俭，祭文自写自念，出殡不用仪仗，所过之处路人皆馈赠一人两个月饼。对父母遗留财产，除留部分交托族中亲友作为祭扫香火之资外，其余均按男女平等之权分给诸妹，对旧时未了之婚事，也给予资助，圆满解决。

台湾作家王鼎钧，曾回忆过一桩自己亲眼所见之事。有一天，某某诗人来找张道藩。这个诗人来台不久，暂住高雄，当时台北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他那天专程到台北寻访老长官，没有找着，偏偏又在公共汽车上遇到扒手，仅有的一点钱和回程的车票都被偷了。他举目无亲，陷入绝境，只好冒昧来找张道藩。张道藩二话不说，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资助他。

王鼎钧后来和这位诗人有些来往，提起当天之事，诗人仍然万分感动。诗人注意到一个细节，感觉张道藩也不富裕，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钞票只有薄薄一叠，而且没有大钞。他原以为张道藩会把他交给总务部门，叫下面的办事人员用公款替他买一张车票。没想到张道藩竟然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来，一张一张数给他。

像这样一类事情，在张道藩身上，不胜枚举，所以台湾文艺界都尊称他为道公。

我们今天要讲述的一件事，不是简单的义举、善举，而是最能体现张道藩道德水准、精神境界的感人故事。

1930年代，张道藩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次长时，在南京创办国立戏剧学校（张本人迷恋话剧，自己也写过一些剧本）。中共派了一个青年来做学生，化名殷扬。此人很有才华，张道藩也非常爱惜人才。南京卫戍司令部发现了殷扬的真实身份，派人将其逮捕。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喜欢杀人，绰号谷屠户，要判殷扬死刑。

张道藩听说殷扬被捕，十分着急，立刻亲自去南京卫戍司令部找谷正伦，保释已经决定执行枪决的殷扬。张道藩那时已是中央要人，和谷正伦又是贵州同乡，谷不能驳他面子，只好不讲原则，同意放人。

殷扬被顺利保释后，张道藩不敢让他在南京停留，立即派国民党员唐绍华送殷扬坐津浦路火车离开南京。

殷扬得以死里逃生。

1949年上海解放，唐绍华没能脱身。随即，中共开始清理国民政府残留人员。这天，正在家中惶惶不可终日的唐绍华，门外突然来了两位解放军，说是上海市公安局长约他谈话，要他立刻前往。

唐绍华料定此一去凶多吉少，不禁两腿微微哆嗦。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约谈他的公安局长竟然是当年他护送离开南京的殷扬！

殷扬此时已经改名扬帆。两人见面，殷扬一句客套话也没说，劈头就问：“道公好吗？”

唐绍华告诉他道公已经去了台湾，殷扬方才安心。然后问唐绍华有何打算，唐说想到北京看看，其实是想离开上海。殷扬提醒他说：“你何不带着你拍的影片，到香港去为人民赚些外汇呢？”

唐绍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殷扬随即给他出具了特别通行证，唐绍华凭此官方文件，得以安全离开大陆前往香港，一年后又到了台湾。

唐绍华在台湾安居乐业，继续写他的剧本。又娶妻生子，有了四个子女，他分别给孩子取名为唐眉、唐眼、唐耳、唐嘴。他与张道藩、扬帆的这段往事，后来被他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文坛往事见证》中。

1954年12月31日，扬帆被捕。

远在台湾的唐绍华看到报纸上有关“潘扬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新闻，急忙去找张道藩。张道藩已经知道了消息，两人对视，默默无语。

唐绍华是把殷扬当做救命恩人的，他知道，自己虽然没做什么大的坏事，但仅只国民党员这个身份，加上他跟张道藩的关系，如果不走，等待他的下场便是粉身碎骨。

同样，身陷囹圄的殷扬，也是把张道藩和唐绍华当做救命恩人的。

张道藩、唐绍华和扬帆，毫无疑问各自都是本党的忠实党员。但是，他们又均未因政治立场而泯灭人性。面对严峻的现实，三人不约而同选择了超越党派的人性，堪称大仁大义。

扬帆后来因内奸罪坐牢二十多年，精神崩溃，双目失明，直到1983年彻底平反。1988年扬帆逝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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