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大佛险些被炸之回忆

五十三年前的1966年，有人妄图炸毁乐山大佛。这件骇人听闻的大事，当年的乐山人都曾经有所耳闻。但真实情景，至今未见当事者有详实的记录，就连发生的时间，也各说不一，大相径庭。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它发生的背景，应该是在文革初始，举国大破“四旧”的时候。

1966年6月底，文革已经拉开序幕，我所在的乐山二中，暑假还是照常放的。我先是在街道和居民一起参加学习，不久王浩儿修轮渡码头，我家经济困难，求得会主任恩准，安排我去王浩儿做临工。

8月份时，天底下就比较的不太平了。有些人开始变得凶神恶煞起来，可以随意砸店铺和街道标牌，理由是但凡封资修的东西，都要彻底砸烂。我所在的小巷，原来叫御史巷，是纪念明代乡贤嘉定四谏的，一夜之间就改称反修街了。

不久，造反从街道、店铺，进入家庭。只要街道上有人到学校告M，立刻便有一群学生涌出校门，去所谓头戴地主、资本家帽子的家庭，查抄金银财宝、书画玉器。这些人呼啸而来，掘地三尺，又呼啸而去，形同明火执仗的土匪，但皆冠以美名曰革命小将。

我当时在王浩儿挣钱做工，耳闻目睹的抄家让我心惊肉跳。我家从前开过药房，划成分属于资本家，按阶级斗争理论，也归查抄之列。我居住的院子已经抄了几户人家。我家隔壁的魏奶奶，过去开诚孚染料店，最先被抄。然后是后院的先家，民国时期在政府部门任职，新政权一来便成了管制分子。抄他家没见财宝，却搜出来一本日记，上面写了许多牢骚。这类文字只要上纲上线，可不得了。日记主人在东大街日杂店上班，闻听日记被抄，顿成惊弓之鸟，家不敢回，连夜出逃。

接下来又抄了两家。按理再抄，便该轮到我家。但迟迟不见街道上喊人动手。直到破四旧运动结束，我家都安然无恙。后来一想，人家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早看出我家经过公私合营，家徒四壁，简直就如洪水冲过一样干净，既然抄我家毫无搞头，岂非白费精神？

当年的学生，上面敕封为小将，虽然肚子并没有完全吃饱，但斗志却很高昂。说起破四旧，不知哪儿来的精神，简直如同打了鸡血一样。其中一些人，砸了街道上的标牌，抄了民宅的家产，还不过瘾，又闯入寺庙，和菩萨干了起来。

记忆中还有印象，是1966年8月份的时间，在王浩儿修码头时，听到传闻说，有群学生要炸凌云山的大佛，结果没有炸成。

具体是哪个学校或哪些学生，想要如此胆大妄为，传闻中一概没有涉及。更重要的是，大佛毫发无损，所以这条传闻并未成为轰动新闻，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很快便被接二连三的重大新闻淹没了。

如今再回过头去叙说这段历史，当事者已经知道羞耻，全部三缄其口。知情者或碍于情面，欲言又止；或数十年印象模糊，讲述不清。天长日久，终成悬案。

但这件事毕竟发生过。几年来，我特地留意此事，但凡耳闻目见，无不记录整理。

一种说法，来自万鲁君执笔编写的《乐山一中百年校史》：“（文革初期）我校学生中的红卫兵去大佛寺破‘四旧’。先是要去炸掉乐山大佛，但没有四吨炸药，未炸成。”“接着他们便去乌尤寺，一阵棍棒，捣毁了罗汉堂中的罗汉塑像。”

按此说法，想炸大佛和捣毁罗汉堂，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从逻辑上讲，是说得通的。红卫兵从徐家碥出发，必先去大佛寺，炸大佛不成，再奔乌尤寺毁罗汉堂，在空间上是符合逻辑顺序的。

另一种说法，来自《乐山日报》编辑康鉴撰写的《嘉州雪鴻录》：“（十年浩劫中）诸天诸佛，殿宇伽蓝也在劫者难逃，大佛的脑壳被认为是‘四旧’之首，自然首当其冲。造反派准备炸药若干，打算悬吊于鼻，平放于肩，系之于颈，绳之于髻，只要一根火柴那么一点火星，大佛的脑壳就要落地。可惜脑壳太大，炸药不够，广大群众又都出面阻挡，才没有炸成。”

康鉴先生的说法，较之于万鲁君老师的记录，多了一个细节，就是“广大群众出面阻挡”，也是避免了乐山大佛被炸的原因之一。

《嘉州文史》主编郭明兴的回忆，也提到了乐山民众的见义勇为：“1967年文革初期，大佛被视为‘四旧’的罪魁祸首，一帮造反派在疯狂砸烂凌云寺的佛雕神龛之后，企图安放炸药，叫大佛‘脑袋搬家’。幸好当时广大群众出面阻挡，加之大佛实在庞大，炸佛难以实施而作罢。”

以上三种说法，在时间点上，都未提及具体时间，只说是“文革初期”。但第一种说法将炸大佛和砸罗汉堂视作同一天发生的两件事，表面上看似乎确定了炸大佛的时间，但其实没有。因为就连捣毁乌尤寺罗汉堂的日期，至今也是各有说法。毛西旁先生编纂的《乐山历代文集》注明是1966年11月11日，而刘学文的《遍能法师传》却记录为1966年11月12日。《乐山市人民政府志》的记载，更将时间提前至1966年8月。限于手头资料，不排除可能还有其他的日期。

那么，红卫兵欲炸大佛的疯狂举动，最有可能是在哪个时间呢？

前面叙述已经提到过了，我是1966年8月份在王浩儿修轮渡码头时，听到这个传闻的。这是否是孤证呢？当然不是。近日陈咏陶和吴苏在微信群中谈及此事，陈咏陶提到黄潮文章，打大佛之事错为1967年了，应该是1966年11月份。吴苏对此提出异议，在他的印象中，是搞四清回乐山后，就知道此前乐山有人破四旧打砸了乌尤寺，还要炸大佛，因没找到炸药所以没有炸成。

吴苏的结论是：所以，要炸大佛之事，应该是1966年8月发生的。具体日期不详。

两相交流，陈咏陶认可了吴的说法，并补充说：“昨天下午与一中高68级同学冯纯建在一起闲聊时，他主动提到此事。他说：1966年过完暑假开学时，他们班有四人立即就是‘红卫兵’了。这类红卫兵是那时的官办红卫兵，即‘校文革筹备委员会’宣布的。同时，他谈到9月开学后就听说高66级3班辜明清（校革筹主任），带领了一中20多人去大佛寺造反。四中也有学生参加，是跟着去的。此说应该是符合大家记忆的，时间是1966年，不是1967。”

陈咏陶据此推断，既然9月开学时即听说此事，说明打砸已经发生。那么炸大佛就应该是9月之前。她的推断，乃至于吴苏、冯纯建的记忆，与我在王浩儿做临工时听到的传闻，在时间点上是吻合的。

历史上，乐山大佛自唐代贞元十九年（803年）建成以来，也曾遭受过数次破坏。据明清《嘉定州志》记载，大佛身后的凌云寺“元时寺废，国初（明初）重建”；明末战乱，“袁韬起营，并毁此寺及僧舍百馀”。均未言及大佛受损。而民国《乐山县志》中的相关记载，则是对大佛修造以来情况的概括，其中提到曾经的大佛是有楼阁覆盖的，楼阁旧称大像阁，宋代改称天宁阁，“明末罹于兵燹，惟大像岿峙江岸”。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大佛自建成1200多年来，虽历经元、明两次战乱，楼阁早已不存，但临江而坐的大佛，并未受到过损坏。

这倒并非破坏者心怀仁慈，而是当初大像的建造，与别的佛像不同，乃是依山开凿，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像这样佛山一体的巨像，用冷兵器一类的工具是无法摧毁它的。这也是当年头脑发热、智商扭曲的年轻破坏者没有想到的。他们隔河渡水，蜂拥而至，意图摧毁大佛。到了大佛身前一看，才知道这和后来砸毁罗汉堂不是一回事，钢钎戳不着，棍棒砸不动。想爬上佛头逞强，则要冒极大风险，弄不好佛头上螺髻没有敲掉一个，自己却跌下山岩粉身碎骨。革命小将再横，他也怕死。这才想到动用炸药，但要弄到足够摧毁大佛的炸药，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再加上遭到民众挺身而出，奋力阻拦，折了锐气，只得气馁而退。

佛是一座山

数十年过去，岁月渺渺，人事两非。当年炸佛之事，能否完全调查清楚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疯狂的年代，有一群人，曾经想炸大佛，他们是乐山人；另有一群人，挺身而出，保卫了大佛，他们也是乐山人。说明任何一个时代，面临非常事件，清醒者与糊涂者，善人与恶人，总会泾渭分明，呈现对立状态。这才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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