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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盛夏的庐山，尽管山下骄阳似火，山上却林木森森，凉风习习，气温宜人。7月7日中午，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一回住所，就对妻子说：“水静，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什么事？这么急？”水静不解地问。“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一道去，”杨尚奎露出少有的严肃，“毛主席要见她。”杨尚奎交代水静，任务特殊，一定要绝对保密。汽车上山之后，直接开到涵洞左侧的28号房，那里没有住与会议有关的人员，服务员也只有一人，不会引人注意。此前，毛主席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曾志，也即陶铸的妻子，在上庐山开会前，到南昌去探望过贺子珍，上山后她对主席讲，贺子珍头脑很清楚，于是毛主席提出想见一见。1949年，贺子珍作为南下干部，被任命为浙江省妇联主席。但她身体时好时坏，很难正常工作。陈毅为了方便她在上海治病和生活，特地将她调到上海市委组织部，挂名虹口区委组织部部长，还请了著名的神经科专家为她治病。贺子珍在上海居住期间，毛泽东曾给她写信，劝她好好吃药，不要抽烟，爱护身体。毛泽东对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陈毅听了哈哈大笑，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此次与水静一同下山接贺子珍的朱旦华，原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的妻子，毛泽民在新疆牺牲后，朱旦华与方志敏弟弟方志纯组成了新的家庭。陈毅从上海调往北京后，方志纯任江西省副省长。江西是贺子珍的故乡，对这片土地，贺子珍有特别的感情，到1958年，贺子珍便从上海迁居到了南昌。考虑到贺子珍身份特殊，中共江西省委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并指派了专职医生、护士；但对她的住处和行踪也实行严格保密。贺子珍住在南昌三纬路一幢幽静而安全的小院子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身边放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是当年在江西苏区时她和毛泽东共用过的东西。毛泽东每次南巡途经南昌，总是住在省委招待所1号楼，与贺子珍居住的小院仅一箭之遥，但咫尺天涯，彼此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7月7日下午4点多钟，水静和朱旦华一道乘车下山回南昌。在车上，她俩商量了一个将贺子珍请上山的理由，统一了口径，以免节外生枝。贺子珍吃过晚饭后，正在客厅休息，一见水静、朱旦华进屋，又是让坐，又是倒茶，非常热情。一阵寒暄之后，朱旦华便说：“大姐，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水静接过话头说：“我俩刚从庐山下来，省委特地派我们来接你！”贺子珍很高兴，欣然同意，水静和朱丹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大姐，那就请你准备一下。”朱旦华说，“到了山上，你跟我们住一起，这里的工作人员就不用带了。”俩人和贺子珍商定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去接她，贺子珍微笑着同意了。7月8日下午，水静和朱旦华接上贺子珍，车子便向庐山飞驰。一路上，三个女人尽谈些轻松、愉快的事，不知不觉便到了牯岭。水静让司机将车子直接开到汪东兴、杨尚奎特地为贺子珍准备的住处。晚饭后，水静一人陪同贺子珍。安排好贺子珍休息之后，水静给杨尚奎打电话，报告客人已经到达。杨尚奎要水静陪着贺子珍，不要随便离开。“那好，你等着我的安排。”毛泽东说完就挂断了电话。9日午饭之后，水静趁贺子珍午睡，独自乘坐杨尚奎的车，悄悄去了毛泽东居住的“美庐”。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吸烟，正在等她，水静简略地汇报了接贺子珍上山的事，毛泽东很满意。毛泽东对水静说：“今天晚上9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这里来，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水静问毛泽东：“要不要找朱旦华一道陪大姐来？”毛泽东说：“不用了，你一个人就可以。”显然，毛泽东是想尽量缩小知情范围。夜色中，水静陪同贺子珍来到美庐。贺子珍走进客厅，抬头一看，大吃一惊，里面坐着的那个人竟是毛泽东！毛泽东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很客气地对水静说：“谢谢你。你可以走了！”卫士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对卫士说：“这里没你的事了，你也走吧。”于是，屋子里只剩下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隔着一张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了下来。久别偶相逢，俱疑是梦中。贺子珍作梦也没想到，今生今世，她竟然能够再见到毛泽东。多少年的思念，竟无语凝咽，她不能自已，不禁热泪奔涌，痛哭失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他问贺子珍：“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还好吧？”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仔细细地打量毛泽东，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倒大不如前了。”毛泽东说：“66岁啦，老了！忙呀，比过去打仗还忙！”毛泽东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听了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打电报给谢觉哉同志，请他劝你回头，可你就是不回头。”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凄然。贺子珍眼睛里充满着惆怅和柔情，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两个人沉默了好久，贺子珍忽然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毛泽东点点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接着他告诉贺子珍：“娇娇（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有对象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我也同意。”贺子珍回答道。毛泽东告诉她，等这次会议结束，回北京就为他们举办婚礼。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水静一直坐在“美庐”值班室等候贺子珍。值班室响起了清脆的铃声，她知道，这是毛泽东在召唤卫士小封。过了一会儿，小封把贺子珍扶进了值班室。待她坐下后，小封对水静说：“主席请你去一下！”水静走进毛泽东客厅，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不行了，脑子坏了，说着说着就乱了，答非所问。”毛泽东像是对水静，又像是自言自语。“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朝水静点了一下，“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抢走了我三瓶安眠药，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也不准我吃药。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把药拿过来。那药很厉害，吃多了会出事的。”那夜的庐山，分外静谧，但贺子珍彻夜难眠。她兴致勃勃地向身边的水静，讲述她和毛泽东相识的点点滴滴，直至天明。第二天，水静送贺子珍下山。22年的等待，只换来一场短暂的会面，从此庐山一别，便成人世永诀。在江西和湖南的边界，有一个地方叫永新。永新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北麓。这里大山逶迤，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绿水淙淙，郁郁葱葱，景色十分秀丽。这里自古为兵家争夺之地，历代都有文臣勇将涌现，人才辈出，可谓人杰地灵。1909年9月，贺子珍出生在永新县的烟阁乡黄竹岭村，她17岁便成了中共党员。少女时代，贺子珍中等身材，皮肤白皙。她爱思考，两道漂亮的眉毛似蹙非蹙，在眉心留下一道浅浅的小沟。她喜欢穿一身白衫、黑裙的学生装，梳着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常常引来赞叹的目光。1927年八月，18岁的贺子珍跟随江西永新暴动队伍来到井冈山。深秋十月，34岁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辗转千里上了井冈山。万山丛中，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被称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他愣住了，井冈山上竟有如此年轻貌美的姑娘。相识以后，毛泽东经常去看望贺子珍。每当他要远行，就会敲敲贺子珍的窗户说：“我要走了。”贺子珍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她很奇怪：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要对我说？之前，贺子珍有个心上人叫欧阳洛，也是一个革命者，后来牺牲了。毛泽东懂得她的心思，他看中她有文化，也有性格，一直追求她。渐渐地，贺子珍对毛泽东有了依赖感，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找他倾诉。一天，贺子珍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伏案工作，便一声不响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他。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一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花，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衣角。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他温存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1928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开始了十年的婚姻生活。这十年，是毛泽东政治生涯最为艰难的时期，却是贺子珍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1929年1月，毛泽东和贺子珍跟随部队离开井冈山。1934年，夫妻俩踏上漫漫长征路。途中，贺子珍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她曾遭遇了敌机扫射，身中十几弹，遍体伤痕；在云贵交界的行军路上，追兵就在几十里外，贺子珍突然临盆，生下一个女儿，她只看了一眼，留下13块大洋，写了一张字条，便被抱走了。毛泽东对人说：“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来到保安县。在那里，贺子珍生下了女儿李敏，乳名娇娇。到延安后，贺子珍想进“抗大”学习，毛泽东考虑到贺子珍在长征途中受过重伤，加上因生孩子失血太多，身体尚未康复，所以不同意贺子珍进抗大学习。贺子珍性格倔强，学习愿望迫切。她对毛泽东说，过去辗转战斗，又经过长征，生活那样艰苦，都过来了，难道学习还坚持不下来吗？在贺子珍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只好同意了。但贺子珍的身体受过太大损伤，终于有一天，她晕倒在了抗大厕所里，这才不得不停学回家。贺子珍在家休养期间，又接连遇到些不愉快的事。那时候延安的文艺生活很贫乏，美国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她的女翻译吴莉莉，就教那些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红军干部跳舞。贺子珍不喜欢史沫特莱，反过来，史沫特莱也不喜欢贺子珍。女记者坦率地表示，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不具备做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吴莉莉是晚间交际舞会的明星，与延安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她好像神话故事里鲜艳夺目的公主，这让贺子珍多了几分警惕和防备。 战争间歇的几个月里，毛泽东阅读了大量书籍，并撰写了许多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论文。太阳落山以后，毛泽东常常带着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一边喝茶，一边天南地北的聊天。看到毛泽东经常与女记者跳舞、聊天，贺子珍产生了许多误会，夫妻感情出现裂痕，关系开始紧张。史沫特莱每次来窑洞与毛泽东见面，会主动拥抱献花，这在西方很平常，但贺子珍难以接受。贺子珍身上有长征中留下的弹片，经常疼痛难忍。不久，贺子珍发现自己又怀孕了，经常呕吐。那几年，贺子珍生孩子生怕了，于是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动手术取出弹片，同时做人工流产。贺子珍的这种打算，起初毛泽东没有同意，但贺子珍再三坚持，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1937年10月，贺子珍来到西安，此时上海沦陷，去上海已不可能。毛泽东得知了这种情况，托人捎信给贺子珍，希望她回延安。毛泽东在信中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写到这儿，毛泽东动情地说：“我现的情况与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么多的苦了。”但贺子珍去意已决。她想，既然上海去不成了，为什么不可以到苏联去呢？到苏联，既可治病，又可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不让毛泽东“小瞧”自己。贺子珍希望靠自己的能力为党多做工作，而不是靠毛泽东的招牌生活。于是她不听任何人的劝说，从西安坐汽车到了兰州，又从兰州乘飞机飞往莫斯科。在莫斯科不久，贺子珍就生下了她与毛泽东的儿子，取名柳瓦。不幸，小柳瓦6个月大就因流感而病死了。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贺子珍伤心至极，天天到儿子坟上哭。毛主席又很少写信给她。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说我可以帮她带信给毛主席，她说不带。”此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八部学习。贺子珍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每月从70卢布的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他们买东西。1941年底，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到苏联，李敏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在异国他乡，她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在苏联生活的日子，比长征还要艰苦。为了养活女儿和岸英、岸青，贺子珍彻夜织毛袜子，洗衣服，周末还要去伐木。家里有时还没有吃的，没有劈柴，冬天屋子里都结了冰……每次提及这段往事，贺子珍就泪流满面，痛苦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些。”直到1947年8月，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带着李敏、岸青回到了中国东北。建国后，李敏和岸青来到毛泽东身边生活。贺子珍曾经考虑过要开始新的生活，她向一位老战友讲，她有两个心愿：第一，不要因为她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她限制起来；第二，她希望见一见毛泽东，说句话，握个手就行。1959年7月9日，贺子珍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分别22年后，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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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胆大包天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