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乃迭：外甥女说她好看得像一幅画

原创徐敏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结婚时母亲给过她忠告

戴乃迭

一个英国女子，因为热爱中国文化，又恰好遇上了与她心心相印的中国男子，于是夫唱妇随，来到中国，在几十年的岁月中，绵绵持续地为自己的热爱竭诚付出，九死不悔，直至奉献终身。

这女的叫戴乃迭，男的叫杨宪益，两人都身世不凡。

戴乃迭出生于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的家庭。父亲戴乐仁受伦敦传教会派遣，在中国负责救灾援助和庚子赔款的使用工作。这样的家庭衣食无忧，即便她出生的那年正赶上五四运动激起的动荡浪潮，戴乃迭的童年仍然十分快乐。

戴家在北京抽屉胡同有座玲珑别致的小四合院，在北戴河海边还有栋小别墅。这样的居住条件，夏日可去海滩避暑，冬日能在北海湖面溜冰。一年四季，春节的庙会，元宵的花灯，清明的风筝，端午的艾叶，中秋的传说，都给戴乃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天，戴乃迭和姐姐骑着童车在马路上玩耍，被一群士兵团团围住。这些士兵出于好奇，向姐妹俩提问、逗乐。因为并无恶意，姐妹俩没有感觉害怕。但士兵的围观却让母亲塞琳娜深感担心。

考虑到孩子的安全，戴乃迭7岁时，塞琳娜带着儿女们返回了英国。

戴乃迭在英国柴郡读了一年小学，又入一家教会学校做了十年的寄宿生。1937年，18岁的戴乃迭考入了牛津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后又转攻中国语言文学。

当年牛津大学有许多俱乐部性质的协会，导师修文斯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协会。一生的姻缘由此而始。在协会中，她结识了后为协会主席的中国留学生杨宪益。杨宪益出身津门富家子弟，父亲杨毓璋做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宪益从小便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聪明和幽默，以及浑身洋溢着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深深地吸引了戴乃迭，唤醒了她童年时烙印在脑海中的中国情结。当时，杨宪益主持的牛津中国协会，由1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钱钟书、杨绛、俞大缜、俞大絪等皆是会员。

戴乃迭是协会秘书。与杨宪益交往日多，情感日密。

1940年，杨宪益从牛津大学毕业，哈佛开出高薪诚聘他前往任教，沈从文、吴宓向西南联大推荐了杨宪益，也发来电报聘请他回国任教。当时中国抗战正处于最艰困时期，杨宪益放弃优渥条件，毅然选择了返回祖国。

对于这个决定，戴乃迭表示愿意跟随杨宪益一道回国。杨宪益深受感动，但出于责任，他告诉戴乃迭说：“我们不是去美国，而是到中国内地。那里烽火连天，吃苦不说，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我是中国人，有责任有义务，我是预备回去受苦的，你愿意吗？”

戴乃迭没有豪言壮语，也不山盟海誓，只说了一句：“我愿意。”

戴乃迭的母亲知道后，不断劝告女儿别去中国，见她执迷不悟甚至把话说绝：“你嫁给一个中国人，最终一定后悔。要是有了孩子，这孩子也会自杀！”但戴乃迭意志已决。

倒是父亲戴乐仁开明豁达，对两个年轻人的结合表示祝福，只是提醒女儿：“先别忙着结婚，可以在中国内地住上几年，如果觉得受得了那个苦，再结婚不迟。”

此时，杨宪益方面也面临压力。当母亲见到儿子漂洋过海，身边带回的朋友，竟然是金发碧眼的洋女人时，直接就病倒了。就连亲朋好友，也都纷纷表示反对。最终，经多方解释，杨宪益总算说服了家人。

1941年2月16日，这对异国夫妻在重庆举行了婚礼，证婚人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杨宪益的母亲身穿旗袍也来到了婚礼现场。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是戴乃迭父亲庚款基金会的同事，也被邀请。罗家伦为杨宪益和戴乃迭证婚，是有原因的。他听说杨宪益要到西南联大任教，便中途拦截，动员这对新人来中大教书。杨宪益母亲担心儿子到昆明后的安全，也希望他们留下。于是夫妻二人留在了重庆，被安排到中大柏溪分校。

戴乃迭和杨宪益

婚后不久，杭立武宴请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同席者有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夫人宋蔼龄、国防部长何应钦夫妇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夫妇。杨宪益说，“我们俩是席中唯一的没有官方身份的人。”席间，杭立武表示希望杨宪益加入国民党。杨宪益说：“君子不党，是孔子的话，所以我不加入。”婉拒了杭的邀请。

在中大教书期间，有一次学生问戴乃迭对三青团的看法，戴乃迭直率地说，她不喜欢这类组织，这让她想到纳粹的盖世太保。这话传到张沅长（罗家伦内弟）耳中，怀疑戴乃迭有红色政治色彩。

第二年夏天，学校拒聘戴乃迭。夫妻二人遂应邀去了贵阳师院。不久，戴乃迭有了身孕，因贵阳地处边远，医疗条件有限，母亲赛琳娜要女儿到成都分娩，并说好到齐鲁大学执教，校长是赛琳娜的朋友。等戴乃迭到了成都，齐鲁大学校长易人，聘书作废，戴乃迭于是去了光华大学。42年孩子出生，取名“烨” 有光辉灿烂、明盛美茂的意思。杨烨的出生，给小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快乐。那两年，夫妇俩为了生计，带着幼小的儿子坐在拉货的“黄鱼车”上，在川黔公路上来回颠簸。直至1943年秋，经卢冀野介绍，来到梁实秋主持的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当时，将英文名著翻译到中国来，这方面的人才并不缺乏。但主持这项工作的重庆国立编译馆负责人梁实秋，更想让欧美主流国家认识中国，这就必须物色合适的人选来翻译中国名著，梁实秋一直为找不到人选而感到犯愁。

经过多方打听和卢冀野推荐，梁实秋发现杨宪益夫妇是最好的人选，在他的主导下，杨宪益和戴乃迭共同翻译了史学名著《资治通鉴》。

经过这次翻译，杨宪益夫妻二人的翻译大门，从此逐扇打开。二人年复一年，强强联手，翻遍了中国著名古典文学作品，陆续将它们推向世界，让更多的外国人认识和了解了中国。

1945年抗战胜利。10月，大女儿杨荧出生。1946年秋，杨宪益夫妇随编译馆迁往南京。船过三峡，人无恙，行李船却不慎侧翻，七八箱由伦敦带到香港，又由香港辗转带到重庆的珍贵藏书，全部付之东流。在水上漂泊了17个昼夜之后，终于来到了南京。除了在编译馆工作，杨宪益还在中英文化协会兼差，戴乃迭也在学校兼职教书。他们用积蓄在傅厚岗买了一处房子，生活自此稳定下来。

数年后，风雨苍黄，雄师过江，南京改天换地，杨宪益转而为新政权工作。有段时间被任命为市政协副秘书长，工作繁忙。戴乃迭则在南京大学外文系教书，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学校中的英美籍教师倍感压力，有的选择了回国。戴乃迭处境不是很好，但仍积极参加相关活动，与杨宪益一同响应号召，拿出积蓄捐献了一架飞机。为此还变卖了自己的首饰。

1951年北京发来一纸调令，让戴乃迭、杨宪益进京参与“毛选”翻译委员会工作。因杨宪益想去复旦搞学术研究，所以婉言拒绝了。

第二年夏天，北京再次发来调令，作为“政治任务”，要求戴乃迭与杨宪益到北京参加“亚太区域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进京不久，又抽调他们替宋庆龄编辑英文版的《为新中国而奋斗》。工作完成后，夫妇二人调到外文出版社从事中译英的翻译工作。戴乃迭作为外国专家，工资高达同事的五六倍，一家人生活优裕，身心愉悦。

1957年反右运动，杨宪益平安无事。在外文局，夫妇二人一直都是业务骨干，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尊重和礼遇。五六十年代是他们翻译的黄金时期，夫妻二人中译英的古代典籍及现代名著，其篇目列表长达数页；这些译作都是没有稿酬和版税的。

戴乃迭不喜欢政治，但她思想敏锐，性格直率。也因为如此，她在不经意间触犯了禁忌。1959年彭德怀“出事”，一般群众毫不知情，戴乃迭从外文报纸上获悉消息后给领导写信提意见说：“彭德怀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这儿工作，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此后个人崇拜日甚，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为了突出政治，刊登了许多对领袖的颂歌，戴乃迭奉命翻译后，在译稿上用英文写道：“childish!”（幼稚！）更为突出的是文革前夕，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整理成“纪要”下发。戴乃迭受命翻译纪要，拟刊登在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戴乃迭译完后用英文写了一段“批语”，大意是：“这篇‘纪要’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可以掘自己的祖坟，可是在中国的对外刊物上掘外国人的祖坟（指‘纪要’把西方文艺都打成‘资产阶级黑线’），这样的做法在对外宣传中是非常愚蠢的。”当时的《中国文学》负责人见到批语后大惊失色。将批语压了下来。

不久，文革烽烟四起。1966年7月，杨宪益因所谓反诗和反动言行，在外文局被揪了出来，成为外文局的“第一罪人”和“牛鬼蛇神”，被挂牌游街，逼迫他站在三张饭桌叠起来的桌面上接受批斗。不批斗时，杨宪益在单位的任务就是扫厕所、拉煤渣。

1968年4月27日，晚饭后杨宪益与戴乃迭像往常一样举杯对饮。戴乃迭饮了一杯便先去睡了，杨宪益愁绪深重，借酒浇愁，仍继续自斟自饮。夜11时，酒喝到一半的杨宪益被传唤到外文局大楼，在办公室被宣布逮捕，并强迫他在“同意”搜查的文件上签了字。10分钟后，另有一男一女两个公安人员进入杨宅，叫醒了戴乃迭，命令她穿衣起床，在搜查了房间后，给她戴上了手铐。戴乃迭问为什么抓人，答复是“你自己清楚”。戴乃迭说“我不清楚”。两个公安叫戴乃迭带上脸盆、洗漱用品、换洗衣服，然后用吉普车把她送进了北京半步桥监狱。

从此，夫妻二人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但不允许见面。在被关押的四年中，杨宪益最担心戴乃迭受不了牢狱之苦而选择自杀，总是向看守人员打听戴乃迭的下落，只有得到戴乃迭仍被关押的消息，杨宪益才会放下心来。

在狱中，戴乃迭最担心的是她的3个孩子。她唯一的读物是《人民日报》和“小红书”。后来，也允许她读美国的左翼刊物。当她看到美国犯人在监狱中可以与家人通信、放风时，戴乃迭十分愤慨，在本子上写道：“我嫉妒他们！”这下惹恼了看守，看守问她：“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是法西斯监狱吗？”戴乃迭回答说：“如果有选择，我宁愿去坐法西斯的监狱，那样还可以与家人通信。”看守斥骂她思想问题严重，必须好好学习。

刚进狱中的头年冬天，天气奇冷，没有暖气，窗户也是破的，戴乃迭的耳朵因此长满了冻疮。由于是外国人，她被单独囚禁，她要求和别人关在一起，遭到拒绝。为防止失去语言能力，她只能自言自语，或背诵唐诗。监狱的墙壁很脏，她用牙刷把墙刷得干干净净，尽量让居住环境变得整洁。虽然做了阶下囚，戴乃迭仍始终维护自己的尊严，礼貌待人，对给她送饭的看守总要道声谢谢。有次看守送来土豆，问她：“你喜欢吃吗？”她说喜欢。那人便经常送来土豆。她很感谢这位普通中国人的善良。

1972年五一节前夕，杨宪益获得释放。一周之后，戴乃迭也被释放。回到家中，杨宪益早已经整理好了房间，并特别在餐桌上放了一瓶白兰地。戴乃迭看见后说：四年没见，没想到还没改变过去颓废的毛病。杨宪益解释说，这是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

在两人被关押的四年期间，他们的3个孩子都因父母问题遭到不公待遇，受到社会的歧视，只能在夹缝中求生，提心吊胆地过日子。1969年远在吉林农村插队的小女儿杨炽回京过春节，已经无亲可探，无家可归。她先是住同学家，后来想去住在北京的大姑妈杨敏如家，在姑姑家门口徘徊了半天，左思右想不敢进门，怕被人怀疑搞“黑串联”祸及亲戚。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不得不提着小包到河北沧州去找姐姐杨荧……

随着夫妻二人的释放，三个子女的回家，生活又开始恢复正常。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唯一的儿子杨烨却出了问题。

杨烨

杨烨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父母被捕后，他被分配到湖北鄂城一家小农机厂。因长相酷似外国人，处处受人提防，曾被人诬陷偷听敌台受到审查，钟表、被子都被拆开，以搜寻他的特务活动证据。杨烨生性好学，在农机厂工作时，托妹妹杨炽寄来过一箱书籍，其中有一本《摩尔密码》的小册子，被搜查人员认为是特务活动的证据。因母亲戴乃迭是英国人，杨烨理所当然被怀疑为英国特务，受到众人辱骂摧残，导致他精神分裂。这种状态后来一直影响着他，正常时还好，一受刺激就会复发。

为了让儿子病情稳定，杨宪益和戴乃迭把他送到英国的姨妈家，试图通过环境的改变让儿子恢复正常。不幸的是，杨烨始终不能适应英国的生活，只要在咖啡馆之类的公共场所，一见到中国人就会慌忙逃走，深怕被抓回中国，这成了他始终无法摆脱的恐惧。久而久之，他不堪重负，最终选择了自焚。那天，他把自己反锁在房中，给自己浇上汽油。从自焚的时间看，他的头脑应该是清醒的，他选择在姨妈出门前的几分钟点火，以避免烧毁整栋楼房。

他短促的一生，仅仅活了三十八岁。

儿子的死，印证了母亲当年的预言，使戴乃迭倍感伤痛。她从此郁郁寡欢。为从悲痛中挣脱出来，她一面发疯似地工作，希望在打字机的嗒嗒声中忘却悲伤；一面以烟酒为友，在袅袅的烟雾和微醺的醉意中麻痹自己。

杨宪益深知戴乃迭的痛苦，但他无法化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戴乃迭晚年变得痴呆的时候，谢绝一切交游，朝夕相伴，陪同他的英国妻子，一步步走完悲怆的最后岁月。

1999年1月17日，戴乃迭去世，终年80岁。

这位伟大的女性，为中国服务了一辈子，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是出于我对杨宪益的爱，我儿时在北京的美好记忆，以及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

难怪她的心灵会这样纯美，也难怪画家赵蘅在怀念她的追思会上说，她的这位舅妈“好看得像一幅画”。

参考资料：

搜狐号《戴乃迭：不后悔嫁中国人》

张昌华《纪念戴乃迭逝世十周年》

百度百科《戴乃迭》

百度百科《杨宪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