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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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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听过吴晗的课。本来课是钱穆在上，但钱穆离开联大后，中国通史人手不足，就把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吴晗请了来教中国通史。吴晗是专门研究明史的，他的教法和钱穆不同，他不是对历史做综合的观察，而是分成许多条目，比如官制、经济等等。这种缺乏整体观点，把历史分割成许多专史的讲法，何兆武不大欣赏。与一般同学相比，何兆武对吴晗还多了一种了解。何兆武的姐姐是联大38级经济系的，毕业后不能住在学校，需要租房。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后分租给房客，何兆武的姐姐就租了他一间小房子。二房东在过去是一个很不好听的称谓，被认为是吃差价，进行中间剥削的人。吴晗这个二房东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来住，要把房子收回自用。是真是假只有他才清楚，但二房东要涨房租，通常总是这样手法。吴晗轰过何兆武的姐姐几次，给何兆武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昆明，大家天天跑警报。有一种紧急警报，声音急促，提醒大家飞机马上就要临头了，再不跑就有危险，要赶快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昆明不像重庆，重庆是山城，一拉警报大家就钻山洞，昆明没有山洞，所以一拉警报大家就往郊外跑。联大学生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躲进山沟里就足够安全了。老师们则不然，年纪较大，从前的习惯本是在书斋里静坐，翻山越岭非其所长。遇到紧急情况，便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西南联大的梅贻琦校长，那时候已经五十好几了，人却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是穿着整齐，永远拿着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的，他却仍然不失仪容，一边疏导学生，一边安步当车地慢慢走。可吴晗就做不到这样了，有次拉紧急警报，何兆武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脸色都变了。1940年夏秋之交，钱穆应邀去了成都齐鲁大学后，他的中国通史课由吴晗来教。第一次考试，全班都不及格。这在钱先生上课时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这做法这有点像《水浒传》里讲的，犯人来了先打三百杀威棒，让你知道厉害。吴晗当时也就是个30来岁的青年教师，他的这种做法很难让人心服。学生们就派代表和他交涉，首先自我检讨没有学习好，然后提出老师的教法是不是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原本非常平和的交流，吴晗却觉得伤了他的尊严，一怒之下宣布罢教，由此而引发了一场风波。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向蒋介石推荐张廷谔出任天津市长。一年后张廷谔下野，由陆军中将杜建时接替张就任天津市长。杜建时上任后，被电台邀请讲话。秘书处将拟好的讲话稿交给杜建时审阅，杜看完讲话稿后通知秘书处，要召见拟稿人。拟稿人来到办公室，杜建时问：“你就是王奎克？”就这样，王奎克被杜建时留任为机要秘书。此后，王奎克既替杜建时拟一些机密文件，也撰写类似《清明植树节》、《话说护士节》这样公开发表的文章，有时也替市长为一些社会团体及个人题字写匾。1948年，国民党加紧了对内部机构的“清洗”，一年中，天津市党部就进行了四次重新登记，特务机关也不断地向市政府提交“黑名单”。王奎克把收到的黑名单按时呈交给杜市长，杜建时每次拆封看过，就让王奎克锁进保险柜。一天，杜建时把一份黑名单递给王奎克：“不是。他只是南开的学生，反对内战，反对贪官。这算是共产党吗？”杜建时也不深究，只是提醒王奎克说：“之前，我们是按兵不动。这一次，要大动干戈，你告诉你的侄儿，躲一躲吧！”王奎克把这份黑名单看了两遍，又把以前的黑名单拿了出来仔细查看，把他认为重要的人名记了下来，然后交给了侄儿。等到军警按照名单抓捕时，处处扑空，不明白到底是哪里走漏了风声。只有杜建时自己清楚，这风声是他有意走漏的。1949年1月15日，天津被解放军占领，新政府秘书长娄凝先首先召见了王奎克，对他的间谍工作表示了高度肯定。另一边，被俘后的杜建时被定为战犯，关押在功德林，直到1963年才被特赦。
1909年，正在昆明读书的熊庆来，接到父亲的家书，称祖母病重，盼见孙儿一面。他来不及多想，便匆匆上路了。待他风尘仆仆赶回家中，才知道原是等着他回去成亲。女方是弥勒县当地一位教书先生的女儿，姓姜，因为生于农历九月九日，正是重阳节赏菊之时，故取名菊缘。姜菊缘是典型的旧式人家的女子，没上过一天学。同熊庆来一样，她也是秉承父母之命，就和熊庆来确定了婚姻。两人这一年正好都是16岁。姜菊缘不知道见过世面的熊家少爷，会不会看不上自己。按照当地的习俗，进洞房前，新娘要向新郎叩头，谓之“挑水头”，意思是这个头叩过之后，往后家里挑水这一类粗重活计，就要仰仗丈夫做了。新娘叩头之后，新郎则要跨过新娘头顶，表示从今往后老婆就当任由丈夫欺负了。此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姜菊缘向熊庆来叩头之后，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熊庆来，没有遵行固有传统，而是将新娘扶起来，向她深深作了个揖。这一幕让新娘十分感动，也赢得了在场宾朋的众口称赞。心思细密的姜菊缘，从丈夫的这个举动，已经知道这桩婚姻定然待她不薄。成亲后没过几天，熊庆来返回昆明读书，夫妻从此聚少离多。20岁时熊庆来赴欧留学，在海外学习了8年。40岁时，熊庆来又为研究去了法国两年，并取得无穷极函数的巨大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定理”。熊庆来赴法国期间，姜菊缘一个人带着两子一女在南京邓府巷生活。日子最窘迫时甚至需要自己在院子里种菜，将空着的房间出租换钱贴补家用。但无论怎样颠沛流离，天各一方，熊庆来从未抛弃过结发之妻。夫妻二人生于同年同月，姜菊缘的生日是九月九日重阳节，熊庆来比妻子晚了三天。但只要家人团聚，每年生日，两人都会合并在九月十日这天庆祝。还在头天晚上，姜菊缘便来亲自动手，用鸡蛋和面，再把面擀得极薄，切得极匀。第二天再选一只上等的鸡清炖做汤，做成鸡丝寿面，一家人围桌而坐，享受人世间的天伦之乐。面条、鸡肉、鸡汤都泛着金黄色的光泽，成为人间难忘的美味。熊氏夫妻，从16岁执子之手，到晚年与子偕老，历经几十年风雨人生。1969年，熊庆来逝世，享年76岁。又20年后，姜菊缘去天堂与丈夫团聚，留给人间一曲琴瑟和谐的动人佳话。
郭沫若是在20岁时，由母亲做主成亲的。女方是苏稽张家的姑娘，叫张琼华。媒人是远房的一位叔母，和郭、张两家都是亲戚。这位叔母并非专门做媒的那种人，言谈应该算是靠得住的。据她讲，张家姑娘如果嫁到郭家，决不会弱于郭家的任何一位姑嫂，并认为张姑娘的人品和郭沫若的三嫂不相上下。这话就有点分量了，禁不住让郭沫若想起了年幼时在竹林下想去触摸三嫂手掌的心事。郭沫若对自己的三嫂是很喜欢的，现在的这位张姑娘能与三嫂彷佛，那就犹如山谷中的幽兰，原野上的百合，自然是应该感到满意了。带着这样一种憧憬，迎亲那天，身穿长袍马褂的郭沫若，站在屋檐下，看着花轿抬进了家门，放在礼堂下的阶沿上了。在这儿要完成一个拜轿的手续，拜轿之后，轿门这才打开，新人从轿中出来。郭沫若第一眼便看见一只脚伸出了轿门，顿时在心里叫了一声：“糟糕！”因为那只脚不是天足，而是一朵三寸金莲。这也罢了。待进了洞房，揭开新娘头上的纱帕，郭沫若心中又是一声喊叫：“活了，糟糕！”他连容貌也没看清，只看见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接下来的郭沫若走出洞房，已经完全没有了新婚的欢悦。他像个木偶似的，拜父母拜宾客，磕了无数的三跪九叩、稽首顿首。昏蒙蒙地到了晚间，郭沫若借口头痛，便倒在以往睡惯了的厢房的床上，别人去闹房他一概不管，只管死闷地睡着。母亲是明白儿子心思的，三番五次地走来劝说，但无论怎样开导，怎样比方，话说了一摞一筐，郭沫若却始终沉默，一言不发。结婚后的第五天，郭沫若不等开学，便迫不及待去了省城，第二年更去了东洋的日本。这一走，让张琼华从此独守空房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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