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想到会落在自己头上

原创徐敏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世道轮回

1942年日军对冀中根据地“五一大扫荡”时，上级出于保护和储备干部的目的，要求文化人士转移到太行山区。时任冀中文建会副主任、火线剧社社长的王林，坚决要求留在冀中，以便为创作抗战小说搜集第一手素材。他后来完成的长篇小说《腹地》，就是趴在“堡垒户”的地道口，冒着生命危险写出来的。

小说以反扫荡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因伤残回到村中的八路军战士辛大刚，参加剧团演出时，与美丽的剧团主演白玉萼相爱的故事。村支书范世荣是破落地主后代，因为丧妻，也想娶白玉萼。为阻挠辛、白二人相爱，他在村中召开反淫乱斗争会批判辛大刚。此时，日军开始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村支书躲到了亲戚家，村政权陷入瘫痪，危急时刻，辛大刚挺身而出，组织村民开展反扫荡斗争。

这部30万字的小说以细腻的笔法，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冀中军民，在敌寇“五一大扫荡”的围剿中，艰苦卓绝的战斗情景，富于史料价值，被著名作家孙犁称为留下了“一幅完整的民族苦难图和民族苦战图”。

1946年，王林将《腹地》的手稿拿给文艺界的朋友们传看，征求大家意见。曾在延安鲁艺任戏剧系主任的张庚提意见说：第一节到第六节气魄大，但辛大刚到剧团中搞恋爱去了……这村子前后两任支书皆是坏蛋，令人不知光明何在？

只有个别文艺界的朋友支持王林，更多的却是反对的声音，称其内容描写了党和根据地黑暗的一面，影响了党的形象。

当时国共战事正紧，无暇顾及小说的印行，直到战争进入尾声，《腹地》的出版又才重新提上了日程。

1949年，王林随部队进入天津，出任天津总工会文教部部长、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6月，主管文艺的周扬致信王林，虽然他并没有读完整部作品，但他肯定地表示：“抗日史诗是需要写和印的。”

但是针对小说《腹地》的修改建议，始终不绝于耳，比如“能否将支书换成副支书”、能否“增加光明面”等等，让王林觉得自己的神经实在经受不住各种居高临下的声音了。

最终，在周扬的支持下，1949年8月，《腹地》在天津开始排印。赶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浸透了油墨清香的《腹地》，终于送到了王林手上。他像捧着自己的孩子一样，热泪盈眶。

然而《腹地》的问世，并未终结批评的声音，更大一波的声浪接踵而来。

在1950年的第27、28期《文艺报》上，该报副主编陈企霞发表了署名文章《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全面详细地列述了《腹地》中不够光明的方面，不同意将一个党的负责人写成这样。产生的政治影响很不好，让人觉得共产党的力量在哪里？不应该告诉说共产党里有坏蛋。《腹地》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爱护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违背了毛主席的文艺原则，这是在暴露黑暗。

1950年的《文艺报》，地位崇高，几乎直接代表了最高层对于文艺思想的态度和看法。陈企霞这篇两万三千字的重磅文章，将《腹地》定性为“否定党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宣判了这部小说的死刑。

表面看，并没有任何组织下发禁止发行《腹地》的文件，但新华书店的售书架上，这本书立刻便销声匿迹。作家孙峻青曾特地去书店购买这部小说，被告知该书已经下架，后来他偶然在一处废纸堆里，发现了一本扯去封皮的《腹地》。

王林为此深感气愤，一辈子耿耿于怀，仅仅因为陈企霞的一纸批评，《腹地》就成了万劫不复的禁书。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五年后，世道轮回，陈企霞扣在王林头上的“帽子”，被周扬等人加重砝码，如出一辙地扣在了他的头上。

1955年，文艺报常务编委康濯，写了一份材料，揭发总编丁玲和陈企霞搞独立王国。中国作协党组据此展开调查，并写成报告上报中宣部。报告认为，丁玲和陈企霞结成了“反党小集团”，而这一“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

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

三、玩弄两面派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

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对此，丁玲和陈企霞一直不服，不断上书申辩。

1956年夏天，在丁玲的一再申诉下，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周扬、刘白羽、李之琏等为组员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题）的专门小组。对此，周恩来批示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张际春认真执行了这一指示，小组在同丁玲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对丁玲等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工作，直到1956年冬季才告结束。

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协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于子虚乌有。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比如，报告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未经文联党组同意，便擅自将副主编陈企霞、萧殷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但调查的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了这一事实。

又比如，报告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但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的照片时，她立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又比如报告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但调查的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

再比如，报告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这指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但是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答复没有这种事实，他也没有感到丁玲在挑拨他与周扬的关系。

最终，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原有报告中列举的所谓“反党小集团”的错误，要么有的不成为错误，要么有的不是事实。既然没有反党的事实，“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

1956年12月，调查小组根据调查结果，由调查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唐达成起草了《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把“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改为“对党不满的独立王国”。这个结论也适用于陈企霞。

照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明明已经错了，就应该全盘否定才对。但报告者岂肯自己否定自己，即便换一顶帽子，也要给两人扣在头上。但无论怎样，调查结论将原报告中的“反党小集团”，表述为宗派主义的严重错误，其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眼看丁玲和陈企霞的错案很快就会得到纠正了，不料形势却突然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1957年6月8日，上面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开展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整风形势骤然逆转，陆定一、周扬等人对丁玲问题的态度顷刻发生了重大转变，再次重新把丁玲、陈企霞定性为“反党分子”，原本准备纠正的错案不再纠正，而将丁陈二人不断上书申辩的行为，直接定性为“翻案”，同时把对丁陈案不满和不同意的几十个人统统打成“右派”或同情分子，给予严厉处分。

陈企霞后来去了杭州大学教书，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只要运动一来，就会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1973年冬天，杭州大学召开批判大会，由驻校工宣队主持，批判夏承焘和陈企霞两位教师。批判陈企霞时，有人揭发说，有一次干校死了几只鸭子，大家着急地问：怎么办？陈企霞在一旁抽着烟，冷冷地说：怎么办？死了就死了，扔掉就是了。批判者说到这儿，激动地从讲台这头跳到讲台那头，连连挥舞拳头，控诉说：“多么可爱的鸭子呀！黄黄的，毛茸茸的。干校的革命战士们都十分心痛，唯独陈企霞居然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这个反党分子的心理是多么的阴暗反动！”说到这儿，批判者带头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陈企霞！”下面于是一片声的呼应：打倒……打倒……面对这样毫无道理的批判，陈企霞满脸的苦涩，只能选择沉默。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1979年，陈企霞才获得平反，恢复名誉。不知他晚年是否有过反思，当年他指责王林的小说暴露黑暗，否定党的领导，不该说共产党里有坏蛋，等等强加之词，后来被别人用了类似的说法安在他的头上，给他扣上一顶“反党分子”的帽子，不准申辩，他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报应？

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陈企霞》《康濯》

百度百科《腹地（新中国第一部禁书）》

百度百科《腹地（一九四九年版）》

罗银胜《周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