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贫富是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些国家远比其他国家富裕。像美国、挪威这样最富裕的国家，人均年收入要比坦桑尼亚、也门等最贫穷国家的人均年收入高400倍。

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呢？

国家贫富差距不只是值得关注的学术论题，更是具有政策意义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能明确该问题的答案，或许贫穷国家就能利用这些答案致富，而富裕国家就能利用这些答案设计出更加有效的对外援助项目（或者至少减少以援助为名实施的项目无意间带来的伤害）。

很多经济学家将国家财富归因于被称为人类制度的东西：法律、行为准则，以及我们的社会、政府、经济的运行规则。有些人类制度能够特别有效地激励公民从事生产，并由此有效地促进国家财富增长。有些制度则非常容易打消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些因素会导致国家走向贫穷。

最能有力地说明制度重要性的例子是这样一些便于两两比较的国家：两个国家互相毗邻，自然环境十分相似，曾经统一于一国之下，而后成为制度不同、贫富相异的两国。有三组例子被引用得最频繁：韩国与朝鲜，前者经济发达，已达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后者经济落后；过去的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前者经济发达，后者经济水平较低，即使柏林墙倒塌已有几十年，德国的东西两个部分至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海地与多米尼加，两国都在加勒比海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上，海地位于岛屿西部，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多米尼加位于岛屿东部，虽然称不上富裕的国家，但比海地富裕6倍。

这种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在几乎没有地理差异的情况下，人类制度的差别确实能够带来国家财富的巨大差异。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归纳出这样的结论（我将在下文解释，他们是以偏概全）：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制度是主要因素。

当经济学家具体谈及他们所谓的“良好制度”时，他们指的是能够激励个人努力工作，实现国家财富积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经济学家至少提出过12种所谓良好制度（排序不分先后）：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制度、提供教育机会的制度、强调政府效能的制度、保障契约执行的制度、打破贸易壁垒的制度、激励资本投资并提供相关机会的制度、打击腐败的制度、降低谋杀风险的制度、保持外汇兑换开放性的制度、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制度、实行法治的制度，以及畅通资本流动的制度。

毋庸置疑，许多经济学家强调的这些良好制度是解释国家贫富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比如挪威，往往会变成富裕国家。不具备良好制度的国家，比如尼日利亚，往往会变得贫穷。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在找到这一原因后，步子迈得太大，掉进了所有试图解释复杂系统的人都容易掉进的陷阱里：拿起一个确实可以解释部分结果的单一因素，声称它能解释全部。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坚决认为制度是国家贫富的主要原因，所以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被说服，将它们的政策、贷款以及捐赠建立在这一解释的基础上。

然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包括经济学家自己也越来越意识到，基于良好制度的解释并不完整。这种解释本身并不是错的，也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事实。只不过，它不是完整的解释，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除了良好制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国家财富，尤其是地理因素。

为了体验亲自发现两个地理因素的满足感，读者可以找张非洲地图来看看。非洲共有48个大陆国家，我们来将这些国家分为两组。位于温带的10个国家是一组，包括地中海沿岸北温带的5个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以及位于非洲最南部南温带的5个国家（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38个位于非洲中部热带地区的国家是另一组。在每一组内，用星号标出16个内陆国家（既不沿海又没有流入大海的通航河流的国家）。这些用星号标记的国家包括3个南温带国家（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13个热带国家（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埃塞俄比亚、马拉维、马里、尼日尔、卢旺达、南苏丹、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然后，去网上查找几个常用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指标—例如，人均年收入或者国内生产总值，纠正或者未纠正购买力偏差的都可以，并在两组之间进行比较。你注意到什么了吗？

结果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在38个热带国家中，有37个比10个温带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更贫穷；只有加蓬的财富值与财富值中等的温带国家相当。在热带国家分组和温带国家分组中，沿海国家的财富值平均比内陆国家的财富值高50%。为什么地理位置对国家财富影响巨大呢？

热带地区有两大特征不利于经济发展。其中一个特征是居住在热带地区或去过热带地区的读者很熟悉的：在热带地区比在温带地区更容易生病，容易感染疟疾或登革热等热带传染疾病，或者感染热带寄生虫。因而热带国家的居民比温带国家的居民生病的时间更多，生病期间无法从事劳动生产。总体而言，他们的寿命也更短。这不仅对这些居民而言很悲哀，而且对他们的国家经济来说也是不幸。热带地区的另外一个经济劣势是土壤更贫瘠，植物病害和动物疫病更多，所以农业生产力更低。

换言之，非洲的经济地图就像一个厚厚的汉堡，上面和下面是两片薄薄的面包片，由10个“富有”国家（或者说至少是不那么贫穷的国家）组成，而中间较厚的部分由那些贫穷的热带国家组成。关于内陆国家的劣势，也很容易理解：陆运比通过沿海港口或可通航河流水运大约贵7倍。因此，在运输及货运成本方面，内陆国家比沿海国家承担的要多。对于产品在边远地区需求量大，同时需要从边远地区进口很多产品的国家而言，这是特别重要的考虑因素—赞比亚正是如此。

仅用制度来解释国家贫富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于，这种观点并未谈及良好制度的渊源。为什么一些国家拥有良好制度，而另一些国家没有良好制度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追溯到1.3万年前的人类历史，也就是上一个冰期的末期。

那时，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而不是过着农耕或者放牧的生活。与现代人口众多的国家社会（比如美国）相比，所有狩猎-采集族群拥有的都是相对简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狩猎-采集者生活在人口密度较低的环境中，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量比现代农业社会的少得多。狩猎-采集者获取的食物很少会有盈余，难以储存下来以备后来食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每天打猎或者采集到的食物只够他们当天消耗。

相比之下，现代农业社会所储存的食物足够维持数周甚至数年。大多数狩猎-采集者过着流动的生活：他们并不居住在固定的房屋或者城镇，而是每天或每隔几周就变换营地，随着食物供应的季节变化迁徙。因而，在这些狩猎-采集社会中，从未出现过钱币、国王统治、股票市场、所得税以及那些制度下的产物，比如铜制或钢制工具、机动车、原子弹。

所有这些事物都是复杂制度及其产物的例子。复杂制度有的好，有的坏，但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复杂的制度，就不可能有使其富裕的良好复杂制度。

这些复杂制度是如何在过去1.3万年中形成的呢？

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表明，复杂制度的发展从根本上有赖于人口稠密的定居社会，其农业使得食物（例如小麦、奶酪和马铃薯）盈余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复杂制度的最重要的终极因是农业，其次则是人口稠密的定居社会和农业带来的食物盈余。盈余的食物可以养活不从事食物生产的其他行业的人口，比如国王、银行家、作家和教授。因此，农业是现代社会所有复杂制度发展的先决条件：发达的酋邦和国家、官僚、中央政府、受过教育的有文化修养的公民、发明家、国王、市场经济、商人、金属工具、超越家族忠诚的国家忠诚、由政府主导的法治、大学以及文字。没有一个狩猎者或采集者的社会发展出上述事物，而在今天，我们对这些都习以为常。

但是，如果农业是复杂制度发展的终极因，那么，为什么农业没有在世界各地都发展起来，让复杂制度在世界各地形成并发展呢？

这个问题就是我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的第4～10章所论述的问题。答案是，可供驯化的植物品种和动物物种在世界各地分布不均匀，可驯化的动植物大概集中在世界上的9个地区，这些地区成了独立的农业发源地。农业从发源地传播到其他地区，沿着东西轴线的传播比沿着南北大陆轴线的传播快。

这一农业历史的结果是，世界各地发展国家社会复杂制度的时间长短不一。在希腊和中国，国家政府及其附属物的存在已有4000年之久，但在新几内亚的一些地方，这些仅有大约30年的历史。

今天，拥有悠久的农业历史，以及得益于农业发展而形成的悠久的国家政府历史的国家，比那些农业历史短和政府历史短的国家人均收入更高，即使按照经济学家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的测算，结果也是如此。农业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国家间平均收入的差异方面，占据50%的原因。即使我们比较那些在近代收入依然很低的国家，也会发现，像日本、中国和马来西亚这样国家政府历史悠久的国家，其近代的经济增长率还是高于赞比亚和新几内亚这样国家政府历史短的国家。尽管有些国家政府历史短的国家拥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悠久的国家政府历史的国家的增长速度还是更快，这一点仍然没错。

关于这种整体趋势，我们从美国外交官曾做出的一系列错误预测中看得非常清楚。20世纪60年代，韩国、加纳和菲律宾都是十分贫穷的国家。美国外交官曾经打赌，看这三个国家中哪一个会变得富有，哪一个会仍旧贫穷。大多数外交官认为加纳和菲律宾的经济即将腾飞。他们的理由是，加纳和菲律宾都是温暖的热带国家，容易种植粮食，自然资源也很丰富。相比之下，韩国寒冷、资源匮乏，似乎没有什么有利条件。

当然，现实情况是，在60年后的今天，韩国的财富一跃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加纳和菲律宾仍然很贫穷。原因是，韩国位于紧邻中国的温带地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农业、文字、金属工具和国家政府的发展中心之一。朝鲜半岛很早就从中国接受了这些发展成就，并且在公元700年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政府。因而，韩国拥有较长的复杂制度历史。韩国尽管在1950年刚从50年的日本占领中恢复独立时还很贫穷，但已经拥有了财富创造在制度方面的前提条件。有了独立、军事安全和美国的对外援助，韩国就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相比之下，菲律宾直到很晚的时候才从中国引进了农业；加纳只发展出生产力一般的农业，并且几乎没有驯养动物；两国直到最近几个世纪被欧洲人殖民之前，都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字或者强大的政府。两国面临的劣势与其他热带国家一样。因此，不管它们拥有怎样的自然优势，菲律宾和加纳缺少悠久的复杂制度历史、人力资本历史，以及促使韩国发展迅速的文化先决条件。

总而言之，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富裕得多，其原因众多且复杂。如果你坚持认为这个重要问题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么你得离开地球去其他星球生活，因为这里的现实生活实在很复杂。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已经在此处讨论的制度因素和地理因素。其他原因包括所谓的自然资源的悖论诅咒、与殖民脱不了干系的命运的逆转，以及环境破坏等。良好制度不会独立于地理因素从天而降，落到一些碰巧运气好的国家。良好制度有其自身的历史，部分有赖于农业及农业所带来的结果，包括国家政府和市场等复杂制度的发展。当然，复杂制度可能很好，也可能很糟糕，但如果一个地方根本没有复杂制度，就不可能发展出被经济学家称赞的良好制度。

接下来，我将通过一个例子结束对制度起源的讨论，即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这个例子是喜欢把国家贫富归因于制度的经济学家最常提到的。

直到最近，英国（包括英格兰）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且是第一个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光荣革命推翻了詹姆士二世，威廉三世即位，王权被削弱，议会的权力得到增强，并由此推动制度向着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这是否意味着，以光荣革命为代表的事件催生的制度是现代英国变得富裕的原因？如果是的话，那么光荣革命和财富降临到英国，难道只是偶然的好运吗？如果光荣革命在赞比亚而不是在英国爆发，那么会是赞比亚在今天变得富有，而英国在今天变得贫穷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强调光荣革命是现代英国变富的原因，就是掉入了关注近因而忽视终极因的陷阱——就像婚姻咨询师在面对愤怒的夫妻时，只关注到妻子打丈夫耳光这个令人惊讶的细节。赞比亚不可能在1688年经历一场光荣革命，因为有明显的终极因导致其没有可推翻的国王，也没有可加强权力的议会。这是因为农业在大约5500年前达到英国，而在大约2000年前才达到赞比亚。现代英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公元80年左右于罗马帝国统治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现代赞比亚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因大英帝国的殖民而被统一到一起。英国在公元600年前后就有了自己的国王，在公元1300年左右有了自己的议会；这两者赞比亚都未曾拥有过。英国得益于肥沃的冰川土壤和温带地理位置，农业生产力很高；赞比亚则因为其贫瘠的土壤和地处热带而农业生产力低下。与其他享有同样地理优势和历史优势的欧洲国家相比，英国还享有巨大的其他优势，即英国是一个岛国，不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容易遭受军事入侵（也因此没有必要组建保家卫国的常备军），它还在大西洋占据理想的地理位置，便于殖民其他大洲。相比之下，赞比亚是内陆国家，从未有过水上贸易或殖民地。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消除长期饥荒风险的国家，这得益于农业生产力高、得到了新大陆农作物以及政治统一等有利因素。

所有这些有利的地理及历史终极因构成了英国财富增长的背景，光荣革命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靠后阶段和近因。可见，查阅地图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地理对历史的重大影响，以及现代世界中国家贫富的终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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