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一个学者的思想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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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资本论》

　　我自19岁自学《资本论》始，研究经济学已三十有五年。从1967年到1970年，我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了一本又一本的读书笔记。以后又多次重读《资本论》。坦白地说，我对马克思《资本论》经过了多个“不懂——懂——又不懂——懂”的“螺旋形循环”。

　　在学习《资本论》的初期，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追踪“范畴的辩证运动过程”，并希望从中演绎出对当代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的必然性解释。就我自己而言，这种努力当然是失败的。后来，我不再关心“正题”和“反题”如何产生“思想”，对立的思想如何产生“思想群”，“群的辩证运动”如何“产生系列”，“系列的辩证运动”又如何“产生整个体系”等。

　　我感到，由“范畴的辩证运动”所构成的“辩证逻辑”不是一种与形式逻辑相对立并高于后者的逻辑。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到研究《资本论》中的具体问题，并依照形式逻辑的规则(如“无矛盾性”的规则)来解读《资本论》。在这个过程中，把《资本论》中的个别理论用数学语言重新加以表述，并通过数学演绎发现其中可用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内涵，成为我当时最感兴趣的工作。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完成了《马克思再生产数例的一般数学形式》一文。在这篇论文中，我把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式表达成一个差分方程。通过对方程的求解和分析，进一步演绎了马克思再生产模式中所蕴含的内容。

　　有感于当时学术界对使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排斥态度，我在文章中发出这样的感慨：“由于经验材料的不足，采用归纳法的同志在‘优先增长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是十分正常的。但采用抽象演绎法的同志在经过几十年的讨论后在这个问题上依然莫衷一是就有些奇怪了。

　　似乎可以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理论素养很深的同志在研究再生产理论时，不愿意使用必要的数学方法。由于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对象的高度复杂性，如果不使用必要的数学方法，而单靠普通的逻辑推理，许多问题是难于搞清的……利用(数学)模型，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列宁就社会再生产问题所做的基本假设出发，利用各种形式化的数学推理方法，很方便地把蕴涵在这些假设之中的潜在内容充分演绎出来，而不至于犯各种逻辑错误。”

　　长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围绕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我国理论界则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对此，我写了《关于“转化问题”的讨论》一文，以反映我长期以来学习价值理论的一些体会。我实事求是地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转化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资本论》也不是《圣经》。我认为，正视《资本论》中的逻辑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认真与诚实的探讨，正是对马克思的最大尊敬。

　　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尝试把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以回答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当时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是速度与比例的关系。为此，我于1981年写了《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初探》一文，这是为参加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讨论会准备的论文。

　　在这篇文章中，我参照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把属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范围内的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如国民收入、积累率、生产基金、生产基金占用系数、积累基金、积累基金占用系数、消费水平和价格水平等，联系起来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这个宏观模型反映了我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所涉及的各种关系，为从总体出发研究个别经济关系提供一个框架的最初尝试。

　　由于改革进程的飞速发展，经济学家很快对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失去了兴趣。但是，用联立微分方程组来描述和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却成了我后来最喜欢使用的研究方法。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自1979年开始，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理论室从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我主要研究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剑桥学派同新古典学派的论争。

　　同当时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同事有所不同，我并不把西方经济学著作作为“史”，而是作为“学”来研究。我深信，西方经济学有很强的实践性，应该“学”好西方经济学。“批判”应该建立在“学懂”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一文，于1983年发表，这篇文章是国内当时比较系统和深入介绍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篇文章。

　　1988年10月我负笈英伦，在牛津大学接受正规经济学训练，1991年开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稳定政策设计》。在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中，我运用当时最新潮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数理经济学方法，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稳定问题的理论框架。

　　我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问题的提出可以是实践的产物也可以是对现有文献的分析的产物。中国经济学家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正处于经济剧烈变革时期，实践给我们提出了无数有重大理论价值的问题。

　　然而，发现问题，特别是正确提出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过程。任何人在试图发现和提出问题的时候，早已形成了某种“先验”结构。这正是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种先验结构就是他所应用的经济理论。

　　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我撰写的《中国经济的两部门动态增长模型》一文发表于1996年东亚经济协会第一届年会。这篇论文同时考虑了中国的资本积累过程和货币财富积累过程，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从而建立了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该论文还把中国宏观经济的瞬时均衡和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结合起来，讨论了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和中国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

　　多年的经济理论研究实践使我深深感到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还处于十分幼稚的发展阶段。经济理论是难以为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的。我认为，经济学家充其量能够为决策者提供一个首尾一贯的可供检验的思想框架，并通过不断地“试错”，逐步改进这一框架。

研究是兴趣所在

　　在1994—1996年我同中国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一样，为中国失去对通货膨胀控制的可能性感到担忧，因而坚决支持中国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措施。而中国经济由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转变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得这样快，则是我直到现在仍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

　　自1997年夏季以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对日本经济考察的启发，我开始为在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感到担忧，因而积极主张采取更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例如在1997年夏季呼吁再次降息)。在1998年上半年，同是受日本货币政策失效和“重整财政”失败的启发，我积极主张在中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保持贸易顺差的问题，最近几年在国际上正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我们迟早还会回过头来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由于尽管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经济增长仍然乏力，于是开始从供给方寻找有效需求和通缩的原因。我在1999年发表的《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一文中，为理解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提供了一种思路。

　　现在回过头来检查我对中国宏观的实际经济问题所发表的文章，似乎可以说：没有惊世骇俗的见解，大多数看法是对的，有些看法是错的，还有些看法仍有待实践的检验。就职业而言，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世界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学应该算是我的“业余爱好”，希望将来还有机会把我在世界经济方面的文章结集出版，以供同行批评。

　　扪心自问，数十年来我一直恪尽经济学人的职守，“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这里谈不上什么崇高动机，我只是对经济学本身感兴趣而已。记得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最大幸福莫过于有一个合乎自己兴趣的工作。对于才智平平的人来说，经济学研究可能是最好的职业。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的理论框架，以继续我在牛津开始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稳定政策设计”的研究。孔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做“利其器”的工作。真希望自己还有更多的时间，做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来。幼喜读贾岛绝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时日无多，霜刃未试，不免有些悲戚之感。然“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而又何悲乎！

作者：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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