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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后与夫人的合影
本文作者王国乡，对外经贸大学退休教授，1935年生于河南省南阳市，1957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读大三时被打成“极右分子”，1958年被开除学籍，1974年又因“宣传利润挂帅”被捕入狱，先后在劳改农场和监狱里待了22年，硬是在推广华罗庚“优选法”的过程中，悟出了资源最优配置的“等边际标准”，证明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他还曾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究美学和伦理学，其论文得到朱光潜、宗白华和李泽厚三位大家的肯定。进入21世纪后，他用“等边际标准”建立了“自利不损人”的经济道德理论，试图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道德困惑”。本文中，作者讲述了自己的苦难人生，特别是自己的思想形成的过程，读来令人感叹，唏嘘不已。本公号分三期连载全文，这是连载之三。
我被关进看守所数月之后才被提审。从提审中（以及从出狱后得到的信息）我基本上明白，唐河公安局逮捕我的直接原因是印刷“反革命宣传材料”。但在逮捕之后，却无法从材料中找到“反革命”的只言片语。专案组又去了北京、郑州、武汉等地，请专家鉴定，也未能找到“反革命”根据。所以，几次提审，都不追究文章问题，只说打印员承认我说过“毛主席不懂经济学”，由此要我承认犯了“攻击伟大领袖”的罪行。在“文革”时期，攻击伟大领袖是有杀头之罪的，我当然不会承认。我辩驳说，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过去只懂战争，不懂经济学，所以，在经济建设时期，大家“要学一点经济学”。这是有名的最高指示，他们无言以对。在找不到罪证，又没有人愿意为无罪释放一名“右派分子”承担政治责任的情况下，就形成了“不审、不问、不放”的结局。加上，入狱期间打倒了“四人帮”，所有案件都处于“搁置”阶段，这样，我在狱中竟关押了三年半之久。直到我妻子两次去北京上访，在经济研究所哭诉、恳求，妹妹闯“人民日报”投诉，才得到《经济研究》编者的同情，答应接下文章，帮助处理。之后又经由编者提出意见，转请《人民日报》处理。在这两个单位分别来信证明“王国乡的文章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之后，唐河公安局才于1978年九月宣布“王国乡不是反革命，无罪释放”。这时，我已经因长期饥饿，缺医少药，牢狱污秽（便器紧靠地铺），不见阳光（每日放风不过5分钟），而罹患肺结核，长期发烧、咳嗽，骨瘦如柴。经医生检查，结核病灶达到肺部的70％，如果不及时治疗，最多只能再活两个月。治愈后，我的左肺已经全部萎缩、坏死，如今只能用右肺呼吸。
在狱中40个月中，我不得会见家属，不得接受家中的食物与药品。妻子只能靠每周送来一些肥皂、毛巾、卫生纸之类以及换洗衣服，来表明她的关怀。她是我狱中生活的唯一希望和太阳。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靠打零工、买高价粮为生，还要为我伸冤奔走。其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有一次，我从她送来的肥皂侧面上看到一行字：“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注意衣领”。我查看衣领，发现一个纸条上写着：“粉碎四人帮，形势好转，我要上访，无材料。”我知道，我被捕时，家中的一切书稿、纸片全数搜走。我必须为她准备上访材料。但是，如何写，写在哪里，成了大问题。我借助于长期从事修理工的经验，终于找到解决的办法：我在擦煤油灯时收集煤烟，在为狱警修车时收集黄油，将二者融入煤油中，涂在废报纸上，凉至半干，制成复写纸；再将卫生纸卷在泥作的圆棒上伸直，附上复写纸，即可用小铁钉在棉被或衣服下默写。我就用这种方法重写了文稿，藏在棉衣棉被中转回家中，由我的三兄（建筑工程师）整理抄写。我的妻子就是带着这种手稿（见图3）到北京上访的。是她历尽艰辛的上访，加上《经济研究》、《人民日报》的支持，为我的出狱赢得了时间，保住了我的生命。如果等到1979年平反高潮时出狱，我将早已不在人世了。![]()
在狱中，除为上访重写书稿外，就是继续整理和完善我的市场经济理论——择优分配原理（用同样方法书写）。概括起来说，我的理论体系在狱中有了以下重要改进与完善：（1）将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扩展为一般化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包括物质资料生产的生产力结构规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与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结构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根据时间与空间的有限性证明这一规律的客观性。（见本书第五、六章）（2）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与个人自利选择，推导供求规律与均衡价格，并据以阐明资源配置的等边际原理。（见本书第五、六章）（3）将等边际原理应用于伦理学研究。证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能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统一，市场经济制度对个体道德的基本要求是自利不损人。（见本书第七章）（4）将美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应用于个体道德伦理研究。证明道德的本质是个人自觉选择的善待他人和谐生活方式，道德形成的方法是行为主体对自己行为的价值判断。（见本书第二至四章）（5）将等边际原理应用于货币、金融、外贸、汇率研究（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来源于我在入大学前，曾经就读于统计学校，在县财经委员会做过三年统计工作，多次参加统计学培训，并熟读过大学统计学、会计学教材）。这些思考主要是根据等边际原理论证均衡利率、均衡汇率决定的最优原则。上述思考心得，是我在出狱后很快就投入经济学术活动，连续发表经济学论文的主要思想来源。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按照当时政策，我被“就地安排”在唐河县统计局（这是我进大学之前的工作岗位）工作。半年后，经同学陆拂为介绍，由新华社社长穆青点名将我借调到新华社河南分社工作。在完成新闻采访工作的同时，我抓紧一切时间整理狱中文稿，写成多篇经济学论文，向有关杂志社投稿。1981年2月，我的第一篇论文《应该重视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研究》在北京大学《经济科学》发表。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篇公然向苏俄经济学教条发起挑战的论文。此前，我在《河南日报》发表的《物价调整与供求平衡问题的探讨》一文（与河南省物价研究所所长王康农联名），则是我对苏俄计划价格理论的挑战。紧接着我的另一篇论文《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与择优分配原理》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143期）发表。这篇论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调节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这是对苏俄计划经济理论的彻底否定。此后，在80年代初期，我连续发表了几十篇涉及基本经济理论、边际分析方法、经济目标、价格、金融、投资、利率、汇率等多方面内容的论文，其核心理念就是从理论上批驳苏俄教条的荒谬性。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在理论上摆脱苏俄教条的束缚，在经济实践中冲破苏俄经济模式的枷锁。所谓思想解放，就是把我国的经济理论、经济决策思想，从极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苏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恢复中国1949年政协“共同纲领”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
我的独特的以边际分析为基本方法的论文，受到8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茅于轼先生是在看到我发表的文章后最早关注我这个无名小卒的人。他给我写来长达数千言的信件，邮来他关于择优分配原理的科研文章。茅于轼对我的研究成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的文章使我第一次知道，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高等数学方法，有着深刻的数理经济学意义。并且，他和我一样，也不是经济学专业出身（他是力学专家），也是为了解决计划经济资源配置的混乱问题，运用多元函数求极值的微积分数学方法，独立发现择优分配原理的。我们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的观点一致性，达到惊人的程度。自此我与茅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80年代初期，我应邀参加多种经济学科的学术讨论会。其中最主要的是参加了全国“外国经济学说学会”第一届年会、全国“数量经济学会”第一届年会，全国“国际金融学会”第一届年会、全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年会、全国“金融学会”年会，并成为这些学会的会员或理事。此外我还应邀参加了各种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我在多种研讨会上的别具一格的发言（有数量分析与图像分析），都受到与会者的欢迎。令我感到愧疚不已的是，我是被当作“西方经济学专家”、“数量经济学专家”参加这些全国最高层次的学术会议的，并被与会者推荐就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经济目标、均衡价格、资源配置等经济理论问题发言。而实际上，在1982年以前，我还未曾读过一本西方经济学，甚至也没有机会读到一本经济学说史。对于高等数学，我只是一知半解，最多只能够说清一些微积分的概念和运用图像表达经济理论中的数理关系（我在划为右派后的1957年秋期，曾到生物系一年级听微分数学数周，在学生发现我是“极右分子”后，被赶出教室）。这促使我必须尽快找到一本西方经济学读物，来补充自己的知识。但是，这一类书籍，在河南是找不到的。那时，厉以宁的《西方经济学概论》尚未出版。后来听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外文书店有此类书籍。我便专程去北京买到台湾出版的《中级经济分析》、《经济学新词典》和《经济管理学》三个影印本。在返程的火车上，我迅速翻阅了这三本书。我惊讶地发现，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竟然与我的研究内容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西方经济学从私有制、经济人自利、利润目标出发，以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为主要客观根据，来阐述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规律。而我（与茅于轼）从公有制、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出发，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来推导出企业利润为目标选择、市场价格决定、生产要素最佳组合，社会资源择优分配（这是一个计划经济用语）的经济规律，以及企业产权明晰、预算硬约束、自主经营、自主定价的市场化改革原则。直到这时，我才终于明白，苏俄教条极力否定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真正意图，就是为了抵制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成果在苏俄境内的传播，防止其对计划经济乌托邦思想的毁灭性冲击。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广义土地收益递减规律），证明了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就是通过个人选择配置资源）的合理性以及计划分配资源的不可行性，这一理论才对苏俄计划经济主义者实现他们的公有制、极权统治形成最大的理论障碍。因此，他们极力地、强词夺理地否定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将其宣布为“资产阶级理论”。中国的苏俄教条贩子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复杂的理论背景，只是照本宣科地跟着否定这一条规律。殊不知，否定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竟使中苏两国付出数千万人生灵涂炭的代价！并导致中国的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失去了“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良机），引起政治上的恶斗不止，人民生活处于严重的物资匮乏、贫困与饥饿之中。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摆脱苏俄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用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代替计划配置资源的苏俄模式。而为了完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当首先消除中国人对苏俄经济学教条的迷信，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土地收益递减规律正名，并在承认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基础上，阐述我在狱中完成的以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社会目标、以利润为企业目标，通过经济人自主选择和市场价格调节，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理论。在我埋头写作论文、到处参与各种学术活动时，新华社的采访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作为借调记者，社领导对我的“不务正业”并不介意。但是为了名正言顺地专心投入研究工作，我转入河南省物价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之前曾与该所所长王康农联名发表论文）。这种机关内的研究机构的主要特点是必须围绕业务中心开展研究工作。我甚至被要求参与研究如何重新计算计划价格问题。而我的政策主张却是反对计划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的。这种工作上的不顺遂，加上，这里不能兑现调来家属的承诺，我决定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调入条件，把我和妻子的工作都调入河南省人民银行，并派往郑州大学（由人行设立的）金融专业任教（顺便说一下，此前，北京也有不少单位表示愿意调我去作研究工作，但因进京户口限制，未能办成。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新华社工作时，曾与李慎之先生相交甚笃，引为知己。他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美国所所长后，便积极调我进美国所，并打算派我去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后因进京户口问题不能解决而受阻。慎之要我介绍有研究能力如我者，又有北京户口的北大同学来此工作。我毫不犹豫地介绍了并非北大同学的茅于轼先生。茅先生精通数学与英语，又在择优分配原理研究中与我持有共同观点。他被调入社科院后前往哈佛大学访问两年，取得重大成就。回国后，出版《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等书。我为自己的经济思想已经在茅先生的著作中得到更完美的表达而深感欣慰。1987年，我通过人民银行系统调来中国金融学院后，茅先生又与李慎之先生一起，又为我赴美访问做出了很大努力，并达到填表待批的程度，不料1989年发生意外事件，李慎之被迫离开社科院领导岗位，这件事就此停办。）
在郑州大学，我接受的第一项教学任务是于当年秋期开设《国际金融概论》课程。当时在全国开设这门课程的院校很少，资料缺乏。统编教材尚未出版。“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均没有学过这门课程。我自己虽然从理论上思考过汇率决定问题，但对于国际金融实践知识阙如。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我立即赶往北京收集资料，并转往天津财经学院，边听课，边写讲稿。终于在暑期以前完成备课任务，秋期准时开课。国际金融是一门与国际接轨、涉及多门学科，又与实际业务操作密切相关的学问。我一边教学，一边学习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国内的金融、贸易、财政、统计、会计等多门学科知识，甚至包括联行结算业务、国际结算业务、宏观调控操作、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外汇交易、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等十分具体的业务操作技术，此外，我还要从48岁开始学习英语（这是晋升职称的必要条件。我在读书时学习俄语，且已忘记），同时准备开设第二门课程《西方经济学》。这种繁忙的教学与学习任务，已经使我无暇顾及择优分配原理的研究。我在80年代发表的经济学论文（见附录），大多是以狱中研究成果为基础，在新华社与省物价局整理完成的。（其中有一篇《边际分析方法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应用》是我于1983年，在昆明召开的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上，应《经济学动态》主编的要求，在会上完稿的。在那次会议上，大家达成了在全国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共识。在报道这一信息时，《经济学动态》主编约我写了这篇文章，在当年11期发表）。从此以后，我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工作转移到国际金融方面。从1985年起，我开始发表国际金融方面的论文。代表作（获奖论文）有：（1）《试论汇率决策的最优原则》（载《经济学动态》，1985年第1期，摘要稿）（2）《汇率决策的最优原则》（《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1985年第2期）（3）《运用边际分析方法研究对外贸易与汇率决定的最优原则》（载《金融研究》，1986年第7期）（4）《均衡汇率决定原理》（载《世界经济》，1986年第5期）（5）《比较利益原理与利用外资决策》（载《国际金融研究》，1991年第7期）（6）《对外贸易与汇价新论》（专著），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这一组论文与专著的主要特点，是将边际分析方法（也就是我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应用于国际经济研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我通过严格的数理分析证明，一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汇率稳定是对外经济贸易经济效益极大化的必要条件；我最先提出了汇率决策的最优原则应当是“以供求平衡为基础的、单一的、可调整的单一汇率制度”。这一原则成为80年代我国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根据（根据我的理论，当前中国保持大量贸易顺差，有损中国经济利益）。这一组论文的发表，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我因此应邀参加各种国际金融与外汇体制改革会议。1987年我被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创办的中国金融学院工作，担任国际金融系主任。在这里，我除了继续从事教学与科研活动外，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对外贸易与汇价决策新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还将自己的讲稿整理出版了教材：《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国际金融简明教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这两本教材融入了我自己的研究心得。（此外，我还主编或参编了十余部教材和大型工具书。）由于中国金融学院是新建院校，在十年内不能招收研究生，我进京后只能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任研究生导师，直到1998年退休。我之所以说自己是“遗憾地走上国际金融讲坛”，不仅是因为职业的需要使我身不由己地离开了我所酷爱的基本经济理论研究领域；更主要的是，在我读过西方经济学之后，我已经认识到，我所为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几乎付出生命代价的，自以为是独立的“科学发现”的“择优分配”原理，原来是重复了西方100年前已经提出，并在20世纪初期已经趋于完善的“边际革命”成果。这是一个生活在思想禁锢年代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我这个渴望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人的一生的最大遗憾。在过去的30多年中，尽管承认，我所“独立发现”的“等边际原理”（择优分配原理），在理论框架上，的确是重复了西方人的“边际革命”成果；但我总是认为，我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用演绎推理方法所发现的市场经济规律，与西方人在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用归纳方法所概括的市场经济规律，是有本质上的不同之处的（见第六章）。我甚至认为，没有经过计划经济的“饥饿炼狱”的人，是无法理解计划经济制度的恶劣性和残酷性的，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的。因此，我曾经多次想动笔写下我所理解的等边际原理的独特含义。但是，总因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表达角度，以及社会学术环境的不具备，而搁置下来。直到最近几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止步不前，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的言论甚嚣尘上，人们的道德困惑日渐凸显的情况下，我才恍然意识到：我的研究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我是从经济伦理学的视角，用规范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制度“应当如何”或“应当是什么”的；而西方学者则是从纯经济学的视角，用实证方法，来研究市场经济制度“实际如何”或“是什么”问题的。因此，我可以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来阐明等边际原理，并据以讨论经济制度伦理与个体道德伦理，从而解决中国人的道德困惑问题。
关于中国人道德困惑的表现形式（第一章）与道德困惑的伦理学根源（第二至四章），以及市场经济制度伦理和个体道德伦理的科学含义（第五至七章），我在本书正文部分已经作了系统地阐述，这里不再赘述。在这篇后记中，我只想用浅显的语言，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解放思想”的角度，来说明等边际原理的伦理学意义。什么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从苏俄教条强加于中国社会的“计划经济伦理观”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计划经济伦理观集中表现在“苏俄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各种伦理学教科书中。概括起来说，不过是五个伦理教条：一是“计划经济无比优越论”；二是“市场经济存在利益冲突论”；三是“无私奉献道德观”；四是“思想控制”；五是“个人崇拜”。这五个苏俄教条都是为巩固计划经济体制，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服务的。对于第一个苏俄教条，我国是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突破的。我们通过实行农业土地承包经营，扩大公民自主就业权利，实现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定价、自由交换的企业管理制度等改革措施，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配置资源方式向市场配置资源方式的转型，并以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和人民生活的大幅度提高，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或实践，证明了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在实践上彻底粉碎了“计划经济优越无比”的苏俄教条。但是，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改革决策者在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方面，却对苏俄教条采取“不争论”、“不批判”的态度。这就使苏俄教条成为继续束缚中国人思想解放的枷锁，成为深化改革的绊脚石。很明显，市场经济“利益冲突论”是一种否定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对这种理论采取“不争论”、“不批判”的态度，就意味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在伦理观或价值观上仍然处于“不应当”、“不正义”的境地。这种苏俄教条的继续存在，就使中国人有理由怀疑，当前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等到市场经济发展使社会财富“无限丰富”之后，顽固的苏俄教条卫道士就会再次消灭市场经济与“资产阶级”，没收私人财产。这是中国先富人群和贪官纷纷将财产转移国外，造成国民财富流失国外的主要原因之一。“无私奉献道德观”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伦理观。它同扩大“个人自主权利”、鼓励“追求自我利益”的市场化改革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当市场化改革，因改革不到位、市场制度不健全而出现了贪腐、拐骗现象，苏俄教条卫道士就会把这些因市场制度不健全所造成的“腐败现象”，看作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了的必然结果，从而形成一种否定市场化改革的思潮，并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从上述意义上说，本书论证的等边际原理，以及由此推导出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必然存在利益冲突”的理论（见第六、七章）和市场经济的“自利不损人”的道德原则——个人实现不损人的利益最大化是社会实现不损人的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就为摧毁上述两个苏俄教条，提供了科学的经济理论根据和伦理学依据。至于“思想控制”与“个人崇拜”则是苏俄经济模式实现极权统治的必要手段。由于计划经济是强加于人民生活的反人性的经济体制，因而就必须用极权统治来维持其存在。而实现极权统治的必要手段就是思想舆论控制与个人崇拜。这种苏俄模式的极权统治，在用暴力占有社会财富，剥夺人们的自主生存权利的基础上，把人当作动物来饲养，剥夺了人们的思考、选择和表达意见的权利；并通过造神运动，把统治者说成是精通一切、无所不知的超人，同时通过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警察、官僚体系，来监督人们的一言一行，对一切不崇拜、不敬神的人，格杀勿论。最为恶劣的是，苏俄模式把社会科学（甚至某些自然科学）列入宣传部门管辖的对象，并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残酷镇压，把知识分子驯化为没有人格尊严，只知道鹦鹉学舌的驯服工具，变成不会独立思考，只会阿谀奉承、体会领导意图、诠释领袖言论的附庸或传声筒。这种苏俄教条至今仍然是套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这种思想禁锢是造成中国科学界在半个多世纪中不能出现“大师级”人才的根本原因。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相信：中国的执政党毕竟以大无畏的创造精神，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实现了初期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消灭了苏俄强加于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初步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初步成为自主权利人。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作为上层建筑中的苏俄教条，必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被中国人民所抛弃。本书就是为摆脱苏俄教条对中国的有害影响而做出的理论探索。我们呼唤，一个彻底埋葬苏俄教条，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社会正义的时代，尽快到来。感谢您关注“辛庄课堂”。本公众号由“辛庄课堂”制作并享有版权；转载、摘录、引用、改编、阐释本号原创文章的部分或全部须获得授权并注明出处；若未经本号许可，将追究其相应责任。该平台引用的部分内容、图片、音/视频属于相关权利人所有，请相关权利人与我们联系协商相关授权事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