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老师为辛庄课堂学员授课

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能够给人以尊严，使人们靠自己的努力创造生活，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慈善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再生机制，需要盈利部门和优秀员工，更需要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运作。慈善是民间自发的事情，政策应予以鼓励，但拿政府做慈善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张维迎：我当然赞同。但慈善并不是只有有钱人才能做，只要有爱心和号召力，每个人都有做慈善家的潜质。

张维迎：民间的力量只有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我们这个国家是没有社会的，只有政府和个人。而重建一个社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合理的事情都会出现。但我充分相信，如果中国把大量的资源放开，让每个人都能自由竞争，人们不仅会过得更好，而且会更有爱心。 

张维迎：慈善是一种通过给别人带来幸福从而自己也得到幸福的方式。创造财富和使用财富完全是两回事。做慈善的人一定是能够从慈善中获得快乐才会去做，一个人真正的快乐不是花别人的钱，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让别人花你的钱。我不想过多评论做慈善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就行，但是为别人带来幸福本身就是值得提倡的。

我必须强调一下，慈善一定是自愿，慈善不是义务，强迫或逼迫别人捐款本身是不道德的。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批评别人的人，首先应该自己扪心自问一下，自己为社会做了什么贡献！ 

张维迎：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更低调的方式。朱子家训说：“善为人知，不是真善”。但这个要求有点高。我的观点是这样的：首先，一个人如果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即使再有爱心，能做的善事也非常有限。其次，慈善本身一定要能够给做慈善的人带来快乐，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如果做慈善得不到快乐，就别勉强自己。最后，慈善不是简单的施舍，而要讲究方法，慈善是救人之急，不是养懒汉。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一定不会过分溺爱孩子。

张维迎：慈善与商业的结合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商业就是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做贡献。而慈善的可持续发展则需要一个再生机制，需要盈利部门和优秀员工，更需要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运作，如福特基金会、诺贝尔奖委员会等机构也正是靠着商业模式在维持，否则最初的捐款早就花光了。这意味着，离开商业活动，慈善是不可持续的。商业越发达的社会，慈善组织也越多，慈善活动越发达。

慈善是民间自发的事情，政策应予以鼓励，但靠政府做慈善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慈善款被征税更是荒唐的事情。

需要有一批目光更敏锐、判断力更强的人帮助我们看到未来，而把这种判断变为现实则需要极强的创新力，并在转变的过程中承担极大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有自由准入和充分竞争的市场存在，会出现一些大企业。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做大，因为他们拥有更高的企业家精神，更强的竞争力，在资源同样多的情况下，服务更多的客户，占有更多的市场，创造更高的价值。这些大企业本身就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机制，他们的成功恰恰是创造财富的结果。

但是，在中国就须另当别论。据我观察，这些企业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与它们所占有的资源是极不成比例的，其在社会上占有资源、享有特权的份额远远大于其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值。以工业企业为例，国有工业企业在整个工业企业中占据的资产比例高于它们创造的销售额产值约12个百分点。这些还只是有形的资源垄断，而无形的资源垄断（如电信牌照垄断等）就更多了。如果中国有足够多的自由竞争，技术进步的诸多好处将由消费者共同分享。

张维迎：“企业家”并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义。我们需要企业家，是因为市场有诸多的不确定性，需要有一批目光更敏锐、判断力更强的人帮助我们看到未来。而把这种判断变为现实则需要极强的创新力，并在转变的过程中承担极大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不可否认，在国企中也有一些颇具企业家素质的优秀领导人，宁高宁算一个。作为个人，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国企领导肯定会把企业治理得更好，而国企本身效率的提升也会为整个社会带来更大的效率提升。但这并不能成为捍卫国企的理由，只要国家授予国企一定的特权，民企和国企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公平的。

张维迎：二者没有矛盾。即使在古代，善事也是有钱人做的。绝大部分慈善家来自企业家，绝大多数企业家最后都做了慈善家。企业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需要他们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和更强的社会责任心。你去调查一下，老板的工作时间一定比员工长，按时吃饭都是奢望。很多企业家一开始是因为养活不了自己而去做企业的，但把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他们的胸怀就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关注的不再是个人温饱问题，而是做更大事情，甚至改变社会。赚了足够的钱，快退休或者退休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慈善。做慈善也是改变社会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名留青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代的范蠡是这样，近代的张謇也是这样。地主有守财奴，企业家很少变成守财奴。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对于如今中国掀起的移民潮，政府是需要反思的。如果政府能给市场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财富自然会来，财富分配也自然会合理。

张维迎：我们需要政府，但不是为了干预市场，而是为了保护产权和建立法治，让市场机制能有效、有序运行。依据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的存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由和财产权，只有在保护财产权的基础上，市场才能够运行。政府应该建立一个有利于市场有效运作和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制度和政策生态。

张维迎：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分配财富的方式。市场经济下，技术进步最大的受益者是消费者，市场中最重要的财富分配机制就是对财富的消费。市场本身的竞争就是一个公平分配财富的过程，没有自由竞争，财富分配不可能公平。

市场中最重要的平等是机会均等，机会均等的市场才是分配财富最好的方式。机会均等主要是法律和政策上没有歧视，而不是个人特征（如相貌、才智）上没有差别。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差别越大，市场（通过分工合作）带来的好处越大。有人认为市场会带来两极分化，在我看来，公平竞争环境下的市场很难带来两极分化，市场竞争会不断回归，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在不断洗牌。没有完美的人，这就决定了不可能某个人在每次比赛中都赢。更没有全能冠军，每种比赛中都赢。一个充分平等的竞争环境可以使人的先天性差距导致的收入差距缩小，每个人各尽其才，不会产生单一的财富分配方式。比如，赚了钱的人有的是因为企业家精神，有的是因为唱歌的天赋，还有的是因为球踢得好，甚至有的是因为长相特别，如此等等。

张维迎：中国现在最大的不均衡是由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和控制，以及对企业家精神过强的抑制造成的。慈善事业也是这样的，慈善是一种民间私有财产的力量，只有在自由的体制中才得以繁荣。

现在的中国慈善业，很多情况下是在“表演”爱心，甚至把慈善业当作一种寻租空间。还有人把钱捐给政府和公安局，这种现象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中是不合法的，是畸形和变态的，政府应该保持自身的公正性，不应该成为慈善捐款的受益人。

张维迎：把“利润”和“社会责任”对立起来是愚蠢的，也是有害的。企业存在的价值就是为成千上万甚至数以亿计的陌生人提供产品和服务。因此，让企业更有竞争力，服务更多的消费者，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利润是企业社会责任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在竞争的市场上，赚钱多意味着你服务的客户多，创造的价值大。说赚钱的企业没有尽到社会责任，难道亏损的企业才算尽到社会责任？企业如果不赚钱，意味着你创造的价值不能补偿成本，你把社会资源浪费了。如果你再从银行借钱做慈善，说自己在尽社会责任，那简直就是欺骗。你不仅没有给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且浪费了更多的资源，因为这些资金本来可以被更有才能的企业家用来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如果把企业搞垮了，无论你捐多少钱做慈善，都不能说尽到了社会责任。善心不等于善行！责任是行，不是心。企业家如果把本来应该投资于研发和改进生产效率的钱用于捐款，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就像你把本来用于孵化小鸡的鸡蛋炒的吃了，即便不是你自己吃，结果也一样。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对于中国如今掀起的移民潮，政府是需要反思的。如果政府能给市场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财富自然会来，财富分配也自然会合理。一个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养活自己，才会过得有尊严。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能给人以尊严，使人们靠自己的努力创造生活，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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