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靠政府还是靠企业家？这个问题学术界争论了近200年。历史经验证明，自工业革命以来，企业家主导的经济体都得到了比较好的经济发展，政府主导的经济则表现不佳。

政府主导经济的完美标本是计划经济体制。世界范围的计划经济虽然失败了，但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被完全淡化。

自计算机诞生以来，时不时有人说，计算机储存信息能力和计算速度的突飞猛进，使得计划经济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

大数据能否复活计划经济？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大数据能否替代企业家精神？

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用系统的、制度性的强制力量否定企业家精神，剥夺个人选择的自由，特别是创业和创新的自由。大数据的核心是用数据做预测。据说，由于具有数量大、种类多、更新快的特征，大数据可以准确地预测人的行为。（注1）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论证大数据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或者说，大数据替代不了企业家。这五个原因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

1

从知识的本质看

大数据计划经济的不可行

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术界发生了一场有关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辩论（注2）。以路德维希·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莱昂内尔·罗宾斯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计划经济解决不了经济计算，因而是不可行的；而以奥斯卡·兰格、阿巴·P.勒纳等为代表的另一方经济学家则认为，计划经济可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因而是可行的。

在争论还没有见分晓的情况下，兰格等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单方面宣布自己赢得了大辩论的胜利。这个自我宣称的胜利甚至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可。甚至熊彼特这样的经济学家也说：“作为一种逻辑上的蓝图，不可否认，社会主义的蓝图在更高水平的理性下绘出来了。”

但这个所谓的胜利是基于对米塞斯和哈耶克观点的误读。或者说，兰格等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理解米塞斯和哈耶克说的是什么。

按照标准的解释，米塞斯和哈耶克之所以认为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是因为他们认为，由于计算能力的限制，计划当局无法对成千上万甚至数以亿计的瓦尔拉斯方程组（市场上过度需求与过剩供给的总额必定相等)求解。兰格认为，计划当局并不需要根据有关技术、偏好和禀赋的具体知识去求解巨大的方程组，他们只需要通过瓦尔拉斯拍卖机制就可以知道经济计划所需要的均衡价格。

真实情况是，对米塞斯和哈耶克来说，计划经济的真正困难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计算能力的限制，而是因为经济运行所依赖的知识的特定本质决定了中央计划机关根本不可能获得这些信息。市场主要不是将稀缺资源分配于给定的竞争性目标的制度，而是一个认知装置：创造、发现和传递那些似乎不存在、很难发现、难以传递的知识——默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消灭了市场，不仅使得知识传递不可能，也消灭了知识本身。

我们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概括哈耶克的知识论。

从静态角度讲，人类决策所需要的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知识（硬知识），另一类是实践知识（软知识）。（注3）用迈克尔·波兰尼的术语，科学知识是可言说的显性知识，实践知识是难以言说的默性知识。（注4）对人类决策来说，两类知识都是重要的；但对创造性的决策而言，实践知识更重要。

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由适当方式挑选出来的专家也许可以最好地掌握可资获得的所有最佳知识，但实践知识一定是分散的、局部的、主观的、不可言说的，因而只能由当事人自己掌握和使用，不可能由其他人获得，当然也不可能被计划当局获得。哈耶克说：“正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实际上要比所有的其他人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着有可能极具助益的独一无二的信息，但是只有当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是由每个个人做出的或者是经由他的积极合作而做出的时候，这种信息才能得到运用。”（注5）实践知识因其不可能进行统计，因而也无法以统计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一个中央权力机关。实践知识是因时、因地随时变化的，只有通过灵活变化的价格机制，才能有效传递。“我们之所以必须采取非集中化的方式，实是因为唯有依此方式才能够使得那种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得到及时的运用。”（注6）

这就是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行的主要原因，无关计算能力。大数据确实使得我们拥有了更多、更大的数据。但数据再大，仍然是统计数据，远不足以囊括不可言传的默性知识，而这些默性知识才是应对偶然性最重要的知识。

从动态的角度讲，大量知识是当事人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发现和创造的，是企业家实践的产物；没有自主性的经济活动，这些信息本身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如果IBM不能自主研发计算机，而是等待政府下达研发指令，有关计算机的大部分知识就不可能生产出来。

显然，把还没有创造出来的信息收集起来是不可能的，无论这种知识是可言传的，还是不可言传的。没有计算机的时候，我们如何统计对计算机的需求呢？大数据只能收集已经存在的信息，不可能收集有待创造和发现的信息。

哈耶克特别强调经济决策的动态性。他说：“经济问题始终是由变化所引发的，而且也唯有变化才会产生经济问题。如果事情一成不变或者至少按照人们的预期那样发展，那么也就不会产生任何需要进行决策的新问题了。如果有人认为变化——至少是日常的调整措施—在现代社会已经变得不甚重要了，那么他无异于是在主张，经济问题也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注7）

米塞斯认为，市场不断产生的信息源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它与特定的时空环境相联系，并且只能被每一个在这个环境中行动的个体所感知。米塞斯说：“企业家的经营态度和活动，源于他在经济过程中的位置，假如这个位置消失了，那么他的经营态度和活动也随之消失。”“在静止的状态下，经济计算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这种状态中，经济生活中同样一件事重复地发生；……“在静态条件下，不再存在需要经济计算去解决的问题。根据假定，经济计算的基本功能已经完成了。……经济计算问题是一个动态问题：它不是一个静态经济问题。” （注8）

米塞斯在1921年写到：“是投机的资本家创造了数据，他根据这些数据调整他的业务，因此，这些数据也为他的交易行为指明了方向。” （注9）

20世纪30年代还没有计算机，更没有大数据。但米塞斯和哈耶克对计划经济不可行的论证已经证明，即使有了计算机和大数据，计划经济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对人类行为至关重要的默性知识不可能被中央计划机关收集到，大数据不可能收集到还有待人们发现和创造的实践信息，计划控制还会使得本来可以由企业家在市场过程中发现和创造的新知识不复存在。

不仅如此。如果不仅政府机关，而且经济过程的参与人同样可以利用计算机和大数据，计划经济就更不具可行性，因为计算机和大数据使得人们不断创造出在数量上难以想象的实践的、不可言传的默性知识，使得中央计划机关根本没有办法集中规划经济活动。因此，正如西班牙经济学家德索托所指出的，认为计算机（大数据）可以使得计划经济成为可能，就如同相信在一个不怎么发达的社会，书籍和印刷术的发明，就可以使得政府获得对社会至关重要的实践知识和主观知识一样可笑。书籍和印刷术的发明带来的结果正好相反：它使得社会更为丰富多彩，也更难以集中控制。（注10）

大数据计划经济其实是一个悖论：大数据是市场经济中千千万万人自发行动的结果，如果搞计划经济，让每一个人听命于政府的指令行事，大数据本身就会消失。把市场中产生的信息假定为没有市场时这些信息也存在，显然是荒谬的。

2

从企业家精神看

大数据计划经济的不可行

按照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观点，发现、创造、以价格或非价格的方式传递信息，是人类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企业家。但鉴于企业家的重要性，有必要从通常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的角度论证一下大数据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

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里，个人决策的目标和手段都是给定的。所谓决策，就是在给定的手段中选择能够最大化给定目标的手段。但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与真正的企业家决策相去甚远！现实中，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手段—目标做出的决策，而是寻找、识别和选择目标和手段本身！企业家精神的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感知、寻找目标和获得手段能力的高低。如果手段和目标是给定的，并且是相同的，在同样的数据下，所有理性人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但现实中，即使基于同样的数据、同样的硬知识，不同的企业家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因为企业家决策不仅取决于数据、硬知识，更依赖于默性知识。对企业家而言，个人对市场前景、技术前景和资源可获得性的想象力、感知、判断力，才是最为关键的。

当然，大数据对企业家是有用的，因为企业家在决策时需要数据。但真正的企业家决策一定是超越数据的，也是超越大数据的。仅仅基于大数据的决策，充其量只是科学决策，不是企业家决策。仅仅基于大数据做决策的企业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只是管理者。企业家必须想象和看到大数据不能告诉他的东西。

大数据只是一种生意。在没有大数据的时候，发现和使用大数据是企业家的功能。但一旦大数据普及开来，大数据就成为“哥伦布的鸡蛋”，不再是企业家的功能。正如当所有人都在使用电的时候，电就不再是任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样。真正的企业家必须超越大数据。

熊彼特将企业家精神等于创新。数据不能告诉企业家创新什么。比如，有关邮政马车运输业的数据不能告诉卡尔·本茨和戴姆勒发明汽车；否则，发明汽车的就应该是马车夫，而不是卡尔·本茨和戴姆勒。有关计算机市场的数据也不可能告诉比尔·盖茨创办软件产业；否则，创造软件产业的就是IBM而不是比尔·盖茨。同样，数据也不可能告诉马化腾应该创造微信；否则，发明微信的就应该是中国移动公司而不是腾讯公司！

让我再以电影业为例说明这一点。

设想一个电影制片公司可以获得过去几十年所有影片的大数据，包括每个影片的观众人数，观众的年龄结构、地域分布、时段分布、票房收入、所有媒体上的发表的影评，甚至观众在观看时的表情（如笑了多少次、哭了多长时间）等。这样的大数据能告诉我们下一部最卖座的电影是什么吗？不可能！

同样，图书市场也如此。亚马逊公司无疑拥有图书市场的大数据，它可以根据客户过去查看和购书的记录，向你推荐书。但亚马逊公司的大数据并不能告诉我们，未来哪一本书会畅销，更不可能告诉每个作者应该写什么样的书！如果一个作者想根据大数据制定自己的写作计划，那他（她）十有八九会失败！如果计划机关根据亚马逊或当当网的大数据制定图书出版计划，那一定是图书市场的灾难！

我不是否定大数据的意义，而是说大数据不能替代企业家的想象力和判断。让我用运输业的集装箱联运革命说明这一点。

集装箱联运(intermodal shipping containerization) 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对国际贸易、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供应链的全球分布贡献巨大。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无论海运，还是铁路运输、汽车运输，货物都是散装的，同一货物从生产商到零售商，中间需要经过多次重复装卸，费时、费力、成本高、失窃多，也不可靠。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让人印象深刻。

早在1937年，美国北卡州的卡车司机马尔科姆·珀塞尔·麦克莱恩（Malcolm Purcell McLean）就有了集装箱运输的想法。1955年，他卖掉了他在家族运输企业中的股份，贷款买了7艘旧油轮，将其改造成上面可以堆放集装箱的平台船；接下来又把卡车货厢加固成可以装载集装箱的拖车。他在油轮的甲板上方安装了钢架，装上可以快速安放集装箱的插板。他还改造了码头。1956年4月26日，一艘经过改造的二战时期的旧油轮从新泽西纽瓦克码头出发，驶向波士顿，船上装载着58个集装箱。他成功了！接下来，麦克莱恩对其他几艘旧船也做了相同的改造，开通了纽约-得克萨斯集装箱运输航线。在他的示范下，其他船运公司纷纷跟进。到20世纪60年代末，集装箱运输时代到来了，铁路运输也迅速集装箱化。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国际贸易货物总价值的60%是通过集装箱运输的。与散装运输相比，从生产者发货到买家收货，运输时间降低了95%，单位运输成本下降幅度更大！可以说，没有集装箱运输革命，就不可能有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的产业链的全球化分工。

为什么是麦克莱恩，而不是原来的轮船运输公司或其他什么人“发明”了集装箱运输？这无法用数据解释。就数据而言，麦克莱恩最初只是个卡车运输个体户，他掌握的数据与传统的船运公司相比，根本不是一个量级；就技术含量而言，集装箱也算不上真正的“发明”。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了不同尺寸的小集装箱的使用，只是没有标准化的商业化集装箱运营。

根本的原因是灵感，麦克莱恩比别人领先一步有了这种灵感。他后来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在1937年的一天，他正烦恼地等待传统的货物装卸时，突然就萌生了这个想法：“我不得不耗费一天的大部分时光等待卸货，我坐在驾驶室里无所事事，看着码头工人装载其他货物。眼睁睁看着大量时间和金钱被浪费了，我很震惊……当我在熬时间的时候，一个想法涌现出来：把我的货厢吊起，不触动里面的任何东西，然后直接放在船上，那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啊！”

总之，我要强调的是，任何数据——无论它多大——都不可能代替企业家的警觉和判断。全社会的大数据代替不了企业家群体。如果政府想在大数据基础上建立计划经济（包括产业政策），不仅会消灭大数据本身，也会消灭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和技术进步。

3

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别看

大数据计划经济的不可能

要理解大数据计划经济的不可行，还有必要认识到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别。

企业家决策之所以不能仅基于数据，是因为商业经营和创新面临的主要是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尽管“最确定的是不确定”已成为商界的口头禅，但大部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者讲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指风险。事实上，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风险(risk)是不同的。弗兰克·H·奈特早在1921年就对两者做了区分，可惜他的理论至今没有改变经济学把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同的状况。（注11）

根据奈特的观点，风险是可以量化的，不确定性是不可以量化的。风险具有基于大数定律的概率分布，因而是可以降低和被保险的；不确定性是独一无二的，既没有先验概率，也没有统计概率，没有分布函数，因而是不可降低、不可被保险的。风险是外生的，不确定性是内生的（依赖于企业家的行为）。

不确定性的独特性意味着过去的数据并不可能提供有关未来的信息。概率统计学中讲的参数估计、中心极限定理、最小二乘法估计、线性因果关系、贝叶斯法则等等，对解决不确定性没有什么帮助。

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创新最根本的特点是，其过程充满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风险。没有人能事前预料一项创新是否会成功，也不可能计算出成功的概率是多少。创新的不确定性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技术上的可行性事前不知道: 苹果iPhone手机使用多点触控技术可能吗？事先不知道。

二是商业价值的不确定：即便在创新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消费者是否会接受？事先不知道。新产品最初都很粗糙，功能上表现甚至不如老产品。

三是一个创新的价值依赖于互补性创新。这些互补性创新是什么？是否出现？何时出现？事先不知道的。

四是体制和文化认同的不确定。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最有价值的预测不可能仅仅基于过去的数据。这就是我们需要企业家的原因：应对不确定性！

正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测，不可能基于统计模型，不可能基于计算，而只能基于他们的心智模型（mind model），他们的想象力、警觉性、自信心、判断和勇气！任何通过统计模型可以做的预测，都不是企业家的工作。所以毫不奇怪，企业家的判断通常是常人不能理解的。奇虎360的创始人周鸿祎曾说，在他的互联网生涯里无论搞什么，一开始大家都不理解，都不屑，甚至嘲笑。几乎所有伟大的企业家都是被嘲笑过的，是被嘲笑出来的。

大数据无疑比过去的样本数据和局部数据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因而有助于更精确地计算风险事件的概率分布，从而降低风险。因此，大数据对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机构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大数据对VC、PE投资决策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创业和创新面临的是不确定性，没有数据可能告诉你一个创新成功的概率是多少。

如果我们生活的世界只有风险(如天气、地震等引发的自然灾害），没有不确定性，基于大数据的计划经济也许有可能。但真实世界里除了风险，还有不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需要每个人的自主性，需要企业家精神。如果我们误以为我们的世界只是充满了风险，试图用应对风险的办法应对不确定性，结果一定是对人类创造力的扼杀！

4

从人的行为受其观念支配看

大数据计划经济的不可行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人的行为完全是由利益支配的，理性可以解释一切。但正如大卫·休谟在200多年前指出的，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其所持有的观念的支配。并且，人们对利益的理解经常是通过观念感知的。也就是说，一个人认为什么是自己的利益所在，与他持有的观念有关。因此，即使人们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他的行为也受观念的影响。

观念在因果之间插入一个楔子。由于观念影响着人的行为, 要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经常是不容易的。同样的现象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后果，依赖于人们如何理解现象本身。比如，30年代的大萧条在瑞典导致了社会民主党执政，在德国则使得纳粹上台；（注12）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导致政府权力的减少，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使得政府权力扩展。面对金融危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政策，取决于当权者是信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

由于人的行为受观念支配，我们不可能从过去的数据准确预测未来。一次“爱国主义”运动可能一夜间摧毁一家运行良好的企业，同时使得另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没有人能基于过去的数据预料到1990年苏联体制会突然崩溃，因为数据不可能告诉我们人们的观念变化如此之快。

因此，如何把握未来永远是企业家自己的事情，没有人仅仅靠使用大数据就可以取得成功。 

5

从演化论看

计划经济的不可行

遗传可以预测，变异不可预测。

物种的演化是这样，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是这样。创新就是社会基因的变异。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思想家、企业家都是变异的力量。大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人们按部就班，会如何行为，但没有办法预测什么样的创新会出现。

创新就是出现与众不同的想法、观念，并付诸实践。如果这个新观念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它就会慢慢地主导社会。如果它得不到人们的认可，一开始我们就把它掐死的话，我们的观念就不会改变，社会就不会进步。

云南烟草的故事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烟草来自美洲，1575年才引入中国，云南的烟草史也就100多年。云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烟草王国，除了气候条件，也与烟种的进化有关。当初，南洋烟草公司在云南引进了一种叫“金元”的美国优质烟种。1962年，云南路南县的一位烟农在烟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大金元”，硕大瑰丽的花朵让他十分惊喜，于是他把这朵烟花送到了云南省农科院去研究，专家发现这是变异的“大金元”。由此，“大金元”得到培植和扩散，云南烟的品种就此改变。

“大金元”显然不是计划的结果。严格执行计划，它就不可能存活下来。（注13）

同理，创新不可能是按照大数据计划的结果。有价值的创新一定是企业家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并被筛选出来的。发现经常是意外的，不是有意识寻找的，因而会令人惊奇。搞计划经济，什么都按照事前规定好的方式去做，一定会扼杀创新，扼杀进步的源泉。

6

“卢卡斯批判”的扩展

经常有人基于市场上观察到的现象建议政府做这做那。这种思维是错误的。

宏观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它的意思是：任何基于经验数据的经济模型不可以用于政策制定，因为政策的实施会改变得出该政策的模型本身。

我想对卢卡斯批判做如下扩展：任何基于市场经济的经验性规律不可以用于政策制定，因为政策的实施会改变所观察的经验规律的行为基础。

比如说，假定我们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观察到，钢铁行业年产量1000万吨的企业是效率最高的。如果政府由此规定，年产能低于1000万吨的企业不准投资，1000万吨产能的企业就不可能是有效率的，因为它不再是竞争的结果。类似地，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中国企业家大部分没有上过大学，如果基于这一观察就制定一项政策，只允许没有上大学的人办企业，大量潜在的企业家就会失去机会。

大数据是市场竞争的产物，不可服务于计划经济。如果政府用大数据制定经济计划，结果一定失败，因为计划经济会让大数据消失。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或许可以替代大量的非创造性工作岗位，但永远替代不了企业家，除非人类真的进入一个静态状态，没有变化，没有创新，没有进步。只要人类仍然需要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我们就不能搞计划经济，因为企业家精神与计划经济是不相容的。即使未来机器可以像人一样思考，也不可能搞计划经济，因为不同机器一定有不同的想法（否则就不能算像人一样思考了），就像现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企业家能力一样。那时候，还会有与众不同的企业家人才，即便它们本身是机器。

最后，我想强调两点：第一，我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计划，我反对的是计划经济，也就是从上到下的、通过政府实施的集中计划，不论它以什么理由、什么面目出现。如哈耶克指出的，人们争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谁来计划，是许多拥有分散的实践知识的独立个体，还是一个缺乏这种知识但具有强制力的计划机关。（注14）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在制定自己的计划，这正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也是米塞斯讲的人的行动的含义。对这样的计划来说，大数据当然是重要的，大数据时代的企业计划肯定不同于大数据之前时代的企业计划。

第二，我前面对大数据计划经济论的批评，主要基于对人类知识的本质和企业家精神的理解。我没有提到激励机制问题，这不是说激励机制不重要，恰恰相反，激励机制的扭曲是计划经济失败的重要原因。我只想证明，即使激励不是问题，大数据计划经济也是不可行的。

参考文献：

1. 参阅[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 参阅[西]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朱海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3. 参阅[英] 哈耶克：《经济学与知识》一文和《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一文，来自《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4. 参阅[英] 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The Study of Ma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5. 参阅[英] 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一文，来自《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121页。

6. 参阅[英] 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一文，来自《个人选择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6页。

7. 参阅[英] 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一文，来自《个人选择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3页。

8. 转引自[西]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朱海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第135-139页。

9. 转引自[西]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朱海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第140页。

10. 参阅[西]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朱海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第78页。

11. 参阅[美]弗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12. Sheri Berman. 1998. The Social Democratic Moment: Ideas and Politics of Interwar Europ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3. 参阅周桦：《褚时健传》，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14. 参阅[英]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运用》，来自《个人选择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9页；F. A.Hayek: “The New Confusion about Planning.” In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pp. 23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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