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关于共同富裕这个话题。张维迎老师和黄怒波先生创办的辛庄课堂是了不起的创举，把企业家的培训项目放在黄土高原来做，寓意非常深刻。张维迎老师请我做辛庄课堂的导师之一，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正确理解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话题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最近这一年多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有的人解读认为政府有方向性的大变化。我个人更多的是把这些事件看作是一些比较孤立的事件，从蚂蚁金服到整顿校外辅导，在自媒体上的一些解读恐怕是过度了。

十八大以来我们看到执政者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先是反腐，把党搞纯洁了，把政商关系搞纯洁了。大家知道，“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最近浙江在提这个事，亲清关系我的印象中是2014年就提出来了，事实上是针对反腐过程中发现的政商勾结造成的情况提出来的一个想法。后面又搞了扶贫，消除绝对贫困，现在搞共同富裕。我觉得这是一以贯之的。

共同富裕怎么去做，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关注的事情，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什么是共同富裕，杀富济贫肯定不是共同富裕。

我们都经历过“大锅饭”时代，你干多干少是一个样的，干与不干是一个样的，所以我们才没效率，没人干活。我看了小岗村的调查报告，那是我们周其仁老师调查小岗村做的报告。小岗村包产到户之后第一年的产量是相当于实行人民公社25年产量的总和。如果我们今天说共同富裕是要杀富济贫，把富人的财产没收了分给穷人，我估计中国经济“一夜回到解放前”。当然这有点极端。如果你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至少我们说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俗话说的“授人以鱼”。

如果哪个经济学家告诉你一些不符合常识的东西，别管云里雾里，最后他不符合你的常识那肯定是错的。现在常识告诉我们，以结果为导向的所谓的平等，最终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要“授人以渔”，要关注渔具。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的手段，一定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产能力，而不是把收入高的人的收入直接转移给他们了事。

比如说我们扶贫，我们清除绝对贫困，如果只看一年的数据那很容易，给他补贴，但是第二年他又返贫了。共同富裕，最终我们是希望要有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但是公平的社会并不是说人人都拉平的社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回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个人的解放是全体人类解放的前提”。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是什么？你首先要生活，要有生产能力。我们共同富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提高全体人民的生产能力上，这样才能够让共同富裕走得远，可以持续。

中央的财经委员会的会议，提出来“三次分配”的概念。这里也跟大家交流一下“三次分配”，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原则是什么，侧重点在哪里？

首先看一次分配，一次分配就是市场分配。

这里稍微补充一点，讲一下苏格兰启蒙运动，最近我和我太太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特别感兴趣，几年前为这个我们专门跑一趟苏格兰去看苏格兰启蒙运动，去寻访亚当·斯密。

苏格兰过去是独立的国家，在1709年和英国合并，成为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一部分。苏格兰人特别务实，一开始不想跟英国人合并，他想跟英国人竞争。那时候竞争什么呢？竞争贸易。他最后一次努力搞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筹集的资金相当于苏格兰当时一年GDP的一半，举全国之力要干倒南方的表兄弟，搞这个公司到南美去搞贸易，那时候贸易搞烟叶，结果输的一塌糊涂。搞不过人家英国人，他就投降加入。经过激烈的辩论与投票，在1709年最终加入了。加入英国之后苏格兰开始发展起来了，赶上了启蒙运动，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

苏格兰人很务实，所以他们的理论也特别的务实，不像欧洲的比较理性。他们都是从经验出发，从直觉出发。直觉告诉他们，人是有自利心的，这个自利心要疏导起来而不是成为破坏的理念。

亚当斯密住在格拉斯哥，但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是在爱丁堡，他每个月坐邮车到爱丁堡去参加讨论。在讨论里他获得了很多的灵感，他跟休谟也成了忘年交。两个人都没有结婚。

他最终觉得市场是可以疏导人的自利心，今天就是看不见手的理论。每个人的自利心最后加总起来会为全社会提供好处。在他的年代没有经济学的概念，他是道德哲学家。他最后还是想论证，市场是符合道德的，即市场最终可以增加全体人民福利。

回到今天来说，我们提出来的是要按要素分配，这和我们计划经济时代按劳分配是有差别的。按要素分配意味着，不管你是劳动还是资本，只要你有投入，你有贡献，那你就应该得到回报，我们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你的回报应该等于你的边际产出：你的工资等于边际贡献率，资本的产出应该等于资本的边际贡献率。按要素分配应该成为一次分配我们牢牢掌握的原则。离开了这个原则我们是会犯巨大错误的，而且可能是灾难性的，就像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所看到的那样。

我觉得，市场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奖励“能力”和“努力”。你的贡献大，得到的多，这不仅仅和努力有关系，和能力也有关系，也就是和你的智力有关系。市场是奖励高智商的，这在很多人都是不同意的，很多政治哲学家、道德哲学家是不同意的，激进的左翼会认为，靠智商获得的回报是不道德的。

按要素分配是奖励能力的，这点跟中国文化和古老的道德信念是相吻合的。亚里士多德很早的时候就提出来比例原则。什么是公正的原则？就是按比例，能力越高，努力越多，你就应该获得更多。我们的孔子、孟子包括墨家都提出来要奖励贤能，中国过去两千多年间都是贤能政治，科举考试是具体方式之一。当然，科举考试未必能选择有能力的人，但是它的确是想做这件事情。中国人流淌在血液里就有精英主义的原则。

比如我们现在搞教育改革，许多教育界的人认为精英学校就应该存在，聪明的人就应该上这种学校。比如美国湾区高中不允许择校，反对最激烈的是中国人。中国人觉得这是应该的呀，我的孩子读书用功、聪明，应该上精英学校，而白人和黑人强烈的反对，要求平均。中国人血液里头就有这种贤能主义的传统。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点点贤能的因素，这个国家注定要失败。美国现在搞成这样子，我们看到美国的学者也受民意的左右。我看到一本书是耶鲁大学的一个人写的，他认为，美国的精英贤能主义走得太远了，所以老百姓不干了，反精英主义的思潮起来了。恐怕这个思潮会在美国蔓延很多年。而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我和合作者去年完成了一本书，讲儒家政治，就是从儒家出发来谈贤能政治。

第二个是要形成价格。

价格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经济学家说，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价格等于要素的边际产出，从消费品的角度来看等于边际效用。根据价格，我们能够知道资源的分配该流向最有效的地方。没有价格，那怎么知道哪个地方应该去投资呢？就没有指向了。所以说，市场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从这两方面来说，按要素分配应该是“一次分配”的原则。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讨论，一次分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垄断行业，等等。不排除垄断造成收入差距，但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有他的原因的。哪怕是金融行业，除了美国那种金融高管收入太高之外，金融行业收入高，恐怕也是有原因的。

现在网上经常看到“剥削”这样的字眼，我觉得这是危险的。按要素分配其实有按劳分配的成分在里头。资本是不是劳动的成果？当然是。你要往回倒，最终倒到爷爷辈的爷爷辈，我们家的房子从哪儿来？我爷爷的爷爷花了劳动盖成了房子，房子我现在出租，我好像是不劳而获，我只用资本获利了，但难道你不承认继承吗？特别是对中国人来说，继承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在中国搞不成遗产税，因为全国人民都会反对。中国人的心目里头，儿子和老子就是一家人，而且老子为儿子买一栋房子天经地义，你现在要给儿子征遗产税，这不合理，这跟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不相符的。我们不要被西方的东西给忽悠了。

再有是关于企业家的高收入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我们值得考虑。

一个是幸存者偏差。我们看到的都是像黄怒波先生这样成功了的企业家。但是，黄总的财富后面是无数失败的房地产商，而这些失败的房地产商我们根本看不到。我们光看到马云今天成功了，但在1998年他到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参加会的时候，谁能想到他能成功啊。成千上万的人都搞失败了，投资者的钱都打了水漂，我们没有看到。企业家的回报里头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他承担风险的回报，对投资者承担风险的回报。

另一个是要有社会眼光。我们要正确的看企业家的回报，一定要有一个社会眼光来看。比方说孙正义投资马云，我算了一下他的回报率是2900倍。你光看孙正义一个人的确不合理，他给了两千万美元给马云，什么事没做马云一上市他赚了2900倍，好像不合理。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就是合理的，因为马云这样的企业成功的概率就是2900分之一。对于全社会来说，收益和成本刚好打平，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回报，一开始就没人投资。

我非常相信张维迎老师说的，企业家都是赌博的人，投资也是赌博。赌赢了就是两千九百倍的回报，赌输了颗粒无收。社会上对于企业家的看法从这两方面来说都是有误解的，第一没有看到企业家承担的风险，第二没从社会的角度看到企业家的贡献。事实上，2018年以来去杠杆我们死了一大批的民营企业家，我知道好几个，一夜之间成了负翁。企业家怕被征个人所得税，盈利不从企业拿出来 --- 拿出来又得交45%的税，我们的边际税率太高 ---企业一破产这些资产全部打水漂了。我们没人去讲这种事情。一般企业家也不愿意说，因为他失败了，不好意思说。我估计没人算过，从1992年到现在把所有企业家投下去的钱和赚到的钱算一起，我估计是打个平手。如果没有打平、企业家干赚的话，恐怕会有超多的人想做企业家，打平了才是对的。这是我想说的一次分配。

二次分配是关于共同富裕要着重讨论的事情。

市场是关注效率的，市场也会对于社会的价值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人类的价值是多样的。“红眼病”不是中国人才有的，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你看看美国，很多美国人也觉得美国分配不平均，最高的1%的人拿走太多。平等是任何文化都秉持的价值，只不过实现平等的路径不同。我们都相信平等，但是有些文化会关注程序，有些文化更多的关注结果。几千年看下来，更加关注程序的文明走的更远一些，更加关注结果的文明走的更差一些。

在现代社会，我们要考虑市场没有实现的价值。有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它产生了有很多争论，但基本的思想是难以回避的。市场经济里资本回报率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 --- 真实利率是高于真实经济增长率的 --- 这有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证据。

从理论方面来说,如果经济增长率高于资本回报率的话，就没人储蓄了，因为所有人都会认为，因为明年我赚的钱更多，我可以用我增加的那些收入来还我借的贷，所以我今天就应该借债消费。但这是个悖论 --- 如果所有人都借钱消费，那就没人储蓄了，也就没得钱可借了。所以资本回报率一定要高于经济增长率。

经验数据也是符合这个假设的。西方国家的资本回报率长期在4%左右，但是经济增长率在2-3%。中国资本回报率早些年是在10%以上，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现在的资本回报率在7-8%，经济增长率在5 – 6%，也是符合这样的规律的。

这就造成一个后果，即资本积累导致资本回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你有资本就去投资，因为你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超过GDP增长的速度，资本回报占GDP的比重就越来越高。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会拉大，穷人占的比例会缩小，最终可能会影响到穷人的生产能力。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我讲的是生产能力。我个人觉得，我们要讲平等，最重要的还是能力指向的平等，二次分配的目标一定是要让所有老百姓的能力基本上平等 --- 不能做到绝对平等，但是要趋于平等。

第二个问题，市场参与者具有不同的能力，这个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而且是非常的不平均。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的分配也是不平均的。所以，我们要对于市场分配的结果做一些校正，但这个校正的目的是要提高所有人的能力，尽量实现能力指向的平等。

第三个问题就是你赚的钱不是因为你的努力，纯粹是社会给你的机会，即存在所谓的social luck的问题。马云自己也说过，他之所以能赚钱，是因为中国的零售业本身发展太差了。这是张维迎老师说的两种企业家之一，这一种属于投机性的企业家，如果因为社会上有了机会让你赚到钱。所以，像马云这样靠social luck赚到海量财富，他的财富是不是完全是公正的，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马云的财富，因为他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开始的时候也到处走街串巷说服小老板们用阿里巴巴企业那块的服务 --- 阿里巴巴起家是从企业服务这块开始的，现在也是阿里的核心业务之一。

关于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即市场自动的造成财富的集中，最终可以通过税收调整来解决，而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比方说征收企业所得税，还有个人所得税，我们还要征收房产税，这都是在调节。

我重点要讲的是第二问题，即市场参与者的能力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其实很少有人去谈。

我们至今仍然把从农村来的工人叫农民工。直接叫工人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加上“农民”两个字？

我刚才说过，精英主义是有好处的，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优势所在；但是，我们现在把精英主义推到极致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精英主义在我们的血液里头，不知不觉我们的制度和政策都是精英主义。

不忘初心，最根本的初心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是要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在当今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起点是接受良好的教育。

在现在的中国社会，草莽英雄的时代过去了。以前还有乡镇企业家，现在不可能了。草莽时代过去了。如果一个人没有上过大学，想搞出一个伟大的企业，概率基本上为零。在今天的时代里，教育是第一位的。

按照官方统计，高中入学率已经达到了90%，但这数字肯定有水分。我们北大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告诉我们的数据，农村的教育水平在2010年第一次看的时候，平均没达到9年，在十年之后的今天，平均也刚刚超过9年。这意味着有近一半的孩子还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城里可能高一些，但城里平均也没达到12年教育。我说的是年轻人，不是整个人口，是20-30岁的年轻人。城乡的差距基本上没有缩小。不过，我们的男女差距基本上没了。

我们看到的数据，1985年出生的人大概还有8%的人没有完成小学教育。我们还看到现在的代际流动下降非常快。我们看来从1930年出生到1985年出生的人，看他们的教育水平与父辈的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1930年代出生的人，教育水平和他父母教育水平的相关系数在0.6左右；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下降到0.3 – 0.4，而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又回到0.5 - 0.6之间。我们五十年一个大轮回，教育的阶层流动退回到上世纪30年代了。

我在北大上学时，我们班35个人，有十个真正来自贫困家庭，有两个甚至是孤儿。黄怒波先生跟我入北大的时间差不多，一定知道，那个时候北大的学生很多都是农村家庭出来的。现在每次上大课我都要问一下我的学生，二三百人的课堂里，我问他们你们有谁父母真正是农民，不会超过三个人举手。北大的精英化已经超乎想象了，农村的孩子没办法入北大。

我们中小学教育就开始了精英化的过程，超级中学、超级小学大受追捧。在海淀我最恨的就是北大附中对面的人大附中。我有一个学生在人民大学教书，她儿子上了人大附中，很不习惯，写作业写到12点都写不完。我的学生很纠结，认为人大附中灭绝人性。这种超级中学搞的大家人心慌慌。

我个人觉得，中小学教育应该以均等化为主，不应该以选拔为主。作为一个人，没有高中教育很难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大家是做企业的，如果你招一个初中毕业生，他走到你面前你都知道他是初中毕业，因为他的脸都是木然的；高中生就不一样了，会鲜活多了。我去工厂里做过问卷调查，高中生五分钟就填完了，初中生十分钟填完，小学生连问题都看不懂。

我们的大学教育也是对农村的孩子双重挤压。首先，农村孩子大概率上不了好大学，多数都上三本、四本。其次，差大学的学费还高。北大的学费从1997年我回国的时候开始就是一年五千块钱，当时那算是高的，今天五千块钱对于城市中产阶级来说什么事也不是。二十多年来北大的学费一分钱没涨，但是你看看三四本那些学校学费却猛涨，一些学校一年的学费九万块钱。这当然会影响到农村家庭子女的教育。

我有个侄子当年他考大学，考了一个南昌的大专，当年的学费就两万块钱，他说他不去上，因为会给父母增添负担。他就跑到广东去打工。我说你给我回来，你必须读这个大学。他去读了，读出来之后现在很好，在南昌安顿下来，上次我回家他开着车接我，成了中产阶级。不要相信社会上那些胡说八道，说什么大学教育没用，扩招没用。大学教育肯定有用。对每个人来说，就是要找对自己的位置。这世界上有你的位置，找对你的位置，总会发光的。大学毕业生开始的时候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好多人需要慢慢摸索，最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大学还是最有用的，对普通人来说，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再说我们的职业教育。现在搞分流 --- 其实这个分流早就做了，这些年又强调 --- 近一半的人都得要分流去读技校。北京市基本上没有分流，绝大多数孩子都上普高，而北京市的职高的教育质量也非常好，他毕竟有社会支持、有企业支持。但你到那些穷地方、农村地区，职业教育就等于是没教育。大家都以为职业教育比普高教育要容易，其实要难。职高的教育需要教技术技能。那些师范毕业的老师能教技能吗？教不了。

有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长期做中国教育的研究，他到陕南做了一个调查，让初中生毕业生考一次试，职高一年后再考一次试，发现读职高之后，分数还不如初中呢！职高的辍学率极高。

分流再次挤压了农村孩子。我们都心知肚明，谁上高职，当然是农村的孩子，还有城里穷人的孩子。

关于我们的教育，大家都说焦虑，我觉得焦虑都是中产阶级的事情。因为中产阶级有话语权，我们能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些穷人家庭早躺倒了。我回老家去，老家人告诉我，现在说要减负，孩子放学之后要留在学校里头。在我们那样的农村，孩子不留学校里头就不会去上补习班，减负政策落实到农村就成为学校收费的手段 --- 学校趁机让老百姓交费让孩子留在学校。我的侄女、侄子们都抱怨收费，不愿意做这种变相补习。他们早躺倒了。

我们现在打击课外补习，再次的打击穷人。我们都知道富裕人家都请的起私教。外面的学校一般老百姓还能上得起，现在变成私教了，一个小时三百块钱、六百块钱，普通家庭负担不起，当然扩大差距。我们两位老师雷晓燕和沈艳做了研究，发现减负之后，家庭教育投入发生了两极分化。另一个北大经济学院老师做的研究发现，现在政府对教育的投资越多，教育的结果却越不公平，因为绝大多数的钱都投到了好学校去了 --- 政府投资是按照学校分类来投的，好学校得到的多，差学校得到的少。公平的办法是是按照学生数量来投，生均投入量应该相等。

怎么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呢？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实行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这是我最近一直在说的，有些发达地区都是十二年一贯制义务教育，比如说浙江。义务教育就是大家都上，国家全包，你不能再收费了，也不能再选拔了，高中也不能择校。这会减少部分焦虑，就是中考的焦虑，还有小升初的焦虑，减少浪费性的学习。中国孩子都被考试驯化了，这样下去，聪明的人也会变傻的，都会被考试考坏的。我们那个时代都是十年教育，我上大学那一年开始改，中小学都改成六年。可是，我们不也照样成才了吗？十年足够了。现在12年，其实有两年都在复习考试，毫不必要。

第二个方面就是取消学校分类。经费的划拨要按学生人头来划拨，不能好的学校给的多，差的学校给的少。当然这个很难，教育界的人就会首先反对，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把中小学看作选拔场所了。

第三方面要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的工资。支教是不可持续的，也教不好。支教两三年，很多人都是镀金，还有一些人是生活迷茫了，跑去支个教，看到比自己更差的人的境况，才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还是得靠正规的师范生。那就得提高工资待遇，吸引人才去艰苦的地方工作。

第四是教师的轮岗。北京市已经开始试点。很多人反对教师轮岗，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但日本不是搞的挺好吗？这个事情做起来难是难，但说容易也容易 --- 把老师的单位从学校变成区里，老师属于学区而不是学校，大部分问题就解决了。这样，学校的质量就给拉平了。这里的关键，还是你承认不承认中小学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均等化的教育，而不是选拔性的教育。

第五，大学收费一定要反映大学的质量。大学好，按理说应该是因为他的师资好，研究能力强，而不是因为学生好 ---学生是因为学校好才来报考的。好学生进入好大学，不应该再次奖励 --- 你能进入北大清华，说明你智商高，已经奖励你一次了，不能在学费上再奖励一次。那么，穷人子弟上清华北大怎么办？发奖学金啊。就像哈佛，如果家庭收入低于八万美元一年，就全部给奖励，超过八万块钱全都交学费。所以，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应该鼓励我们的企业与高职和技术型大学联合办学，政府应该给这样的企业一些税收的优惠。我们老说要学习德国，我们是学人家的形式，没学人家的实质。比方说我们的分流，德国人分流比中国还早，十岁就分流，现在在德国对这个问题讨论也很大，很多人都反对，但是德国的保守势力是很强的。我去德国看过，企业办技校是实质性的，我问他们怎么管理学生。他们告诉我，学生三天在普通高中读书，两天的时间在企业实习。这些孩子也学了普通高中的知识，出来之后大部分留在企业工作，以后还有机会是去上技术大学。这让我想起我工作过的西安的西电公司，那时的西电公司，有技校，也有大学。德国的技术大学都要跟大公司合作，大公司把他的实验室放在学校里。公司省钱，技术人员不用那么多了，大学老师帮他做了；大学也很高兴，没经费人家企业给你经费。这是最好的模式，你真要想学就学人家实质的东西。我现在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的公司去和我们的高职或者是技术大学去联合办学，几乎没有吧？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企业这么去做。

最后是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这个提法本身我觉得就不好，不能叫分配，这是慈善，慈善的意思是自愿。这次一、二、三次分配连起来说，把大家吓到了。分配的意思是政府主导，有人来管。

好几个企业赶紧增加捐款。这是把我们整个的社会道德水准往下拉。本来捐款是一个很高道德水准的事情。我们的黄总搞古村落的重建，那是黄总喜欢。你如果非得命令说，黄怒波先生，你必须去包下来一百个村庄，那黄总就会觉得很别扭。本来是很高尚的东西，变成强制性的，会败坏社会道德风气。

慈善是自愿的。大家要知道，中国和美国捐款的比例刚好是倒过来的：美国60%的慈善捐款是来自个人的，是普通老百姓捐的，而我们中国60%以上都是企业家捐的。很多人在网上胡说八道，说我们企业家为富不仁，他捐出来就是为了维护好名声。企业家是财富的创造者，就像张维迎教授说的，哪些地方企业家多，哪些地方肯定是更加繁荣。

既然是自愿的，就是锦上添花。所以一定不能把慈善捐款放在共同富裕里头来讲。我是坚决反对这个的。我们可以鼓励慈善，但不应该放到再分配的体系里去讲。一、二、三次分配放在一起说，误导了社会舆论。

我觉得慈善捐款起到两个作用。

一个是锦上添花救助贫困，最好的是做出一些模式来，然后能够推广。这是最好的，是授人以渔。比如说，我们国发院的校友有慈善委员会，他们一直想找到一个突破口，做能够放大的慈善。最后他们落脚在乡村振兴上面，提出搞村长工作坊，培训村长。我们作为老师，最擅长的是讲课，可以发挥国发院的优势。做了一期之后，社会反响挺好。现在刘永好先生的“新希望”慈善基金也想做。做好可以复制的慈善项目，而不是纯粹的为了慈善而慈善，其实，层次比较高的慈善都是做这些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支持科学和艺术。这个也很重要。有些科学研究走在前沿，未必能拿到资金支持，特别是在中国评选的制度下，很多年轻人拿不到科研经费，也拿不到奖励。慈善来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有几位企业家出资设置的“未来科学大奖”，奖金比诺贝尔奖金还高，这就很好。还有鼓励艺术。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就是洛格菲勒捐赠出来的，把整个的美国的公立图书馆做起来了，这是非常伟大的事业。还有支持医院，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医院，都是他支持的。黄总做的古村落的恢复也是对艺术和文化的支持。这都是我们慈善可以做的事情。

这些事情对共同富裕有没有作用？当然有作用，但仅仅是锦上添花而已，不能解决主要问题。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还得靠搞好一次分配，搞好二次分配，特别是提高全体人民的收入能力。

我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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