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奥地利学派略有所知的人通常都会认为，奥地利学派是立场十分鲜明的亲市场学派，特别是其中的几位代表人物，如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等人，他们对自由市场执着乃至狂热的支持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其实有些误解，作为价值中立的经济学派，奥派并不以支持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但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多谈这一点。）不过，如果问出这样的问题，奥地利学派为什么支持市场经济？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楚地回答了。有一些奥派的学者或爱好者诉诸于伦理学的理由，如罗斯巴德的自由的伦理，但经济学与伦理学是两回事，伦理学至少不是经济学要讨论的主要话题。

其实，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观是相当独特的，不仅区别于支持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也与同为亲市场学派的芝加哥学派有着本质的不同。那么，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市场经济的优越之处是什么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市场经济有趋于均衡或者说趋于协调的能力。

这一条其实没啥稀奇，所有的新古典学派，都或多或少承认市场的均衡能力或协调能力。这也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基础。所谓均衡或协调，是指供与求之间能够趋于一致，没有供大于求，也没有供不应求。市场中的生产者，能够充分利用既有的资源和技术，来满足购买者的需求。在趋于均衡或协调的市场中，消费者的需求能够得到给定客观条件（约束条件）下的最大满足。如果是一般均衡，则消费者的各种需求都能得到可能的最大满足。

如果市场经济本身没有这种能力，也就是说，市场中的生产是盲目的，不能对消费者的需求做出正确而及时的反应，该生产的没生产，不该生产的生产了一大堆。真是这样的话，经济的混乱可想而知，消费者也是苦不堪言。那市场经济就毫无可取之处了。有些奥派爱好者常把“市场永远不可能达到均衡”挂在嘴边。但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需要慎重。要明确所指的是市场的外部条件在不断变化，使得市场在事实上几乎不可能达到均衡，而非否认市场本身的均衡能力或均衡趋势。如果外部条件不变，那么市场迟早会从不均衡达到均衡，这是市场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否认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派，比如奥地利学派最初的论敌历史学派就否认市场的均衡能力。美国的制度学派，以及支持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也都是如此，比如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资本主义有生产过剩的固有危机”的论断，就是认为市场是盲目的，不能协调供求，使之趋于均衡。凯恩斯主义并非完全否认市场的均衡能力，但认为劳动力市场具有特殊性，在出现经济危机时，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调节失效，会产生大量的长期的非自愿失业，因此需要外部干预。还有一些经济学理论，给市场的均衡能力设置了诸多限制条件，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第二，只有市场经济才有这种趋于均衡或趋于协调的能力。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奥地利学派所独有的主张。

在奥地利学派的历史上，有一场极其重要的大辩论，即上个世纪30年代奥派与其他新古典学派之间关于经济计算的辩论。这场辩论的主题其实就是争论是不是只有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供求才能趋于均衡或协调。 

米塞斯最先提出了这种观点，他针对的本来是上个世纪初盛极一时的计划经济理论，但最后卷入辩论的却主要是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前面说到，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承认市场的均衡能力。但他们并不认为，这种能力是市场所独有的。

价格当然在引导市场供求双方协调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主流经济学并不重视价格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市场是自动达到均衡的。给定一系列客观的参数，就可以得到正确的价格或者说均衡的价格。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固然可以毫无困难地进行经济计算，未参与市场活动的人们，比如说经济学家，也可以算得一清二楚。如果出现了错误，那就是某个参数没有考虑到而已。因此，至少在理论上，计划经济并没有什么不可能。

在当时，一方面因为主流经济学固执己见，另一方面，参与辩论的米塞斯和哈耶克两位大师认为价格只能在市场中形成是不言自明之事，辩论初期并不是非常重视主流经济学的反对之声，未能清晰地厘定相关概念。因此，几个回合下来，主流新古典就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赢得了这场辩论。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只有在自由市场中才能形成价格，只有市场经济才有趋于均衡或趋于协调的能力，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的支持也被认为过于极端，过于偏激。 

直到哈耶克发表了他那篇名垂青史的雄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 

下面这段话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因此，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配置“给定”资源的问题——假如“给定”就是指，对于有意解决这些“数据”所设定的问题的某个单独的头脑而言，资源是给定的话。社会的经济问题更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让社会中任何成员所知晓的资源都得到最佳利用，用于只有这些个体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那些目的。或者，简而言之，它是一个知识利用的问题，而这些知识就其总体而言，对任何人都不是给定的。 

这段话为什么重要？因为哈耶克非常清楚地指出，市场最重要的作用是解决分散知识的利用问题，也就是说，各种经济信息，即与供求相关的客观参数，并不是预先给定的，而需要市场中的人去探索，去发现。价格形成的过程其实是知识的发现和运用过程，而只有市场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哈耶克提出的知识问题引起了主流经济学的重视，算是提醒了他们一个盲点。但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没有“人的行为”的概念，他们主要是把知识问题当成一个成本问题。他们认为，在不改变均衡模型的情况下，加上获取知识的成本，就可以解决了。 

这其实并没有理解所谓“分散知识”的本质。分散知识的困难之处不在于获取知识的成本，而在于需要利用这些知识的人并不知道其存在，或者将错误的知识当成了正确的知识。要发现这些知识，关键不是付出成本，而是行为人敏锐的观察，乃至创造性的想象。

伊斯雷尔·柯兹纳和他的书《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柯兹纳以“企业家精神”来描述这种发现行为的本质。可以说，这是从米塞斯“人的行为”中抽取出来的一个概念。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行为，这既包括发现行为也包括资源配置行为。这容易让读者特别是主流经济学者困扰，不能把握米塞斯思想的精华。因此，柯兹纳特别强调，“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他把所有能纳入主流经济学均衡模型的人的行为都从企业家精神中剔除掉了，尤其是资源配置行为。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行为，绝对不是在信息已知的情况下的资源配置行为。 

柯兹纳以这种方式建立概念，从根本上排除了主流经济学将之纳入均衡模型，因此，主流经济学对哈耶克的误解由此也可以得到澄清。必须将市场理解为一种过程，一种发现知识的过程，市场主体分散且能动的发现过程，才能解释市场是怎样解决分散知识问题的。而唯有市场才可能有这种过程，也就是说，唯有通过市场才能利用社会中分散的知识，才能实现供求协调，不断趋于均衡。 

米塞斯、哈耶克和柯兹纳，跨越大半个世纪，薪火相传，孜孜以求的就是证明本讲所说的第二点“只有市场经济才有趋于均衡或趋于协调的能力”。柯兹纳的这本《竞争与企业家精神》，算是比较清晰地建立了分析框架。我不是说，本书的理论已经完美无缺，但柯兹纳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主流经济学大体上也能够理解他的洞见，不像对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样有诸多误解。所以柯兹纳能够由此奠定其学术地位。

风灵，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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