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教授的“经济学原理”课堂

无论哪个社会，接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提升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其中引用的一个例子是考入北大、清华这些顶级大学的农村孩子越来越少。

出于好奇，我最近在我的“经济学原理”课程上对学生的家庭背景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不到10%，但超过80%的学生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出生于农村，并且，75%受到高等教育。我由此得出“农门二级跳”的结论：对农村出生的人来说，第一步是自己上大学，无论是什么样的大学；只要自己上了大学，他们的二代就有希望像城市出生的父母的孩子一样考入北大、清华等顶级高等学校。

我的“经济学原理”是面向本科生的通选课，选课的学生既有北大本校的，也有其他大学的。今年正式选课的学生299人（收回完整有效问卷289份），其中172位是北大正规录取的本科学（完整有效问卷168份），大部分正在读大二和大三（极少数是大一和大四学生），另外127人是来自清华、人大等院校选修北大经济学双学位的学生、代培生和注册的旁听生（完整有效问卷分别是70份、40份和5份，共121份）。289人的全样本和168人的北大样本的结论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考入清华、人大的难度与北大一样大。下面报告的主要是168位北大学生的调查结果。这168位北大学生的专业背景几乎囊括了北大所有院系，因此，我有信心认为，调查结论大致反映了北大学生的总体情况，即使有偏差，也不会太大。

168位北大本科学生中，本人出生于地级及以上城市的109人，占65.88%；出生在县城的43人，占25.59%；两项合计152人，占总数的90.48%；出生于农村的16人，占9.52%。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确实比较低，大大低于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19年39.4%），这当然与农村教育的相对落后有关。但县城出生的学生比例（25.59%）远大于县城人口比例（2017年大约为11%），说明县城的初中等教育还是不错的（也可能因为许多县城出生的孩子去大城市读初高中）。

对比一下：在包括121位非北大正式录取学生的289个全部样本中，本人出生于地级及以上城市的194人，占67.12%；出生在县城的71人，占24.56%；两项合计265人，占总数的91.7%；出生于农村的24人，总8.3%。农村出生的学生比例略低于北大。

168位北大学生中，其父亲出生于城市的46人，占27.38%，出生于农村的122人，占72.61%；其母亲出生于城市的47人，占27.97%,出生于农村的121人，占72.02%。进一步，父母亲双方均出生于城市的30人，占17.85%；父母均出生于农村的107人，占62.5%；父亲出生于城市母亲出生于农村的16人，占9.52%；父亲出生于农村母亲出生于城市的17人，占10.12%。就是说，父母至少有一方出生于农村的有138人，占总数的82.15%。

在152位本人出生于城市的大学生中，其父母双方均出生于农村的89人，占58.55%；父亲出生于农村母亲出生于城市的17人，占11.18%；父亲出生于城市母亲出生于农村的16人，占10.53%；父母双方均出生于城市的30人，占19.74%。就是说，来自城市的学生其父母至少一方出生于农村的超过80%，父母双方均出生于城市的不到20%。

168名学生中，其父亲上过大学的117人，占69.64%，没有上过大学的51人，占30.36%；母亲上过大学的109人，占64.88%，没有上过大学的59人，占35.12%；父母中至少一方上过大学的126人，占75%；父母双方均上过大学的100人，占59.5%。

在其父亲上过大学的117人中，父亲最高学历为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分别是23人（占20%）、60人（占51%）、26人（占22%）和8人（占7%）。在其母亲上过大学的109人中，母亲最高学历为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分别是34人（占31%）、50人（占46%）、22人（占20%）和3人（占3%）。

在152位出生于城市的大学生中，其父亲和母亲上过大学的分别为114人和106人，占比分别为75%和70%；其父亲和母亲没有上过大学的分别为38人和46人，占比分别为25%和30%；父母中至少一方上过大学的123人，占80.9%；父母亲均上过大学的97人，占63.8%。

在106位本人出生于城市父亲出生于农村的学生中，其父亲上过大学的有75人，占71%，没有上过大学的31人，占29%。在105位本人出生于城市母亲出生于农村的学生中，其母亲上过大学的67人，占64%，没有上过大学的38人，占36%。

在89位本人出生于城市父母双方都出生于农村的学生中，父母双方都上过大学的48人，占54%；父母中一方上过大学的16人，占18%；父母双方都没有上过大学的25人，占28%。

在46位本人出生于城市父亲也出生于城市的学生中，其父亲上过大学的39人，占85%，没有上过大学的7人，占15%。在47位本人出生于城市母亲也出生于城市的学生中，母亲上过大学的39人，占83%，没有上过大学的8人，占17%。

在30位本人出生于城市父母双方也都出生于城市的学生中，父母双方都上过大学的24人，占80%；父母中一人上过大学的3人，占10%；父母双方均没有上过大学的3人，占10%。

16位农村出生的学生父母都在农村，其中有2人的父母双方都读过专科，1人的父亲读过专科、母亲读过本科，其他13人的父母都没有受到高等教育。 

上述调查的基本结论是：农村出生的孩子现在上北大的希望很小；但如果农村人有机会上普通大学，把自己变成城市人，那么，他们的儿女上北大的机会就不会比原本就是城市人的儿女上北大的机会小。现在在校大学生的父辈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时处于上大学的年龄，当时高校还没有大规模扩招，大学的录取名额从1990年的60.9万逐步上升到1997年的100万，其中至少2/3的学生来自农村（在我们的样本中，读过大学的父母共226人，其中出生于城市的78人，占34.5%，出生于农村的148人，占65.5%）。按我们的样本推算，今天的北大在校生中，有57.7%是这些当年农村大学生的孩子（父母中至少一方来自农村且读过大学），另有24.4%是当年农村非大学生的孩子（父母中至少一方来自农村且没有读过大学）。考虑到当年农村青年能进大学的比例很低（同龄人上大学比例低于5%），与没读过大学的农村青年相比，读过大学的农村青年其孩子上北大的概率要高得多。

这个结论的一般含义是：社会流动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农村人从“农门”跳到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顶级学校，可能需要通过两个台阶（两代人），甚至多个台阶，而非一步跨越。调查数据还显示，46位其父亲出生于城市的北大学生中，31位的爷爷出生于农村（占2/3强），只有15位的爷爷出生于城市（占不足1/3）。这意味着152位来自城市的北大学生中，137人（占90%）的爷爷是或曾经是农村人。这也不奇怪，城里人都是农村人的后裔。

我1977年参加高考时，我们吴堡县全县总共31人考上大学（包括专科），其中一人考上了北京大学地质系，成为轰动全县的新闻，但之后几十年，我再没有听说过我们县有直接考上北大的。好在我们县现在每年有600多人考上大学。过去大学生是很稀罕的，现在每个村都出了不少大学生，尽管大部分上的是二本和专科，毕业后找工作不易。在我看来，10个农村人上普通大学比1个农村人上北大更有利于人口的垂直流动和社会公平。

我在主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作期间，曾招过一个青年教师，他出生于河南农村，在河南本地读了一个普通大学，后来到香港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但第一次把材料报到学校人事部门时被否决了，理由是他的本科学校不怎么样。但我坚持不懈，终于说服了人事部门，这个人后来还是被招进北大，现在成了所在学科的中坚力量。

我本人出生于农村，父母都没有读过书，当年考大学时是不可能考上北大的。我上了西北大学，后来有机会去牛津大学读博士，1994年回国后到北大当了老师。我的例子可以说是中国这几十年变化的缩影。就我所知，农村出生没有机会当北大学生但后来却当了北大老师的人，还不少呢！

2021年11月29日

观念的奠基者：九位西方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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