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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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1月20日下午，辛庄企业家精神大课堂第二次公开课程在北京举办。辛庄课堂学术导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做了《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美关系》的主题分享。

王教授从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入手，梳理了世界各国政治发展存在的问题，从发展失衡、身份政治、民粹与民族主义、强人政治、生态环境、地缘政治、技术创新、新冠疫情等维度阐述了世界政治发生的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随后，王教授对美国身份政治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美国面临身份政治的巨大挑战，美国政治还受到财富集中、贫富分化和全球化的强烈冲击；王教授还指出，中美关系事关“两个秩序”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秩序和美国试图主导的国际秩序。最后，王教授对中美两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

本文是王缉思教授课堂内容的整理，经过王教授审阅定稿。

非常感谢黄怒波老师的介绍，非常感谢张维迎老师的邀请。我对辛庄课堂向往已久，非常高兴跟大家交流。今天我的分享思路是，先讲世界政治趋势，再讲美国政治及其核心问题身份政治，最后讲中美关系。

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

从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到现在，中央决策部门还在坚持这个提法，包括最近召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它不是过去时代的主题吗？我年轻的时候，确实不讲和平与发展，而是在讲战争与革命，在那个年代似乎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所关注的事情，从80年代至今已经过去几十年，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怎么理解？说明我们没有回到战争与革命的中心，还在关注和平与发展。但是除了这两大主题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主题呢？其实，没有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想和平与发展。世界上不仅有两大主题，还有许多其他主题。我在《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一书中提出五个目标，这些目标是相互关联的，也是相互冲突的。

第一，安全。和平主要指的是安全问题，有安全就有和平，没有一种“不和平”的安全，但存在“不安全”的和平。例如，新冠疫情形势严峻，我们感到不怎么安全，但是我们享有和平。与其说我们最关注和平，不如说最关注安全。和平不如安全更贴近现实。安全的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邓小平时代主要关注战争问题，现在还需在此基础上关注健康等生命安全问题、环境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几乎无所不包。

第二，财富。邓小平在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时候，其所指的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但现在我们面临的不仅是经济发展，还有社会发展，等等。

第三，信仰。世界上至少有60%以上的人是某个宗教的教徒，他们很虔诚。教堂、清真寺、神庙、佛教寺庙等遍布世界各地。

第四，公正。中国领导人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一个公正问题。

第五，自由。自由问题是人类永远解不开的一个问题，而且在自由的基础上产生了自由主义，但是却没有产生财富主义、安全主义、公正主义等等，自由很值得研究。

这五个目标之间会产生冲突，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说，叫“诸善冲突的悲剧感”。公正与自由存在矛盾，完全的自由可能会丧失公正或者平等。信仰与安全也有矛盾。有人甚至认为，有信仰可以不要安全，连命都可以不要。安全和财富也有矛盾，有人说现在新冠疫情形势严峻，有的人还在想赚钱，这怎么行呢？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没有钱人们能获得安全吗？所以还得赚点钱才行。

什么是好国家？我认为，能在五大目标上达到某种和谐就是“理想国”。国家既有安全，又有财富，人民不缺信仰或者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国家内部比较平等，人民享受相当大程度的自由。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认为，丹麦就是最好的国家。丹麦、日本等符合好国家的标准之一就在于，它们是单一民族国家，只有一个族群。丹麦的移民政策很严苛，而族群成分复杂的国家很难达到平等，也很难获得安全。我曾跟日本人一起探讨，为什么日本劳动力那么短缺却不吸收移民？他们的想法是宁可牺牲经济，也不要太多移民。也就是说，单一民族国家、单一族群国家容易实现上述五大目标，新加坡、瑞士是例外。绝大多数族群复杂的国家都很难达到五大目标的平衡，美国就是其中之一。

下面我讲讲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

第一，全球化以来，世界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全球范围内收入分配失衡。昨天我在线上参加创新经济论坛，参会者谈到全球范围收入失衡的问题。阿富汗前财政部长提到，现在阿富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500美元，这两年因疫情和内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打40%的折扣，只剩300美元。非洲一些国家不比阿富汗强多少，还有一些比较穷的国家不公开数字。欧洲国家很富有，如卢森堡达到人均10万美元，德国、英国、法国约为3-4万，美国为人均6万美元以上，日本达到4万美元。富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穷国高一百甚至两百倍，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

任何一个富国都有穷人，任何一个穷国都有富人。当然北欧的一些国家、日本等相对平衡一点，但总体上全世界财富分配失衡的程度，比世界上任何历史时期都严重。我国现在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实际上共同富裕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第二，由身份认同界定的政治斗争更加激烈。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讲阶级斗争，主要讲压迫阶级跟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基本不讲国内的民族斗争。但是，现在阶级矛盾已经更多地转化为族群之间的矛盾、教派之间的矛盾。我是谁，我是哪个教派的，我是哪个族群的等与此相关的政治斗争比过去厉害的多。

第三，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同时上升。民粹主义有“左”有“右”。委内瑞拉查韦斯就是左翼民粹主义的代表，即石油价格上涨的时候，实行医疗公费、教育公费等，石油价格下去以后，这个体系就撑不住了，“左”翼民粹主义失势。特朗普的一些做法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典型，另一个例子是2018年当选巴西总统的博索纳罗。他跟特朗普学的惟妙惟肖，觉得自己是“南美的特朗普”。博索纳罗说的让“巴西再次强大起来”与特朗普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实际上是一种民族主义表达。他们通过宣传“只有国家强大起来，才能给民众带来好处”，导致排外思想盛行。实际上，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在上升，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孪生兄弟。民粹主义跟民族主义同时上升是世界性的现象。

第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上升需要强大的领袖，因为没有强大的领袖就不能把自己的国家提升到世界或者地区性的高度。强人政治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全世界强人政治都在回潮。比如，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俄罗斯的普京、印度的莫迪都是很有权威的领导人，一些小国家也有各种各样的强人政治和威权主义。

冷战结束后，许多人认为世界开始走向民主和自由，走向资本主义，好像这是一种潮流。所以当时福山才写出《历史的终结》，当然他现在辩解说，the end of history中的end是一个“目标”的问题，不是“终结”的问题。实际上，他承认当时的判断有点过于乐观。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许多国家都走上多党制、民主化的道路，但是10年、20年以后，强人政治回来了，因为很多国家走遍民主化的道路后，发现走不通。强人有强人的好处，比如国内稳定，但是经济发展怎么样就要另说了。总之，我只是强调强人政治、威权主义回潮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今年暴徒冲击美国国会大厦，西方民主宪政遭遇危机，西方民主宪政是不是好东西成了疑问。很多人表示，美国还是民主的灯塔吗？东欧原来都想向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但最近几年以匈牙利欧尔班总理为代表的威权主义回来。确确实实整个世界都陷入政治混乱的局面，原来各国学习的榜样和民主灯塔，在很多国家丧失了原来的形象，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

第五，人口发展失衡和生态环境恶化。在南亚、拉丁美洲和中东，人口增长快，年轻人多，就业产生困难。前几年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曾说，她最关心移民和难民问题。从2015年至今欧洲的大规模难民危机一直没解决，情况非常严重。非洲的萨赫勒地区本来是有牧草的，现在寸草不生，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很多人都离开了。拉丁美洲也有许多移民往其他地方迁徙。孟加拉国也如此，因为水灾、旱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及人为问题，人们没法在本地生活，导致大量人口流动。各种因素叠加导致世界动乱。

第六，技术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创新也会产生很多不好的结果。比如，如果中东不搞技术创新，一直依赖石油天然气出口，就没有出路。很多中东的国家很着急，认为必须搞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创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国家本来年轻人多，技术创新可能会导致很多人失业。另外，现在国际上炒作中国的军事力量强大、技术先进，各国比谁的武器更厉害，谁的核武器威力更大，这都是技术创新造成的问题。

最后，新冠疫情加深了全球政治、经济的困境。新冠疫情对有些国家的冲击没有那么大，但对一些国家冲击很大，对穷人的打击比对富人的打击严重的多。同样是新冠疫情，有些医疗产业的日子更好过了，倒霉的更多是穷人，穷人和穷国根本不堪一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连在一起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进入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刚刚讲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其实就是讲美国的威胁上升了。世界政治在发生变化，我们正走向一个分裂的、混乱的、动荡的和难以预测的世界。世界的发展没有像冷战刚刚结束时我们想象的那样，走向繁荣、和平、稳定。对于年轻人来说，世界可能会更乱，需要多做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美国政治

下面就以美国为例，来说明身份政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200多年来凝聚美利坚民族（American nation）的不是肤色和族群，而是共同的价值观和推动社会不断前进、不断创新的“美国梦”，但现在美国梦破碎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新老移民之间很难包容，身份政治的争斗可能把美国带向困境甚至崩溃。只有理解身份政治才能真正理解整个世界，因为相同的身份，比如说阶级、国家、种族、民族、宗教等等是把人民组织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从美国独立开始，就存在一些导致冲突的因素，南北战争结束了奴隶制，但是黑人不满意，认为自己还在遭受种族歧视与不平等。美国人就这些问题争吵不休。特朗普认为，美国是白人基督徒的美国。特朗普信不信基督教另说，但是他高举这个旗帜。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批评特朗普的“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其实是白人第一，让白人再次强大起来。佩洛西的话多少有点道理。白人至上主义者想要保持美国白人、蛊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地位，但是美国现在已经变成多族群国家，文化多元主义兴盛，所以白人和少数族裔就产生争斗。

当今时代美国政治是身份问题。左派对构建经济平等的关注度减弱，不再太多地强调收入与分配平等的问题，而是提出不同族群、妇女、性取向不同的人、移民和难民等应该享受平等。左派推崇的这些问题不是阶级的问题，而是把它变成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问题。然而，右派把它的核心使命定义为国家和民族振兴，让美国再次伟大，对传统民族身份爱国式的维护，弘扬传统文化和宗教，突出本土身份，抵制移民和难民。这是一种政治正确，是一种或明或暗的种族主义，在特朗普上台后兴盛起来。族裔矛盾与性别、性取向、堕胎、环保、气候变化、移民、宗教等问题搅合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复杂。另一种政治正确是多元主义。特朗普时期，民族主义上升，开始压倒多元文化主义。这两群人、两种思想、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思潮之间产生冲突，不知道是谁赢谁输。身份政治的问题和收入分配的问题是相互交织的。美国有一部电影叫做《利刃出鞘》，反映的是新移民和老移民、有色人种和白人之间的矛盾。其实有色人种的新移民在美国是最穷的，因为身份、语言和工作技能的原因，只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美国2018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拉美裔人口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族群，已经超过黑人。黑人大概占总人口的12%左右，而拉美裔人口已经占到16%，而且在10年内增长了43%。美国4360万的贫困人口基本上以黑人和拉丁裔为主。

2018年美国拥有4540万外国出生的居民，占全体居民约1/7。也就是说，1/7的美国人实际上是在外国出生并移民到美国的人。这里有1/3来自亚洲，10%来自欧洲且多数来自中欧，欧洲移民比其他移民的平均年龄大，文化水平也比其他人高。亚裔总人口已达2140万，占美国人口的6%，其中华裔超过500万人，有220万在中国出生的人居住在美国，还有100万人左右在美国是没有美国国籍的。

今年3月16日，一个美国男性青年杀害了6名亚裔女性，亚特兰大民众上街，要求停止对亚裔的攻击，很多地方都进行抗议集会。2020年纽约市报告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比2019年增加了833%。负责收集去年数据的一个组织接到过3800多起针对亚裔和太平洋岛民的仇恨事件报告，而报告者68%都是女性，对亚裔的侵犯更多是对女性的侵犯。亚裔美国人成为人数增长最快的种族群体，但是他们缺乏政治和文化上的凝聚力。

经过60年代的黑人解放运动，非裔美国人大规模从南方移民到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大城市的工厂和企业。他们一开始工作挺好，后来由于钢铁产业不景气，工厂倒闭，美国人说中国人把他们的饭碗抢走了。这些传统工业部门消失和衰落后，黑人失业率增加，犯罪率跟着上升，吸毒、单亲家庭、无家可归等等问题产生，黑人犯罪率高是有社会原因的。

关于美国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会减少劳动力的需求。技术创新带来全球化，全球化又带来人口的移动，例如亚裔、拉丁美洲裔到美国找工作，本土美国人觉得饭碗被抢，把自己的问题说成是外来人口造成的问题。此外，在美国市场，衣服、鞋子、袜子、玩具都是在中国、柬埔寨、菲律宾、孟加拉国、越南等地生产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大批进入美国市场，美国人认为他们的饭碗被外国人抢走了。随着毒品大量进入白人的社区，从2013年-2014年，美国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下降，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白人工人阶级儿童的比例从2000年的22%上升到2017年的36%，单亲家庭越来越多，犯罪率随之升高。

60年代美国黑人争取民权运动

如果强调种族平等，优待黑人，就会引起白人的反感。特朗普利用这种现象，煽动民粹主义，非常得人心。特朗普使白人民族主义从边缘就走向主流位置。白人种族主义者抱怨，多元文化主义重视黑人、妇女、同性恋、其他宗教教徒的权利，但是没人尊重美国传统白人、男人和老人的权利。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他们才是受到伤害的人，他们的处境和困难被很多人忽视了。现在“左”派和“右”派都在打身份政治这张牌。在美国，炒作这样的问题才能赢得选民的支持。

经济增长只让一部分人受益，或者只让华尔街的人受益，经济增长没有给穷人带来什么实际利益，所以他们对经济增长的问题不是那么关注。所以福山强调，身份政治突起颠覆了一种长期以来的传统，即认为政治斗争是经济冲突的反映。尽管物质性的个人利益很重要，但人类也会受到其它力量的驱动。这些力量更能解释如今的状态，即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都凭着这样一种观念动员支持者，强调某一个族群的“尊严”被冒犯了，必须恢复这种“尊严”。在强调国家尊严被冒犯的基础上就会产生民族主义。

受屈辱的愤恨在西方国家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大学校园及办公室，女性对普遍存在的性骚扰、性侵犯感到愤怒，她们认为没有受到男性的平等对待。变性人争取权利也引起一时的轰动。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由对物质资源的欲望驱动，对人类行为的这种理解深深的植根于西方的政治思想，构成了大部分当代社会的科学基础，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经济是第一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但福山说这一理解忽略了古典政治家们发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对尊严的渴望和对精神的追求。福山认为，现在世界正同时走向彼此对立的超中心乌托邦和不计其数的碎片。比如，有的国家正在建立巨大独裁政权，政府会收集每个公民日常交易的个人数据。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央机构正在崩溃，失败国家正在加剧两极化，对共同目标的共识越来越难以形成，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促成一些自给自足的社区，他们不是被物理壁垒隔绝，而是被不同身份隔离开来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网络上，你可以感知到，不高兴就退群，和志同道合的人才能聚到一起；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许多家庭分裂、夫妻离婚因政治问题产生。

现在美国有两种主流的思想倾向，一种是民族主义，强调美国第一、美国主权、种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保守主义。他们用哈耶克的话发问：“你是要公平的贫穷，还是要自由的不平等？”对这些人来说，当然应该要自由的不平等，不要公平的贫穷，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应优于社会福利，提倡法律和秩序。他们还强调白人蛊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这是共和党主流的思想倾向。另一种是今天民主党的主流思想倾向，即人权高于主权，族群平等，优先照顾弱势群体，平等和自由同等重要，甚至平等比自由更重要，提倡多元文化。这种思想反映到外交政策上，就是拜登说的多元主义、多边主义等等。

在美国社会，这两种倾向的分野十分明显，相互之间难以妥协。美国政治到底往哪个方向发展？很多人很担心共和党正在变成白人政党，民主党正在成为代表少数群体的政党。几十年前，民主党和共和党不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划分的，而是按照阶级来分的，共和党更多代表富人的利益，民主党代表穷人的利益。但现在变了，共和党未必代表富人的利益，而是代表白人的利益；民主党未必代表穷人的利益，而是代表少数族群利益，但少数族群加起来就不算少数了。在这个基础上能实现美国的共和与民主吗？很难说这是美国民主的初衷。美国民主党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是继续打身份政治牌，还是争取迎回一些白人工人阶级的选民。

“全球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急剧变化使社会变得更多元化，产生了对原本被主流忽视的群体予以承认的要求，这些要求引起了其他群体的激烈反应。民主社会正断裂成按照日益狭窄的身份划分的碎片，这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展开商议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构成威胁，这条路只会导致国家崩溃，以失败告终。如果这些自由民主制国家不能回归于对人类尊严更普遍的理解，它们将会使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陷入无穷无尽冲突的厄运。”福山说的是美国，其实讲的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总的来说，美国面临身份政治的巨大挑战。今天美国政治受到财富集中、贫富分化和全球化的强烈冲击，美国开始走向分裂、极化、碎片化。

中美关系

第一，中美关系主要是两个秩序的问题。

中国主要关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最重要的是美国要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秩序是正当、合法、合理的。美国认为，中国必须承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正当、合理、合法的。

冷战结束至2017年以前，中美关系基本上发展不错。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美国总统都讲的一句话是：“一个强大的、稳定的、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也就是说，美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稳定的、繁荣的中国，但是现在的美国总统不这么表态了。

我们在十五大以前一直讲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后来就不再提建立新秩序，而是强调维护现存秩序。在2015年前后，我们反复讲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但最近好像不怎么提了。因为美国突破了对中国国内秩序的承认，特朗普政府讲“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在背后直接攻击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看待，其意思是只有推翻共产党，中美关系才能好起来。至此，两个秩序都产生了问题，双方的共识没有了。

中国对美战略思想其实从1949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那就是认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中方认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最终目标想要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推翻新中国。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出兵朝鲜，10月27日中央发了一个党内文件，主要意思就是美帝国主义是最凶狠的敌人，是世界民主最大的敌人，然后中国应掀起一场反对“亲美、恐美、崇美”的运动。抗美援朝的同时，“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在国内进行。直到现在我们还是高举旗帜，反对美国人所提倡的价值观。以前说的和平演变与冷战以后常用的茉莉花革命、玫瑰花革命、颜色革命等词语说的是一回事。中国这些年来一直警惕美国的政治影响，认为美国想要颠覆、破坏中国的国内秩序。

中国对美政策有两个主要考虑。一方面反对美国的颠覆、渗透、分裂。另一方面美国还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技术先进，中国需要向美国学习有用的东西，要利用与美国的合作来发展自己。

我认为，中美关系进入长期竞争共存的阶段，竞争为主，合作为辅。斗争时起时伏，目前处在僵持阶段。11月16日的中美元首视频会议很重要，各自表明了立场，画了一条底线，也定了一条基调，就是双方不打仗。美国说他们不想发生冲突，中国说“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不冲突、不对抗”是一贯的方针。

中共二十大之前，中美有希望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但是双边关系不会明显改善，因为底线摆在这里——我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我。我曾经和美国朋友李侃如写过《中美战略互疑》的报告，其实要想在中美之间达到相互信任，可以说是天方夜谭。所以中美战略互疑不是个真问题，真问题是双方都互相不喜欢的前提下还得共事，因为打架都对双方不好。我觉得，现在双方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相互信任是不可能的，但还要提出口号，避免相互对抗。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不会发生战略对抗，也就是说不会打仗，既不会打仗常规战争，也不会打核战争。有人总问什么时候武统台湾？要不要打仗？我觉得中国如果不想打仗就打不起来，美国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中美两方都不想打仗的话，怎么就能打起来呢？当然双方之间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双方都不想打仗，就会想办法止住擦枪走火事件的发生。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一些人觉得美国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总比不说好。其实，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我们说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两码事。“一个中国”原则指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说的“一个中国”政策指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承认中国有这么一个立场，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中国很多人把它理解为，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把“中国的立场”这一部分抹掉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在“切香肠”。

第二，技术竞争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双边关系的未来。高技术领域的非常规战争（如网络战）可能比常规战争、核战争更难想象，破坏性很强。双方在技术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美国对中国进行高技术的封锁，但未来我们还是需要购买美国的半导体、芯片、民用航空设备等。国产大飞机C919代替不了空客和波音，波音公司也希望中国继续购买其产品。此外，科技交流、人文交流，包括中国在美留学生问题怎么处理，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双边贸易投资关系会慢慢复苏，但是不会马上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关税对拜登来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但是如果马上把关税减下来，会被特朗普一派的人指责。其实这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矛盾的问题，双方显然都想在经济方面恢复常态，但都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甚至一部分中国人也不希望中美关系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而是认为不能依赖美国，应该多元化。我觉得双方将来会克服这种政治阻力。

第四，拜登时期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有三个基本点。第一点是加强美国国内经济，把自己国内事情搞好，这与特朗普时期不同。第二点是加强国际协调，协同伙伴、盟国一起跟中国作对。第三点是盼着中国不行，经济上不去，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犯战略性错误。

中美关系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中国。1949年中美关系发生变化，原因在于中国变了。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美关系就变了。这些年来中国变得更好，引起美国人忌妒和愤怒，中美关系也就变了。不是中国变坏了，而是中国变强大了，同时国内对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强调增多了，引起了美国的警惕，然后就反映在中美关系上了。当然也不能否认美国国内政治在中美关系上的投射。

最后我想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中国在想美国是敌人吗？美国也在想中国是敌人吗？拜登政府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rival），不是敌人（enemy），表明在美国眼中，中国和苏联是不一样的。美国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过去美国领导人说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稳定的、繁荣的中国，希望中国发生变化。中国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美国呢？一个日益衰落、内部极化越来越严重、种族冲突越来越加剧的美国吗？我们所说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美国吗？我们希望建设什么样的中美关系？现在是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怎样从现在的中美关系变成我们所希望的中美关系？或者说我们所希望的中美关系会产生什么吗？如果不能，就应该发展更现实的中美关系。这些可以通过具体工作做到。既然我们是主动的一方或者说是起更大作用的一方，我们最主要的精力应该是想想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使双方关系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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