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想就实现“双碳”目标起步阶段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和大家做一些交流和讨论。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提出后，国内外影响很大。应该说，这并不是别人让我们转、让我们提出这个目标，而是我们自己从中国国内经济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需求出发，决定必须转，并分步骤实现这个目标。

这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深刻和长远的影响。简单概括就是：“双碳”计划将会带来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一场配套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一次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理念和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

但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起步阶段，也出现了一些情况。比如最近大家关注比较多的煤荒、电荒、拉闸限电。我们既要关注“双碳”计划对短期经济的影响，更要着眼长远，把一些认识问题理顺，把大的思路以及看问题的方法、方向理清楚。从这个角度出发，简单的说一下节能、减碳和能源安全这三个概念，它们各自的特点和相互关系。

节能是个老话题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节能实际上是一个降低成本的概念——就是节约能源，正像节约原材料、节约机器设备开支、降低人工成本、降低各种财务成本一样。因为，在相同的收益情况下，如果成本低，那么利润相对就比较高。

当然，节能其实还有一个相对成本的概念：比如说成本降低、收益不变，那利润是增加的；另一种情况是，能耗不变、甚至有所增加，但收益更高，那最后对企业来讲，利润还可以增加。像这种决策，每个企业都不一样，甚至一个企业里面不同时间、不同产品情况，都是千变万化。这就需要微观层面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如果要搞出一个宏观的——比如说能耗方面非常精确的数字、实物量的数字，难度是相当大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节能其实主要还是要通过市场、通过价格来起一个调节的作用。当然，宏观上也可以有一些引导性、预期性的指标。但要搞一个宏观的非常精确的数量监控、控制指标，难度是比较大的。

而减碳其实也是一个宏观数量指标——宏观上必须要搞这么一个指标。比如，现在讲碳达峰、碳中和，每年能减多少，都是要算账的，那一定是要有一个数量指标。当然，这个数量指标宏观上确定以后，也可以拍卖——这就是通过碳市场来分配碳资源。

那么，能源安全是个什么概念呢？能源安全实际上是一个连续性的指标。

这个我们和节能比较一下：节能，我们可以定个计划，一个季度、一个年度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比如五年计划，应该节能到什么程度。而减碳的尺度更大——现在讲的是，到2050年，全球气温能不能控制在1.5或2度之内，是从这个尺度上来考虑指标问题的。但从能源来讲，能源供应是在非常小的尺度上——可以是分和秒，一定要保持连续供应，不能中断；中断以后就要出很大问题。这就是能源安全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指标，各有特点，但它们之间又是有关系的。从这个角度，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减碳不能单打一，而应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雾、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

因为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的区别——发达国家工业化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进入了服务业为主的阶段，常规污染问题基本解决了，生态环境总体上比较好，经济增长速度也上不去了，他们面临的主要就是减碳的问题；但我们中国情况不一样——环境污染问题真正的拐点还没到来，生态破坏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更重要的是，我们仍然有必要也有可能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更具体的讲，就是中速增长，还可以保持十年左右。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再减碳。所以，这几个方面其实都很重要，都要抓，而且都要硬，不可偏废。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降碳、减雾、增绿、增长的协同机制。

二、减碳不能是运动式的。应该明确，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是要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的技术，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降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和供给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求秩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的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很可能适得其反。

通常我们讲，破旧立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应该是新的不来旧的不能去——这个也就是中央强调的“先立后破”。所以，着眼点还是重点放在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力上，在确保产业供给安全、能源供给安全的前提之下，平稳的实现绿色转型。

三、减碳指标不能错位。其实我刚才讲四个关系问题，其实已经讲到了这个问题，讲的就是其中内在的逻辑。再具体一点讲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用实物的数量指标——比如某个行业的产量、生产领域中包括能耗在内的投入品的数量，作为（或者实际上成为）宏观考核和监管的指标，很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出现“摁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况。所以，我们应该少用、慎用行政性办法，多用经济性、市场性的办法减碳。比如，放开煤电价格的办法，就更有利于企业具有内在的节能减排动力。

刚才我讲了“什么事情不能做”，那什么事情应该作为现在的重点去抓？

我想，特别是在实现“双碳”目标起步期，可能还是要做一些对我们绿色转型属于打基础、立长远，现在必须要做、做完了以后可能非常被动的这么一些事情。这里面重点是两个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再一个是制度创新。

关于技术创新，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这里讲一下制度创新。

关于制度创新，首先还是要提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决定性作用”，那么从我们绿色发展来讲，市场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它能不能起作用？起比较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说前些年绿色转型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还是配角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还不是那么突出；现在“双碳”目标确定以后、中国事实上已经进入一个全面的绿色转型的时候，我们应该而且也必须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而且要起决定性作用。当然，这个目标定下来以后，客观的讲，目前还不具备条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市场不起作用，我们现在有些工作做起来其实是有难度的。

这里边我就讲一个情况：现在“碳”的价格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实际上差异是比较大的。现在碳资源其实在持续减少，怎么能够高效的利用碳资源？这里边要提一个碳的生产率概念——碳越来越少，那同样多的碳，谁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当然是社会需要的产品）、有更多的产出，谁就应该有比较多的碳资源。

但我们现在实际上还是按行业和地区来确定减碳目标、分配碳资源。这是不是按照碳生产率的标准来进行分配？碳生产率高的地方，是不是它得到的碳资源就比较多；碳生产率比较低的地方，是不是相对就分配的碳资源比较少？现在看来，很多地方不一定是这个情况。

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我们既不能解决效率问题，也不能解决公平问题。所以，还是要市场起作用，有一个正确的碳价格制定机制。那么，这就涉及到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需要讲的事情很多，我以为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建立碳账户。除此之外，还有生态账户，以及在碳账户、生态账户基础之上的绿色责任账户。

但是要建这些账户，首先要做好绿色的核算——包括碳的核算和生态核算。这件事情很重要很紧迫，但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没有充分的意识到，还是我们一个大的短板。所以，我们对这件事还是要引起足够的关注。  

在碳核算、生态核算的基础之上，要建立起碳账户和生态账户，然后再形成绿色责任账户——包括我刚才讲过的“四位一体”，也就是碳减排、常规污染物的治理、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这些要素在内的各级政府（包括国家、省、市、区不同层面的政府）、各类企业和每个人在内，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产权和责任落实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就会很清洁。 

这里边我还想特别强调地方的创新，给他更大的自主创新的空间，一方面做一些“规定动作”，另一方面再做一些“自选动作”，调动各地创新的积极性，把我国“双碳”目标通过碳账户、通过积极的探索，能够真正的落实到地、落实到位，推动绿色转型扎实有效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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